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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月
出品 | 騰訊新聞 穀雨工作 室
缺席的證人
在 Zhiting S. 案持續三個多月的 11 次庭審中，法庭始終沒有等到北京部分案件中的被害人，也是他的未婚妻出庭作證。
今年 4 月的一次庭審中， Zhiting S. 像往常一樣戴着醫用口罩，出現在被告席。這一天，他的未婚妻原定出庭。她倘若出庭，或許可以證明，對於那些由自己的未婚夫所主導的、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性侵犯，她是毫不知情的；也或許，她可以替 Zhiting S. 證明，如他所說，這所有的行爲，都是她知情同意的。
然而，她並沒有出現。在庭審休庭期間，法官打通了她的電話。電話結束之後，法官表示，她不會出庭作證了，她使用了她作爲未婚妻的權利。在德國刑事程序中，未婚妻 / 未婚夫可以拒絕作爲證人陳述。德國刑事訴訟不強迫在親密關係中的人陷入一種要麼背叛自己的伴侶，要麼在法庭上說謊的兩難境地。
法庭通常會覈實這層關係。在庭審的過程中，法庭表示，她依然是 Zhiting S. 的未婚妻，所以她得到了保持沉默的權利。
Zhiting S. 是近期在國內外引發巨大關注的德國華人迷姦案罪犯之一。這起迷姦案的核心成員有 8 人，其中 7 名是華人男性，他們在一個名爲“德國老司機駕校”的加密聊天軟件羣組中討論下藥迷姦的手法，分享侵犯女性的影像。其中張大鵬、蔣中懿、 Tong Z. 已被定罪，最高刑期 14 年，另有一人在美國被起訴，一人自殺，還有 2 人身份尚未得到確認。
不過未婚妻的缺席也不意味着法庭無法追述 Zhiting S. 的罪責。
1993 年出生於江蘇的 Zhiting S. ，案發時在德國夏裏特醫學院（ Charit é）工作並攻讀博士學位。檢方的指控主要分爲兩部分：其一，他作爲八人 Telegram 羣組“德國老司機駕校”的成員，利用醫學知識，爲另案被告張大鵬實施強姦和危險傷害提供幫助；其二，他被指控在北京實施五起性暴力行爲，其中兩起有多人蔘與，另被控持有兒童色情內容。
北京部分案件中的證據主要來自 Zhiting S. 自己拍攝的視頻。
我曾五次到柏林地方法院旁聽 Zhiting S. 的庭審。在最後一次庭審中，法官描述了 2020 年夏天的一個犯案場景： 在北京的一個房間裏，或許是在一家酒店。 Zhiting S. 的未婚妻躺在牀上，她的頭歪向一側，雙目緊閉，手臂無力地下垂。在她的頸部，還帶着一個頸託。法庭推測，這或許是爲了防止在不受控制的動作中，她可能受到的傷害。 在房間中，除了 Zhiting S. 之外，還有兩名男性。
受害人戴着頸託、三人協同行動。法官認爲，這足以表明，這些行爲並非一時起意，而是經過事先策劃。警方從 Zhiting S. 的電子設備中還發現了更多視頻。法院最終認定，相關行爲尚未達到法律意義上的侵入，因而不構成強姦，而被認定爲情節嚴重的性脅迫。
Zhiting S. 供述稱，這些行爲得到了未婚妻的同意。他還提到，兩人明確約定婚前不發生性交。
然而，警方在他的資料中發現了一份寫於 2022 年的“招募令”。在其中，他把未婚妻像商品一樣“貼”出來，招募他人對她實施性侵犯。文件同時寫明，其他人不能與她發生性交，因爲兩人約定婚前不發生性行爲；一切必須保密，絕不能讓她知道。
法庭據此認定，“未婚妻知情同意”的供述無法成立。如果這些行爲確實經過她同意，便沒有保密的必要。
“這意味着她對您、對這段關係懷有一種難以置信的信任，一種您並不配、也從未配得過的信任。”在 7 月 8 日的庭審宣判時，主審法官 Thilo Bartl 對 Zhiting S. 說。 7 月 8 日這一天，可容納約 30 人的法庭座無虛席。滿頭銀髮、身着黑色法袍的 Bartl 法官宣佈， Zhiting S. 因協助強姦和三起情節嚴重的性脅迫，被判處總計五年監禁。判決當時尚未生效，辯方可在一週內提出複審申請（ Revision ）。
Zhiting S.庭審現場， 圖源孫謙
在我旁聽庭審的大多數時候， Zhiting S. 的頭總是微微揚起，而法官說出五年刑期的時候，他低下了頭。
有許多人認爲，面對如此惡性的行爲，五年刑期過短。但是對於不少長期跟蹤庭審的人而言，這是一個讓人可以接受的結果，畢竟， Zhiting S. 在北京部分的案件沒有受害人出庭作證，並且辯護律師的一些辯護策略，比如中國媒體對於 Zhiting S. 的報道對他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也引起了法官的重視。
受害者作爲證人的缺席，也成爲輿論的焦點。
小紅書賬號“ DB 還我血汗錢”被網友稱作“ DB 姐”，從 4 月中旬開始，密集發佈庭審進展、被告背景及案件相關人物的相關資料，是關注這一案件的人們最常提到的社媒賬號之一。
在 Zhiting S. 判決結果出來後，“ DB 姐”發佈了這個結果，在評論區中有人留言，“受害人沒有出庭作證，缺乏最關鍵的證據”，因此 5 年是根據現有證據和情節可以作出的最高刑期了。
小紅書“DB姐 ”
在 5 月底時，“ DB 姐”就發佈過題爲《婚姻的枷鎖——她拒絕作證了》的帖子，帖子獲得近 8000 次點贊和 700 多條評論。有人把未婚妻的沉默稱爲“某種程度的幫兇”，有人猜測男方是否施壓或給予經濟補償，也有人呼籲：“勇敢一次，也許就是歷史的見證人。”另一些人則提醒，出庭意味着重新面對當時的影像、被告和擁擠的法庭，還可能使她和家人的信息被暴露。
Shunyu 是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 NetForHer 數字暴力項目研究顧問。該所長期關注女性權益，併爲遭受暴力的女性提供公益法律援助。
Shunyu 告訴我，中國社會對性暴力受害者所經歷的創傷，理解和討論仍然十分有限。性暴力創傷是一種結構性經驗：它不僅造成身心傷害，還會持續影響個人的生活、工作、經濟狀況、人際關係與社會參與，甚至改變一個人對未來、生命和世界的理解與信任。
研究顯示，發生在親密關係中的性暴力尤其可能動搖一個人的基本信念。當長期信任、親密相處的人突然成爲施暴者，受害者不僅要重新理解這個人和這段關係，也可能開始懷疑自己的判斷、經驗與價值，進而經歷更深層的自我認知崩塌。
“人們希望在這樣的案件中看到受害者站出來，卻大大低估了她們可能付出的代價。” Shunyu 說。
在社交媒體時代，一些性別暴力受害者發聲後，會長期承受身份曝光、造黃謠、辱罵、騷擾與威脅；網絡暴力還可能蔓延到家人、工作和現實生活。與這些風險相比，社會能夠提供的支持卻極爲有限。“在受害者難以快速、安全獲得支持的情況下，維權的代價會更大。”她 說。
“我做了所有能做的，爲什麼還要被指責呢？”
Shunyu 所描述的這些困境，周寧（化名）並不陌生。
作爲這張大鵬案件中的受害者，她曾親身經歷在向外界講述遭遇之後，一個人可能付出怎樣的代價。但即便如此，她還是決定再次站出來。今年 6 月，她在社交媒體上找到了我，希望講述自己的故事。
她想說的，不只是那個被下藥的夜晚，也不只是後來與施暴者對簿公堂的艱難。對她而言，來自施暴者一人的侵犯並不是傷害的終點。此後，她的個人信息和照片在網絡上傳播，陌生人的猜測、指責和惡意接踵而來，給她帶來了更持久的傷害。
因此，再次重溫這段經歷，對周寧來說並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儘管周寧已經在不同的場合，講起過 2022 年夏天的那個夜晚。
最艱難的一次是在 2025 年秋天，周寧作爲證人，出席了張大鵬在法蘭克福的庭審。
周寧在走進法庭的時候，最先看到的，並不是張大鵬。法庭裏出席的人數，遠比她想象的要多。 她此前一直以爲，涉及性侵的案件是不會公開審理的。
在她的記憶中，那是一間不算寬敞的法庭，幾乎坐滿了人，但除去她和張大鵬外，幾乎沒有華人面孔。她的一側坐着檢察官和其他訴訟參與人，前後大約兩排；正前方是法官和參與審判的人員；另一側則坐着張大鵬和他的律師。
周寧的位置在法庭中央。對面的法官開始就那一晚的經歷向她提問，她一一作答。在一些瞬間，她甚至產生了一種錯覺：坐在這裏接受審判的人，彷彿是她。
周寧告訴我，在庭審中，她很少看向張大鵬。僅有的幾次，她將目光投向被告席，他都面無表情。她無法從他的神態中判斷，他是否感到緊張、愧疚，或者有任何情緒波動。
在某個時刻，她一度哽咽。
她原本以爲，這些已經向警察講述過很多遍的故事，她可以平靜地再講一遍。可當她真正坐在法庭上，一句句還原當時的經過，那些複雜的情緒還是失去了控制。
對於那個夜晚，她依然感到後怕，也感到無力。
2022 年夏天，周寧、她當時的男朋友（現在兩人已經結婚）與張大鵬是同事，在德國 X 市工作。在公司裏，張大鵬給人的印象是一個“有禮貌”且“樂於助人”的人。他平日待人得體，從法蘭克福來到 X 市時，也不時會帶一些妻子做的甜品給大家品嚐。
張大鵬的社交媒體頁面，圖源網絡
當時，周寧剛剛搬家，新住處的燈具需要安裝。由於男友正在中國，她一個人住在 X 市，便在辦公室詢問是否有人可以幫忙。張大鵬提出可以幫忙，周寧又找了另外一名同事。
周寧說自己會負責點外賣，張大鵬則主動提出帶飲料。
三個人花了不少時間纔將燈具裝好。另一名男同事有事先行離開，臨走前還囑咐張大鵬，要把周寧送回她原來的住處。
周寧和張大鵬收拾完剩下的東西，準備離開時，張大鵬將最後一瓶果汁遞給了她。周寧注意到，果汁上已經插好了吸管。她當時還覺得，張大鵬很細心，也很紳士。“同樣的果汁，我們之前都喝過，我就沒有多想。”周寧說。
在送她回家的路上，他還遞給周寧一塊放在他車裏的巧克力，自己也喫了一塊。
到達住處後，張大鵬又說，自己的臨時住處沒有網絡，想借用周寧家的 Wi-Fi 下載一部電影。周寧覺得，對方剛剛幫了自己的忙，下載電影不過十分鐘，也不好拒絕，便讓他進了門。
周寧回到家後，又熱又渴，於是喝了一杯羽毛白——一種尚在發酵的新釀葡萄酒，通常酒精度數不高。她還給遠在中國的男友留言，說自己已經安全到家。
張大鵬坐在客廳下載電影，後來又說要下樓拿充電器。爲了防止周寧養的小貓跑出門，他提出拿着鑰匙，自己開門回來。
周寧只記得，他拿着充電器再次進門。
再往後，她的記憶便徹底中斷了。等她再次醒來時，人已經在另一位同事家中。
在此之後的記憶，都被藥物抹去了。
周寧曾很多次回想，張大鵬究竟是在什麼時候給她下了藥，自己又是在哪一個環節“粗心大意”了。
很長一段時間裏，她甚至無法確定，張大鵬是否真的給自己下過藥。
藥物輔助性侵案件與其他性侵案件的一個常見特徵，就在於受害者往往存在記憶空白。
德國反藥物性侵公益組織 KO e.V. —— Knockout – Kein Opfer ，意爲“拒做迷藥受害者”——的創始人 Nina Fuchs ，也曾經是藥物輔助性暴力的受害者，後來創立了這一組織。
Nina Fuchs 對我解釋說，當事人在醒來時，往往會陷入一種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的錯亂感，而這種狀態也會引發強烈的自我懷疑：是不是我只是喝得太多了？是不是這一切只是我臆想出來的？
這種不確定感，通常讓受害者難以尋求幫助或者報案。
事後，在同事和男友的幫助下，周寧才得以還原那一晚究竟發生了什麼。但對周寧來說，直到 2024 年 7 月，警方第一次找到她，並告訴她張大鵬還犯下了數起更加嚴重的案件時，她才真正確定，他當晚確實給自己下了藥。
根據後來法院的判決書，張大鵬在遞給周寧的最後一瓶果汁中，已經摻入了碾碎的三唑侖。
藥效發作後，周寧失去意識，倒在牀上。張大鵬隨後拿出手機，拍攝已經失去意識的她。但他不知道，周寧和男友爲了隨時查看家裏的貓，安裝了一臺攝像頭。
男友通過攝像頭看到周寧突然倒下，也看到張大鵬站在一旁拍攝。他先後聯繫張大鵬和同事 B 。張大鵬一度謊稱，自己已經離開。直到得知其他同事正準備趕來，他才匆忙離開周寧的住所。
此後，周寧的男友委託同事 B 報警。等 B 和警方趕到時，張大鵬已經不見蹤影。警察敲門無人回應，只能叫來消防隊開門。不久後，周寧已經能夠說話，但意識仍不清醒。她告訴警察，自己當晚喝過酒，但呼氣酒精檢測結果卻是 0.00 毫克每升。
這樣一個驚險慌亂的夜晚，周寧沒有任何記憶。
事後，周寧的男友詢問張大鵬爲何對她拍照。張大鵬在聊天消息中表示，是因爲周寧“看起來很可愛”。
周寧身上沒有明顯外傷。同事 B 也告訴警方，通過攝像頭沒有觀察到張大鵬實施了除拍照之外的其他行爲。判決書中寫道，警方因此放棄啓動偵查程序。
第二天，在同事妻子的陪同下，周寧到醫院接受尿液檢測。結果沒有檢出藥物成分，只顯示有酒精殘留，來自她前一晚喝下的羽毛白。
沒有藥物檢測結果，也沒有能夠證明進一步侵害已經發生的證據，周寧很難通過法律追究張大鵬的責任。
她和家人同時也擔心，一旦將事情公開，張大鵬可能會報復她。那時，她一直都是一個人居住。
最終，周寧、男友和同事 B 把這件事報告給了公司。公司隨後終止了與仍處於試用期的張大鵬的勞動關係。
即使無法在法律上制裁張大鵬，周寧還是希望儘可能警示身邊的朋友。
她提醒當時公司裏所有的女性員工，要儘量遠離張大鵬。她還把自己的遭遇，以及監控中拍到的照片，發到了一個只有七名女生的小羣裏。羣裏有人住在法蘭克福，也有人即將前往那裏工作。
周寧覺得，自己已經做了所有能夠做的事情。
可她沒想到，兩年後，張大鵬被逮捕，她卻會因此遭遇一波更加猛烈的傷害。
2024 年 11 月，周寧正在家中待產。在張大鵬被捕的不久後的某一天，她收到一名同事發來的微信消息。對方發來的，正是她曾經發在那個七人小羣裏、用來警示其他女生的聊天記錄。裏面有她的照片，也有她的個人信息。
同事問她：這是不是你？隨後又提醒她，她的信息已經在很多德國華人的微信羣裏傳播開了。周寧一下慌了神，她不知道自己的信息已經被多少人看到，也不知道這些內容還會被傳到什麼地方。
她在社交媒體，甚至一些媒體報道中，都看到了拍攝於自己家中的照片。有些帖子還暴露了她使用了很多年的微信用戶名和頭像。
“我當時的感受就是，借用 Zhiting S. 的律師在替他辯護時說過的話，我‘社會性死亡了’。”周寧說。
她沒想到，自己一直想要忘記的過去，會以這樣一種方式重新找到她。
這個微信名，她已經使用了很多年。很多認識她的人，都可以通過這個名字知道，她就是案件中的當事人。
信息被曝光後，有多年沒有聯繫的朋友找到她。也有記者通過她的微信名，在微信羣裏添加她，希望採訪她。但從來沒有媒體或者自媒體，在使用她的照片和個人信息之前，詢問過她是否同意。
在 2024 年 11 月媒體鋪天蓋地報道張大鵬案時，張大鵬的多名受害者中，至少在周寧所知的範圍內，其他受害者的身份並未像她一樣被大範圍公開。
周寧和朋友試圖阻止這些內容繼續傳播。她去私信一些博主，有些人願意配合，也有人反問她：“爲什麼只是要求我撤下來？你的照片已經到處都是了。”她後來一再降低自己的要求。她不再堅持完全刪除，只希望對方至少能夠給她的照片和信息打上馬賽克。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自媒體，甚至媒體拒絕了她。
周寧與一名德國中文媒體人，有過一場漫長的抗爭。
對方是一名在社交媒體上擁有超過十萬名粉絲的媒體人，分享自己在德國的生活，以及對德國政治的見解。 2024 年 11 月，媒體開始集中報道張大鵬的案件，自媒體也紛紛上傳相關內容。這位媒體人 也製作了一段視頻。
視頻中，她使用了周寧的照片和聊天記錄，還將矛頭指向了周寧。這位媒體人 在視頻中發問，爲什麼周寧在 2022 年受到侵害時，張大鵬沒有落網。
她隨後給出了自己的解釋：當時周寧的同事幫她報了警，警察詢問她是否要立案，而周寧爲了息事寧人，在父母的勸說下，選擇不追究、不立案。
“我雖然非常討厭受害者有罪論，”這位媒體人 在視頻中說，“但是當你遇到了壞人，警察都問你立不立案的時候，你就還是應該選擇立案。”
她還在一條點贊數量最多的評論下回復：“這顯然就是有一類人慣常喜歡的忍辱偷生。”評論區裏，有人說：“這小姑娘間接害人了。”
但這並不是周寧所經歷的事實。也不是法院判決書所還原的事實。
當晚是她的男友委託同事報警。她在警方到達時意識仍不清醒。監控也沒有拍攝到進一步的侵害行爲。根據法院判決書的記載，是警方在當時放棄啓動偵查程序。
但網絡上流傳的，卻是另一個版本。在這個版本中，周寧不再是一個被下藥、失去意識、缺乏證據支持的受害者，而是一個“明明可以立案，卻主動選擇沉默”，甚至因此“間接傷害了其他人”的人。她從被侵害的人，變成了被審問和被指責的人。
這個來自網絡的版本，會在一些時刻讓周寧產生自我懷疑，也嚴重影響了她的情緒，她一度感到抑鬱。”一打開手機我就想哭，我覺得，自己真的像大家說的那樣，是一個罪人。”
這種角色的反轉也讓周寧不時會回想起在法庭作證的時刻。在她陳述完畢之後，法官轉向張大鵬，問他是否有任何異議。他表示沒有，法官才結束了這場問詢。彷彿，她的陳述需要他來證明真僞。
周寧發私信要求這位媒體人 下架視頻，但沒有得到回應。因爲對方是一名媒體人，周寧也無法直接以受害者和當事人的身份公開對質。那意味着，她必須首先向更多人暴露自己的身份。
她家中監控拍下的照片，成爲許多張大鵬案件報道的背景圖片。有些報道中的事實與她有關，更多內容則與她完全無關。張大鵬在那個夜晚對周寧並沒有實施性侵犯。但圍繞那個夜晚的更多的猜測和想象，卻在一次次轉述中被當成事實傳播。讓周寧感到焦慮的是，這些被加工過的“事實”，可能被任何一個認識她的人看到。
周寧先後向平臺舉報了八次，希望下架這則視頻，始終沒有成功。直到今天，這條視頻依然留在網上，已經獲得超過三千次點贊。
千千律所的 Shunyu 指出，這一系列案件的複雜和惡劣之處在於，它們不僅涉及藥物輔助性侵，也涉及技術助長型性別暴力，在這些案件中，技術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些受害者被偷拍影像通過 Telegram 等羣組被迅速複製和傳播，內容一旦流出，便很難被徹底刪除。
傷害也因此不會在某一次侵害發生後結束。當影像被反覆下載、觀看和傳播，信息被反覆消費，受害者可能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一次又一次被置於公共凝視之中。即使最初的發佈者受到懲罰，這些內容也可能早已被轉存到其他羣組和網站，繼續存在於電子世界中。
周寧覺得自己或許已經算是“幸運”的受害者。如果家中沒有安裝攝像頭，如果男友沒有恰好在那一刻打開監控，如果同事沒有及時趕來，她可能會遭遇更加嚴重的侵害。
即便如此，這段經歷仍然給她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她無法想象，其他女性受害者正在承受怎樣的精神煎熬。
如今隨着“駕校案”再次受到關注，周寧也看到，一些負責任的文章開始以她能夠接受的方式關注這一系列案件。她正是在看到穀雨實驗室上一篇關於德國案件的文章（ 《她們走進德國華人迷姦案的庭審現場》 ）後，找到了我。
她告訴我，想讓人們通過她的故事，看見受害者究竟經歷了什麼。她也希望，未來再有類似案件發生時，公衆不要只是抱着喫瓜的心態，追查受害者究竟是誰，翻找她們的社交賬號，傳播她們的照片，打擾她們原本的生活。
性暴力已經剝奪過她們一次對身體和邊界的控制，而圍觀者對身份、照片和私人經歷的追索，又一次剝奪了她們決定如何講述自己、向誰講述的權利。
周寧說，當她看到那些自媒體對她的指責、中傷和添油加醋的描述時，她感受到的依然是無力和委屈。“我做了所有能做的，爲什麼還要被指責呢？”周寧問。“每一個願意站出來的女生，都需要非常大的勇氣。”她說，“她們不應該因爲發聲，反而受到更多傷害，甚至遭遇網暴。”
“這難道不正是他應該付出的代價嗎？”
在 2025 年出庭作證之後，周寧開始持續關注張大鵬和老司機駕校其他被告人案件的進展。
她有一個樸素的願望：希望張大鵬受到重判，希望實施侵害的人承擔法律所能施加的最嚴厲後果。因此，她對張大鵬最終獲刑 14 年的結果並不滿意。在她看來，這樣的刑罰仍不足以形成真正的震懾。
同樣， Zhiting S. 案的判決結果，以及法官在量刑時給出的部分解釋，也令她難以理解。比如施暴者因爲案件曝光而承受的社會壓力，成爲了量刑時被考慮的減刑因素，這讓她感到荒謬。“他或許會受到社會的批判，” 周寧說，“但這難道不正是他應該付出的代價嗎？” 而這也是當下很多關注這一案件的人們共同的困惑。
很長一段時間裏，“德國老司機駕校”系列案件並不爲公衆所熟知。
從張大鵬開始，德國警方陸續抓獲了五名身處德國的犯罪嫌疑人。他們都是“德國老司機駕校”羣組的成員。每當有人被捕、案件開庭或法院宣判，零星會有中文或德文媒體進行報道，但始終沒有形成持續的公共關注。
4 月中旬，我在慕尼黑參加了蔣中懿案的最後一次庭審和最終的宣判。當天，媒體席上只有寥寥數人，旁聽席也不過坐滿一半。而蔣中懿涉及的犯罪情節，遠比 Zhiting S. 要嚴重。他曾多次向當時的女友使用麻醉藥物，實施性侵併拍攝影像，構成謀殺未遂、特別嚴重強姦及危險傷害等罪名，最終判處其 11 年 3 個月監禁，並保留在刑滿後執行預防性拘留的可能。
蔣中懿庭審現場，圖源孫謙
張大鵬、 Tong Z. 和蔣中懿三人的庭審，幾乎都是在媒體缺席的狀態下進行。在媒體的場域中，這些案件也近乎是靜悄悄地走完了審判程序。
4 月底，“德國駕校案”開始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迅速發酵，並逐漸進入更多中國媒體的視野。在 5 月初 Zhiting S. 案的一次庭審中，可容納約 30 人的旁聽席座無虛席，還有不少人因席位有限未能進入法庭。
5月柏林第一州法院Zhiting S.庭審現場速寫，圖源張漫盈
此後，多家媒體從不同角度持續追蹤這一系列案件。相關話題在社交平臺上不斷升溫， 5 月期間數次登上熱搜。 Zhiting S. 的庭審，也因此始終處在高度集中的輿論注視之下。
而這種媒體報道和社交網絡的圍觀，也以一種出乎許多人意料的方式，進入了德國法庭。
Zhiting S. 的辯護律師之一 Ehssan Khazaeli ，是一名刑事法專業律師，他的執業領域也包括媒體法。而他本人，也多次成爲媒體報道的對象。在德語媒體的報道中，他是一名會主動挑戰受害方的敘事以及檢方認定動機的進攻型辯護律師。
他本人在社交媒體上也很活躍，幾乎每天都會在 Instagram 更新動態。
在他的社交媒體主頁上，也透露着一種志在必得的氣息。他曾在一則帖子中寫道：“無論你被指控犯了什麼罪，我都會爲你辯護。我會爲你戰鬥；如果有必要，我也可以不擇手段。” ( “ It doesn ’ t matter what you are accused for. I defend you. And I will fight for you. And I will fight dirty if I have to. ” )
在 6 月 2 日的庭審中， Khazaeli 提出，中國媒體對 Zhiting S. 的報道披露了大量個人信息，內容還涉及受害者及雙方父母。這些報道可能影響 Zhiting S. 在中國的社會信用和未來的社會融入，並對其一生產生持續影響。
這一辯護角度引起了法官的重視，並要求 Khazaeli 提出更多的證據。
在隨後的庭審中，辯護團隊提交了《南方都市報》、新浪網等媒體的報道，也提交了一些社交媒體平臺用戶發佈內容的手機截圖。 Khazaeli 強調，部分公開內容包含關於被告的不實信息，不僅暴露其隱私，而且傳播範圍廣泛，在法院作出終審判決前便將其視爲有罪之人，違反了無罪推定原則，導致被告“社會性死亡”。
在 7 月 2 日的最後陳詞中，辯方主張判處兩年有期徒刑，並緩期執行；檢方則請求法院判處五年刑期。
最終，主審法官採納了檢方的量刑建議，判處 Zhiting S. 五年監禁。但在量刑理由中，法院同時提到，中國媒體和網絡上存在具有身份識別和預先定罪性質的報道，這些報道給被告造成的額外後果，是對其有利的量刑考量因素。
判決公佈後，一位長期旁聽庭審的中國女性對我說，所有發聲和報道，似乎最終都只會成爲犯罪者爭取減刑的依據，這讓輿論監督本身失去了意義。
持續報道案件的柏林獨立記者羅潔琪則質疑，德國法院是否將專業媒體與社交媒體混爲一談。倘若社交平臺上的內容也可以成爲減刑依據，那麼一個人犯罪後，是否也可能通過僱人發帖、製造網絡輿論，反過來爲自己爭取從輕處罰？
她也向柏林法院提出了質詢。
Zhiting S.庭審現場的媒體，圖源孫謙
柏林第一州法院新聞發言人 Lisa Jani 回覆稱，主審法官在判決理由中，並未明確區分專業媒體機構和社交媒體賬戶。她認爲，在本案的量刑問題上，這一區分並非決定性的，因爲兩者造成的“媒體羞辱”效果相似。
但她同時強調，這並不意味着私人賬戶與專業媒體在法律上承擔相同責任。不同主體適用何種法律要求，仍須根據具體語境判斷。
Jani 還表示，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爲，具有預先定罪性質、並披露被告身份的報道，可能構成量刑時必須考慮的從輕情節。如果法院完全忽略這一因素，反而可能構成法律適用錯誤。
這意味着，若法院沒有回應辯護律師提出的“媒體報道已給被告造成額外懲罰”這一主張，判決在更高一級別的法律審查中可能面臨被撤銷的風險。
系列案件中另一名柏林被告 Tong Z. 所涉案件的一名受害者代理律師 Magdalena Gebhard 在回覆我的郵件時表示，具有強烈預先定罪性質的報道，必須在量刑時作爲從輕因素加以考慮，這是德國刑事訴訟的一項原則。
庭審結束後，在法庭外的走廊裏，來聽庭審的人們久久沒有散去，各家媒體也在和聽衆三三兩兩地做着採訪。 Khazaeli 律師推開了門，走廊裏的人們讓開了一條通道，但目光聚焦在他身上。“ Khazaeli 先生，您對這個結果滿意嗎？” 我走上前問他。
“我在辯護陳詞裏提到的要點，法官在判決中都有考量，” Khazaeli 說，“但我們一定會提起復審申請（ Revision ）的！” 他語氣強烈，說完這句話，就匆匆地沿着人羣讓開的道路離開了。
按照德國刑事訴訟制度，對於地方法院一審作出的刑事判決，通常不能再就事實和證據進行一次全面重審，只能提起復審申請，請求聯邦最高法院審查原判是否存在法律或程序錯誤。
中國政法大學教師陳碧認爲，中國公衆的輿論反彈，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對判決理由的誤讀之上。
根據德國《基本法》對人格尊嚴和個人權利的保護，媒體不能在法院判決前將一個人直接視爲罪犯。因此，法院無法對已經發生的、身份曝光和預先定罪式報道視而不見，辯護律師也有權將其作爲量刑辯護的一部分。
但最後的量刑結果則是法官綜合權衡多項因素後的結果。在 Zhiting S. 案中，法官雖然提到了媒體報道造成的額外影響，但最終仍然採納了檢方提出的五年刑期。從判決結果來看，這一從輕因素沒有使最終刑期低於檢方的量刑建議。
德國慕尼黑法院外景，圖源孫謙
陳碧同時指出，德國法院對中國的媒體生態和社會語境缺乏充分了解，因此未必能夠清晰區分專業媒體、商業自媒體和普通社交媒體用戶。僅憑辯方提交的幾則報道、社交平臺截圖以及庭審中的翻譯，也很難證明 Zhiting S. 已經在中國“社會性死亡”，更難確定這些報道究竟給他造成了何種可被法律衡量的實質傷害。
因此，法院在判決理由中的表述相對含糊。其主要目的，可能並非確認被告已經遭受了多麼嚴重的社會懲罰，而是表明法院已經注意到並審查了這一辯護意見，從而確保判決在程序和法律適用上經得起 Revision 的審查。
千千律所的 Shunyu 則質疑，法院究竟應如何判斷 Zhiting S. 已經遭遇了所謂的“社會性死亡”。“社會性死亡”本身極難量化。一些“ MeToo ”案件中的被指控者，雖然經歷大規模媒體曝光和社會批評，但他們的生活和職業生涯卻未必真正被摧毀。
相反，許多受害者即使沒有被公開姓名和個人信息，也可能遭受長期而深刻的傷害。
根據法院判決書，張大鵬案件中的一位受害者，在心理上長期受到張犯罪行爲的影響。她極度焦慮，總是無法信任他人，尤其是男性。她搬到了新的城市，但在新的住地也一直都沒有朋友，生活十分封閉。
還有一名受害者是一位嬰兒的母親。她是在張大鵬被捕、警方找到她，她才知道自己經歷了什麼。此後，她雖然仍繼續上班、照顧女兒，勉強履行日常義務，卻因極度羞恥而拒絕向親友傾訴，也不願接受專業幫助。她深深自責，認爲自己未能保護女兒，同時擔心女兒也曾遭到麻醉，更害怕德國少年福利署因此將女兒“帶走”。一年多來，她沒有拆開任何來信，只任其堆積；她既擔心拖欠賬單產生利息和催告費用，又不敢動用爲度假積攢的存款，始終無法獲得片刻安寧。她長期嚴重失眠，服用褪黑素也無濟於事，並不斷擔憂相關影像已經流入互聯網。
Shunyu 說，許多受害者失去對他人的信任，難以重新建立親密關係，甚至無法恢復與現實世界的正常聯結。
“這些後果，又該如何衡量呢？” Shunyu 說，“如果被告因媒體報道承受的社會壓力可以進入量刑，那麼受害者因犯罪本身、司法程序和公共圍觀而承受的長期傷害，是否也被充分地看見並在法律程序上得到反饋了呢？ ”
更好的社會
一系列案件之後，“藥物輔助性侵”開始在德國以及更大範圍的歐洲獲得越來越多的公共關注，並逐步獲得了立法與執法層面的回應。
2026 年 4 月，歐洲刑警組織啓動“美杜莎計劃”，首次針對藥物輔助性侵展開跨國聯合行動，由德國和英國執法機構牽頭，多個歐洲國家以及巴西、加拿大和美國的有關部門共同參與。 7 月 2 日，歐洲刑警組織公佈首輪行動成果：執法人員共識別出 156 名受害者及涉案嫌疑人，形成 274 條新的跨境調查線索，並發現 4 個此前不爲人知的厭女主義網絡社羣。
促成這次專項行動的因素之一，是德國公共廣播機構 NDR 旗下調查欄目 STRG_F 記者 Isabel Ströh 和 Isabell Beer 持續數年的調查。
德國 STRG_F發佈 關於 加密 聊天軟件迷姦網絡的調查紀錄片
早在 2023 年，她們就向執法機構提供線索，提醒警方關注 Telegram 羣組和色情網站 motherless.com 上的相關用戶。這些人不僅討論如何祕密給女性下藥並實施強姦，還策劃犯罪、販賣藥物、互相煽動，並傳播受害者失去意識後拍攝的性侵視頻和照片。
兩位記者告訴我，這是全球執法機構第一次有針對性地打擊這一國際網絡，是一個迫切而必要的步驟，也向那些多年來自以爲不會受到追究的施暴者發出了重要信號。
在刑事立法層面，德國政府也作出了回應。
2026 年 5 月 13 日，德國聯邦內閣通過司法部長 Stefanie Hubig 提出的刑法修正草案，計劃將使用所謂“迷姦藥”或其他危險物質實施性侵和搶劫，明確列爲特別嚴重的犯罪情形。按照草案，相關罪行的最低刑期將由三年提高至五年。
不過 Nina Fuchs 告訴我，更高的刑期並無法觸及問題的核心。她說這項修法在政治上足夠醒目，卻沒有改變藥物輔助性侵案件最根本的困境：那就是絕大多數案件都無法走到定罪那一步。
根據開姆尼茨工業大學 2026 年公佈的一項仍在進行中的調查，在 527 位懷疑自己至少曾經一次懷疑遭遇飲品下藥的人當中，有 20% 的相關受訪者，從未向任何人提起自己的懷疑。而在那些曾將自己的經歷告訴他人的受訪者中， 95% 首先選擇了向家人、伴侶或朋友講述自己的經歷；只有 17% 曾聯繫醫生， 11% 曾向警方反映。
許多案件甚至無法獲得進入審判所必需的證據。藥物輔助性侵的法醫取證，大多數時候是一場以小時計算的競賽。許多可能被用於實施侵害的物質，只有在短時間可以被檢測到。而即使受害者及時前往醫院和檢測機構，也可能由於各種原因而錯過最佳檢測窗口。
因此，如果沒有同步建立更有效的救助和取證體系，提高刑期改變的只是那些極少數已經被偵破、起訴並定罪案件的刑罰幅度。對於無法及時固定證據、從未報案，甚至連受害者自己都無法確認究竟發生了什麼的案件，再高的法定刑也無法發揮作用。
另一個反覆出現的問題，是社會在討論如何預防性侵時，往往要求潛在受害者保持警惕，卻很少直接追問施暴者的選擇與責任。
“看好自己的杯子”“不要接受陌生人的飲料”“不要獨自回家”，這些建議或許出於善意，卻也可能傳遞出一種危險的信息：彷彿受害者只要足夠謹慎，就能夠避免傷害。
Nina Fuchs 告訴我，對侵害行爲負有責任的始終是施暴者。相比不斷向潛在受害者提供行爲建議，那些直接面向潛在施暴者、明確指出其行爲責任的宣傳，在現實中仍然十分少見，卻更值得推廣。
2021 年 10 月，蘇格蘭警方發起“ Don ’ t Be That Guy ”（“不要成爲那種人”）宣傳行動。它不再反覆提醒女性看好酒杯或避免獨自出行，而是直接要求年輕男性審視自己的行爲：是否把沉默當成同意，是否在對方醉酒或恐懼時繼續推進性接觸，是否無視拒絕，又是否對朋友的越界言行保持沉默。
蘇格蘭警方發起的“ Don ’ t Be That Guy ”（“不要成爲那種人”）宣傳行動
這項行動鼓勵男性在朋友向他人施加壓力、忽視邊界或試圖利用他人失去判斷能力時及時制止。其核心邏輯是，預防性暴力的責任，不應取決於潛在受害者是否足夠謹慎，而應取決於行爲人是否尊重同意，也取決於周圍的人是否願意阻止侵害。
加拿大和威爾士也推出過直接面向男性的類似項目；美國和澳大利亞則更多通過旁觀者教育和同意教育，強調預防性暴力是整個社會的責任。但在德國及絕大多數亞洲國家和地區，這類直接面向潛在施暴者的全國性宣傳依然少見。現有宣傳更多集中於提醒潛在受害者防範風險、介紹事後求助渠道，或對已經實施暴力的人進行干預。
同時， Shunyu 也提醒，對“德國老司機駕校”系列案件的討論，不能只停留在如何防範藥物輔助性侵，還需要看到其技術助長型性別暴力的屬性。
現代技術加速了侵害影像的傳播，也降低了獲取藥物和犯罪信息的門檻。藥物可以通過網絡渠道購買或交換，犯罪經驗可以跨越國境流通，施暴者甚至不必在現實中相識，便可以互相提供作案方法、藥物信息和精神支持。
封閉社羣把施暴者聚集在一起，使侵害影像成爲彼此炫耀和鼓勵的工具，也使極端的厭女語言和行爲逐漸在羣體內部正常化。個體的偏見在其中得到確認，越界行爲獲得讚許，侵害也可能在一次次相互刺激中不斷升級。
許多國家仍未形成專門應對技術助長型性別暴力的完整法律框架。現實中的處理方式，往往依賴傳統刑法、隱私權規則、平臺管理規定或行政法規，將偷拍、傳播、騷擾、個人信息泄露和網絡社羣煽動拆解爲彼此分離的問題。
然而對於受害者而言，這些傷害從來不是彼此分離的。它們相互疊加，構成一條漫長而難以終止的暴力鏈條。
Shunyu 希望，對“德國老司機駕校”系列案件的公共討論，最終能夠超越對犯罪細節的獵奇。人們需要理解，技術的設計、使用和治理並不發生在社會結構之外；它承襲了現有的性別權力關係，並在某種程度上放大了厭女文化和性暴力。她也希望，圍繞這一系列案件展開的討論，能夠讓更多人認識到技術助長型性別暴力背後的結構性問題，從而爲受害者創造一個可以信任的社會環境，並推動相關支持體系的建設。
從2024年9月第一次報道張大鵬案開始，一個問題便始終困擾着我：我們究竟生活在一個怎樣的時代，纔會讓這樣的罪惡滋生、蔓延，並得以長久地隱蔽於日常？
這一系列案件的曝光，當然無法
讓仍在運轉的相關跨國網絡就此消失。但它至少可以改變公共討論的方向。這些討論最終也許會塑造出一個更好的社會，讓受害者不必在沉默與羞恥之間艱難抉擇，讓旁觀者願意伸出援手，讓執法與司法能夠及時回應，也讓施暴者從一開始就知道，他們終將爲自己的行爲付出代價。
（來源：騰訊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