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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
出品 | 騰訊新聞 穀雨工作 室
偏遠山區的窮困，城鄉的鴻溝，輟學的孩子，“無法無天”的留守兒童……當年輕的大學畢業生來到鄉村，成爲鄉村教師，以上現實往往是他們首先感受到的衝擊。說實話，這並不是新鮮的故事，在一個輿論場都在談論AI、機器人和未來大變革的當下，這樣的老生常談甚至讓人有恍如隔世之感。正如文中一位年輕老師所說，“有時候我們去城裏的學校參加培訓，我會覺得簡直像兩個世界。”一邊是城市學校在討論AI、機器人、國際課程；另一邊，是她班裏的孩子們兩個人擠一張牀，很多家庭甚至無法提供最基本的陪伴和教育。
過去二十年，約120萬年輕畢業生通過“特崗教師”政策，來到中西部貧困地區的3萬餘所農村中小學任教，有研究顯示，每派遣一次特崗教師，將會使所在地農村學生受教育年限增加0.18年、獲得高中學歷的概率增加3.5%。我們將敘事的主角轉向這些新一代的鄉村教師，因爲正是這樣的年輕人，在日復一日的教學中，承接着，也試圖回應那些“老生常談”的議題。他們的疲憊也是真實的，在關於鄉村教師羣體的學術研究中，“職業倦怠”幾乎是一個反覆出現的關鍵詞。西南大學一份基於某省4587名鄉村教師的問卷調查就顯示，80%的樣本教師都出現了職業倦怠。而另一份基於5342位某省鄉村教師的調查也顯示，鄉村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的離職意願正在上升。讓他們倦怠的，既有繁重而瑣碎的工作，也有一種“失效感”：他們認真講課、維持紀律、設計教學，但依然覺得力所不及。許多年輕人離開了，有人正試圖離開，還有人選擇留下。他們的經歷和選擇，都是對宏大的教育敘事，具體而微的註腳。
失控的課堂
李新怡後來反覆回想起自己入職學校不久後的那一週。
元旦，她在回家的高鐵上被一個學生家長打電話過來罵，對方質問她，到底爲什麼給孩子佈置這麼多作業？她聽不太懂對面的方言，只能聽出一點——對方說她“神經病”，“不配當老師”。她回了一句，又很快被更激烈的辱罵淹沒。
幾天後，她回到學校，推開宿舍門，屋裏一片凌亂。窗子開着，冷風灌進來，桌子被翻過，窗臺上的東西不見了。她站在門口身體微微發抖，沒有敢走進去。
那是李新怡第一次意識到，在這個地方，她不僅教不了書，可能連最基本的安全感也沒有。
23 歲的李新怡第一次來到這所鄉鎮小學時，以爲自己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她是山西人，去年剛畢業，漢語言文學專業，通過“特崗教師”考試來到家鄉附近的一所鄉村小學，成爲一名語文老師。畢業生越來越多，競爭越來越激烈，考編之前，她已經意識到，自己很難進入城市的學校。鄉村學校是許多像她一樣的普通本科畢業生，想要上岸的“最後去處”。
李新怡的教室
讓她感到失控的，不是學校的硬件條件。學校有配套的宿舍，有多媒體教室，甚至還有香港商人修建的足球場。真正讓她措手不及的 是人， 怎麼也學不進去的學生，以及可能從未重視過教育的家長 。
這樣的事情不只發生在她一個人身上。
211 大學畢業的帕帕第一次走進皖北一所鄉村中學的教室時，也以爲問題不過是學生的“成績差一點”。但很快，她發現連最基本的課堂秩序都不存在。她帶着話筒授課，學生們當着她的面喫東西、化妝，甚至掏出打火機點火燒紙玩兒。
她站在講臺上反覆提醒，臺下的學生抬頭看她一眼，又低頭繼續做自己的事。還有人會直接頂撞她：“學那玩意兒有個屁用啊。”她試着把班級“管起來”，把臉板得緊緊的，幾乎每天都在吼人。短時間內，班裏確實安靜了一些。學生會把書攤開，裝出在聽課的樣子。但這種秩序極其脆弱，一旦她稍微鬆下來，一切又會迅速回到原狀。“你總不可能每天都那樣去吼吧？”
帕帕承認，她害怕班級上的那些“精神小夥和精神小妹”。
有一次上課，一個女孩子坐在後排化妝。她走過去，輕輕碰了一下對方的胳膊，說，“別化了，在上課，你幹什麼呢。”對方立刻抬起頭，惡狠狠地瞪着她，語氣很衝地反問道：“你碰我幹什麼？”
後來，她發現自己的車前擋風玻璃上被人用手指寫了“ SB ”兩個字。玻璃上積了灰，字跡很明顯。她猜，大概率就是那個上課被她“批評”過的學生。
讓帕帕難以承受的還有那些課堂之外的失控：有學生的父母明確告訴她，“以後我家孩子的事不要找我”，也有孩子很快輟學，從此消失在學校之外。那段時間，她幾乎每天躲回宿舍偷偷哭。有一次，帕帕哭到喘不上氣，發現自己的手發麻，手指蜷縮痙攣在一起，“像雞爪一樣，我嚇壞了。”後來她在網上查，得知這可能是呼吸性鹼中毒的症狀。哭完，帕帕又被電話叫回辦公室。因爲她是班主任，中午也不能離開。
對於進入鄉村中小學的年輕老師來說，真正消耗的並不是瑣碎工作量，而是一種長期得不到反饋的狀態。他們認真講課、維持紀律、設計教學，但努力就像石頭掉進一口深井裏，很久都聽不到回聲。
年輕的鄉村教師們
這些年輕老師並非一開始就理解去鄉村教學意味着什麼。
李新怡大學在一座省會城市讀書，剛畢業那段時間，她最不習慣的事情，不是學校的環境，而是這裏“什麼都沒有”。她反覆跟家裏人唸叨：“這兒連蜜雪冰城都沒有。”她習慣了在手機上下單後半小時就能拿到一杯咖啡。但來到這裏之後，她第一次點開淘寶閃購，頁面上顯示的卻是“ 1 — 3 日達”。
“我當時想，原來外賣還能 1 到 3 天才送到。”她笑了一下。這種偏遠感並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它意味着遠離曾經習以爲常的生活方式，進入另一種她不瞭解的生活現實。
李新怡學校所在的鄉鎮
李新怡帶的班裏，有個經常尿褲子的小女孩。她從來不舉手說自己想上廁所，只會突然站起來用方言大喊：“老師，我要尿哩，我要屙哩。”
後來李新怡才知道，她的父親是 1966 年出生的人，母親早已離開家，家裏還有一個輟學的姐姐和一個在省會端盤子的哥哥。年邁的父親幾乎無法提供正常的照顧，連牙刷、牙膏都沒有。李新怡給她買了新的洗漱用品，第二天，小女孩卻把整管牙膏擠得到處都是，臉上、 衣服上全是白色泡沫 。
帕帕是在皖北一個縣城裏長大的。從小學到高中，她基本都在縣城最好的學校裏唸書。在一個傳統的中式家庭裏，“考上大學”幾乎是一條唯一正確的路。父親反覆告訴她，只有考上好大學，才能出人頭地，找到好工作。
高考那年，帕帕從縣裏最好的中學考去了北京一所 211 大學。她聽從家人建議，學了物聯網工程，但後來才發現自己並不擅長。大學畢業後，帕帕曾在北京順義給一個富裕家庭做家庭教師。那份工作月薪有一萬六。
她至今還記得第一次去面試時的場景：地點在順義的別墅區，遠離市區，道路的兩邊是高大的樹和低密度住宅區，草坪修得很整齊。
孩子的父母是在北京“很有威望的人”，家裏有專門的大書房留給小孩上課。面試時，對方不斷問起她的成長經歷、英語水平、興趣愛好。帕帕會彈鋼琴，會打籃球，大學時還是女子籃球隊成員，還會游泳。正好符合對方家庭對“家庭教師”的要求。
那是她第一次真正近距離接觸屬於另一個階層的教育方式。她後來回憶，那家孩子從小接觸的東西，和她小時候幾乎是兩個世界。她小時候的人生目標只有“考大學”，而那個家庭的孩子，從很小開始，就已經被安排好了更廣闊的人生。
她當時不會想到，未來當她成爲鄉村教師，還要見識另一種，更窄小的成長現實。
沒有被託舉的孩子
對於在廣西一所鄉鎮初中教書的小魚來說，鄉村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地方。她出生在貴州一個小山村，後來一路讀書，考上了青島大學。剛開始，她以爲自己足夠理解那些農村孩子，畢竟她也曾是其中的一員。但真正站上講臺之後，她才慢慢發現，如今的鄉村教育現實，比記憶裏的貧窮更復雜，也更沉重。
小魚剛接手這羣初一學生時，發現自己不得不從 26 個英文字母重新開始教起。
她專門拿出一整節課，帶學生讀字母、寫字母。“但就是有人學不會。”她到現在都覺得難以理解。在這裏，一些初二學生依然無法完整念出 26 個字母，甚至不會寫自己名字的拼音。
她之前在城市的私立學校工作過，那裏的班級通常只有一兩個人不及格，到了這裏，情況幾乎完全倒了過來，“基本上只有一兩個人及格。”
學校實行住宿制。一個班五十多個孩子，男生一個宿舍，女生一個宿舍，二十多個人擠在一間屋子裏。牀位不夠，就兩個人睡一張牀。“是真的一張牀睡兩個人哦。”她反覆強調。孩子們的個子普遍不高，很多人長期營養不良，瘦瘦小小地擠在一起。
小魚的學校周圍
更讓她震驚的是家庭結構。這裏很多家庭依舊保留着非常傳統的生育觀念，一個家庭有五六個孩子是常態，多的甚至有九個、十幾個。父母大多沒有穩定收入，主要依靠務農和補助維持生活。資源被均攤到每一個孩子身上之後，幾乎所剩無幾。
班上的英語課代表是一個成績不錯的女孩，家裏有九個孩子，她排行第三。姐姐很早就結婚生子，下面還有幾個年幼的弟弟妹妹。她的父親幾乎不掙錢，每天喝酒，喝完酒還會家暴。就像《山花爛漫時》裏的穀雨一樣，女孩長期處在一種高度壓抑的狀態裏，甚至出現輕度抑鬱的症狀。
下晚自習後，女孩有時會一個人站在小魚的辦公室門口，低着頭不說話。小魚問她怎麼了，她才慢慢開口，說父親又喝酒了，說家裏又在吵架，說自己其實一點都不想回家。她知道讀書可能是自己唯一的出路，所以一直沒有放棄學習。但父親不斷告訴她“讀書沒用”，每天催促她早點出去打工賺錢。
小魚記得，有一次學到一篇關於國外旅遊的文章，裏面提到了澳大利亞和俄羅斯。她順口跟學生們說： “ 我們今天瞭解到的這些知識，也許有一天會幫助我們，因爲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到這些國家去旅遊、去學習。 ”
教室裏突然安靜了一下。英語課代表抬起頭，很認真地問： “ 老師，我們真的可以去這些國家嗎？ ” 在她身邊，很多女孩初中還沒畢業，或者剛畢業沒考上高中，就已經早早結婚、生小孩，之後留在家裏帶孩子，等孩子稍微大一點，再和丈夫一起外出打工。
她去家訪，女孩家的房子建在大山裏，那是國家統一修建的扶貧房。從外面看，房子並不破舊，但走進去，幾乎沒有像樣的傢俱。水泥地、水泥牆，空蕩蕩的房間裏只擺着幾張凳子。女孩把家裏收拾得很乾淨， 但依然掩蓋不了長期匱乏留下來的痕跡 。
那天回去之後，小魚難受了很久。她第一次那麼強烈地意識到，老師能做的事情其實很有限。她可以在學校裏多照顧這個女孩一點，可以告訴她“你一定要繼續讀書”，可一旦放學，女孩還是會重新回到那個原本的家庭環境裏。很多力量，並不是一間教室裏的老師能夠真正對抗的。
教學樓
另一次家訪，一個 15 歲的女生主動跟她說，自己不準備繼續讀高中了。小魚問爲什麼，對方很平靜地回答：“我媽說我年齡有點大了，再不早點嫁出去，就成大齡剩女了。”
小魚愣住了。“你才 15 歲。”她反覆跟那個女孩說，“你現在應該上學，不是結婚生孩子。”小魚說，這裏的很多女孩，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已經被周圍的人不斷提醒：她們最終還是要回到家庭、婚姻和生育裏去。那些“開智”更早、想離開的孩子，反而更痛苦。
和過去相比，短視頻和智能手機也正在更早地進入這些鄉村孩子的生活。
小魚觀察到，很多學生都會模仿網絡上的流行語。她走進課堂，耳邊此起彼伏地響起“我要驗牌”“給我擦皮鞋”。他們知道外面的城市長什麼樣，也知道“精緻生活”是什麼樣子。這種“看見”有時會變成動力。一部分學生會因此產生強烈的離開慾望，開始認真學習。但更多時候，它帶來的卻是一種巨大的落差感。
“他們會覺得，別人的人生好像從出生開始就已經決定好了。”小魚說。
那些視頻裏的生活——寬敞的房子、漂亮的穿搭、城市裏的咖啡館和商場——離他們都太遙遠了。很多孩子很早就意識到，自己的家庭沒有辦法提供這些東西，而學習本身也未必真的能改變命運。於是，一部分人開始迅速擺爛：不想學了，也不再相信努力有什麼意義。
“有時候我們去城裏的學校參加培訓，我會覺得簡直像兩個世界。”小魚說。一邊是城市學校在討論 AI 、機器人、國際課程；另一邊，是她班裏的孩子們兩個人擠一張牀，很多家庭甚至無法提供最基本的陪伴和教育。
“因爲總得有人告訴他們”
剛入職的時候，小魚每天都會認真化妝，仔細整理頭髮和衣服，希望自己能以一種“很好的狀態”站到學生面前。她總覺得，只要自己足夠認真、足夠有感染力，學生總會被帶動起來。
可課堂上的現實卻常常是另一種樣子。她一個人站在講臺上講課，下面睡倒一大片學生。教室裏很安靜，只有風扇轉動的聲音。她在黑板前講語法、講單詞，偶爾停下來， 發現真正抬着頭聽課的只有零星兩三個人。 更多學生趴在桌子上睡覺，有人甚至連書都沒翻開。
“然後我講完之後，這幾個認真聽課的同學還不太懂。那種感覺特別無力，我心裏面感覺很崩潰。”她說，“上完一節課，比跑幾公里還累。”
小魚上課的教室
帕帕說，剛工作的時候，她以爲自己的“教育理想”會很宏大。
後來她發現，自己現在對理想課堂的想象已經變得非常簡單了。“就是正常教一羣願意聽課的孩子。”她脫口而出，只是希望，課堂上有人願意抬頭聽她講話。
“我願意教，但是他們很抗拒，在我面前豎起了一道牆，把我給堵在外面。就是這種感覺。”
失落感讓李新怡很疲憊。
家長的辱罵、宿舍被翻、學生的索取、無休止的溝通，讓她開始學會收縮自己。她不再像最初那樣頻繁活躍在班級羣裏說話，也不再主動和家長分享班級裏的活動。“如果拋開‘老師’這個職業身份不談，我其實得承認，我對自己的工作對象，也就是學生，已經有一點厭煩。也不是一點，是很多。對，厭煩。”
這種疲憊並不只是個人情緒。
在關於鄉村教師羣體的學術研究中，“職業倦怠”幾乎是一個反覆出現的關鍵詞。 2024 年《教育研究》的一項調查顯示，我國小學教師抑鬱傾向檢出率爲 18.3% ，中學教師爲 20.9% 。而華南師範大學團隊基於全國 5672 名中小學教師的調查則發現，農村教師在職業倦怠總分及其核心維度上的得分顯著高於城市教師。另一份基於某省 4587 名農村教師的問卷調查就顯示， 80% 的樣本教師都出現了職業倦怠。
相比上一代紮根鄉村的教師，李新怡、帕帕和小魚這一代年輕人更多成長於城市化進程之中，他們通過“特崗教師”政策來到中西部貧困地區的農村中小學任教，這一政策實施近 20 年，旨在鼓勵高校畢業生從事農村義務教育工作。對於這些年輕人，選擇“特崗教師”，既是現實擇業的考量，也可能有理想主義的因素，而鄉村的現實讓她們措手不及，深感無力。有研究者將新生代鄉村教師稱爲鄉土社會中的“邊緣人”“漂泊者”。就好像帕帕，她選擇成爲一名農村教師的原因是，疫情之後，考編越來越卷，市區崗位一個名額可能有幾十個人爭，她不敢賭。相比之下，農村崗位競爭小一些，家裏人也勸她：農村學校可能輕鬆一點，以後還可以通過選調回城。
帕帕的辦公室， 小紅書@ Perdy帕帕
但農村教學的工作並不輕鬆，有一次，一個學生和同學打鬧時把褲腿弄破了。家長電話一打過來就罵人，幾乎沒有給帕帕解釋的機會。類似的事情後來越來越多。帕帕意識到，至少在她工作的那個鄉村裏，老師不再擁有過去那種被尊重感，更像一個隨時可以被抱怨、被指責的人。
帕帕試着理解這種情緒的來源。她覺得，那些家長，尤其是一些母親，很多時候並不是單純“蠻橫”。更像是一種長期生活壓力之下形成的生存方式。在鄉村，丈夫外出打工，她們必須讓自己顯得強勢、不好惹，才能在這樣的環境裏保護自己。久而久之，這種說話方式也會自然延伸到和老師的關係裏。
面對不關心孩子學業的家長，老教師們勸她：“他們家長都不管孩子了，你去管什麼？”帕帕慢慢聽懂了這句話，她也開始變得“佛系”。
她不再像剛工作時那樣，每天追着學生收作業、抓紀律。以前她幾乎天天收作業，現在變成一週收一次；以前總想着把每一個學生都“拉上來”，後來開始接受“有人就是學不會”。“教學上面，怎麼簡單怎麼教。”她說。
但她仍然很認真地參加公開課、優質課比賽。去年，她在全區英語教師的作業設計比賽裏拿了第三名。這個獎給了她很大的信心，這至少證明，她的問題並不在教學能力本身。
拼命參加這些比賽，還有一個原因。“因爲這是我走出去的唯一方法。”她說。
帕帕的住宿環境， 小紅書@ Perdy帕帕
帕帕開始在差班裏“全英文教學” ，因爲“反正不管講什麼都沒有人聽”。你沉默四十分鐘，他們在玩；你講滿四十分鐘，他們還是在玩。於是，她乾脆把那些“無論怎麼教都差不多”的班級，當成了自己的英文授課練習場。
最開始，別人以爲她是在做課堂改革。但她很坦白地承認，不是。“我就是爲了練我自己。”她說。
剛工作的時候，她並不是這樣想的。
那時，她相信“愛”能改變學生，相信只要自己足夠認真、足夠投入，總有人會被帶動。後來她慢慢發現，有些東西並不是靠老師一個人就能改變的。家庭、環境、成長經歷，很多時候早就決定了一個孩子會往哪裏走。
“尊重他人命運，放下助人情結。”她反覆說起這句話。
而在某些具體的時刻，她還是會忍不住多做一點。
帕帕會在課堂上主動給學生講性教育。鄉村中學裏，很多孩子很早就開始談戀愛，女孩懷孕、輟學的事情並不少見，但幾乎沒有人真正系統地告訴他們，什麼是身體邊界，什麼是自我保護。她發現，很多女生甚至連最基礎的生理知識都不知道。於是有時候上完課，她會臨時停下來，認真地跟學生講衛生巾、月經、安全和性騷擾。講到“不要輕易讓別人碰你的身體”時，下面原本吵鬧的教室突然安靜下來。很多學生默默地聽。
她知道，這些內容可能未必能立刻改變什麼。但她還是想講，“因爲總得有人告訴他們。”帕帕說。
當教育開始失效
問題並不只是“學生難管”。更大的問題是，農村的教育系統正在一點點失去支撐。
小魚說，“稍微有點見識的家長”，都會把孩子送去縣城。留下來的，大多是沒有條件離開的家庭。
與此同時，學校承擔的責任越來越多：教育、安全、心理，甚至是家庭管理。最後所有問題都會落到老師身上。
在小魚所在的學校，“控輟保學”是一個高頻出現的詞。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老師下鄉進村，去學生家裏把輟學的孩子勸回來。
很多孩子不是突然“不想讀書”了。他們只是很早意識到，自己學不進去，也很難靠讀書離開這裏。家長的態度往往更加直接——既然學不會，不如早點出去打工。
小魚說，她接手過六七個輟學邊緣的學生，但幾乎沒有真正勸回來的。“他們一旦決定不讀，那個決心你改變不了。”
她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十六七歲的男孩。男孩是家裏的長子，下面還有幾個年幼的弟弟妹妹。父親常年在外打工，母親離開了家。後來，男孩不來學校了。
小魚和其他老師一起去找他。他站在家門口，很平靜地跟她解釋：“老師，我現在沒辦法去學校了。中午弟弟妹妹要喫飯，我得留在家裏照顧他們。”他甚至主動對小魚說：“如果到時候學校檢查，你再叫我回學校，我會配合你。”
小魚不知道該再怎麼繼續勸下去。後來，小魚發現，“控輟保學”很多時候並不是把孩子真正“拉回課堂”，而是老師和學生一起，努力維持一種不被系統問責的狀態。因爲一旦學生長期不來，學校就要寫大量材料、接受檢查，老師也會被追責。
“但很多時候，你知道問題根本不在學校。”她說。
小魚的教室外
鄉村教育裏的“失效感”並不只發生在學生身上，也發生在老師身上。
小魚所在的學校，一個年級有十幾個班，真正被寄予希望的，往往只有一兩個重點班。剩下的大部分普通班裏，課堂狀態幾乎都差不多：老師在講臺上講課，學生睡覺、發呆、講話。
時間久了，一些老師也逐漸放棄了。“因爲你會覺得，再努力也沒有什麼改變。”小魚說。
她並不願意簡單地把這種狀態描述成“擺爛”。老師們並不是沒有認真過。很多人剛工作時，也會拼命抓成績、管紀律、熬夜備課，但當他們反覆面對同樣的課堂、同樣的家庭環境、同樣無法改變的結果之後，熱情就會一點點被磨掉。
“光靠老師，改變不了。”她說。在她看來，這已經不是某一個學生、某一個老師的問題，而是一個巨大的結構性困境：家庭、學校、地方環境、教育資源，都交織在一起。最後，所有人都被困在裏面。
剛入職的年輕老師，幾乎天然會成爲學校裏最容易被調配的人。帕帕那一批新招進來的年輕老師，被塞進不同崗位：有人剛入職就當班主任，有人被派去教務處打雜，還有人被安排去政教處。“你知道嗎？最誇張的是一個完全沒有財會背景的年輕老師，突然被要求去當學校會計。”帕帕說。
那個老師連會計都沒學過。幹了兩天之後，直接在宿舍裏崩潰大哭：“我根本不會幹會計。”後來，他乾脆把辦公桌搬回原來的辦公室，直接“罷工”了。
帕帕所在學校的辦公室
而另一方面，“編制”又使這裏形成了一種微妙的穩定感。只要不犯嚴重錯誤，老師幾乎不會被開除。很多人慢慢接受了另一種工作邏輯：既然幹多幹少差別不大，也很難真正改變什麼，那不如降低期待。
“這條小魚在乎”
小魚也是從鄉村走出來的孩子。
她出生在貴州的一個小山村裏，每天要走一個多小時山路去學校。冬天天亮得晚，幾個小孩只能摸黑出門。“你能想象那個畫面嗎？”小魚說。
“就是我們幾個小學生，年紀大一點的孩子走在最前面帶路，我們每個人手裏都拿着火把。那個時候山裏竹子很多，我們就把竹子捆在一起點燃，用來照亮去學校的路。等走到學校的時候，天也差不多亮了。”
那時候條件比現在更苦。學校沒有食堂喫飯，小魚每天從家裏帶一小把米，到學校後用鐵飯盒自己淘米、加水、蒸熟。沒有蔬菜，就帶一罐家裏炒好的辣椒。
父母長期在浙江打工，她和爺爺生活在村子裏。初中時，她給父母打電話哭，說不想讀書了，想出去打工。
後來有一天，她放學後一個人往家裏走。走到一半，一輛車突然停在她旁邊。
“車門一打開給我震驚的，我以爲我在做夢呢。我揉了揉眼睛，發現真的是我爸媽，還有我弟弟。我媽在車邊叫我，我一下子特別開心，直接跑了過去。我問他們，你們怎麼回來了？他們就跟我說，不去外面打工了，以後回家陪我。”
很多年後，小魚重新回到鄉村學校教書。她越來越確信，真正決定一個孩子能不能走出去的，往往不只是學校，而是背後有沒有一個願意“託舉”他的家庭。
因爲有這樣的經歷，她會告訴學生，自己也是從農村一步步讀出來的，反覆地跟他們講，“讀書是有用的。”
小魚在學校的走廊
但她也發現，現在的鄉村和自己小時候已經不一樣了。“我們那個時候雖然窮，但大家默認‘讀書考大學’是一條能離開的路。現在的物質條件已經好了，但大家好像不太相信這一套了。”
英語課代表女孩，成了小魚這些年少數還能感受到“成就感”的來源。
女孩成績很好，也很早熟，在家裏，她更像那個“大人”，照顧弟弟妹妹、協調父親的情緒，小魚確信，女孩一定會離開這裏。她甚至已經提前想好了：“以後如果她考上高中沒有錢，我就幫她申請資助，或者我自己也會資助一點。”她不希望這個女孩因爲錢輟學。
小魚說，她曾經看過一個小故事：退潮之後，很多魚被擱淺在沙灘上。一個小男孩蹲在那裏，一條一條把魚重新扔回海里。旁邊的人問他，沙灘上這麼多魚，你救得過來嗎？沒有人會在乎的。
小男孩回答：“這條小魚在乎。”
小魚說，自己一直記得這個故事。“我有時候會把我自己當成那個角色。”
“如果真的有那麼一條小魚，因爲我發生了一點改變，”她停了一下，“我也會覺得很有意義。”
（來源：騰訊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