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的翟東昇教授是筆者的老朋友，我們倆在去年年底和今年5月做了兩次視頻播客訪談，但由於平臺審覈的原因，遲遲未能發出。今天特意整理出一部分訪談內容，發表在公號上，以饗讀者。
翟老師擅長做前瞻判斷，在2014年就預測了後來的中美戰略博弈，他的新書 《纏鬥：中美經貿重構與全球經濟新秩序》 近期也 付梓出版，特此推薦。 我們將在評論區篩選出30位讀者，送出《纏鬥》一書，歡迎留言交流。
以下是訪談全文：
站在世界經濟秩序的新十字路口上
戴老闆 ： 您的新書爲什麼叫《纏鬥》？這個詞看起來好像兩邊在鬥爭，但是又脫離不開的感覺。
翟東昇 ： 我理解的“纏鬥”，不是中美立刻切斷關係，也不是回到過去那種深度共生。過去幾十年，中美很像“連體嬰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國把大量硬件生產環節外包給中國，中國則在基礎貨幣擴張、跨境支付、基礎科研和技術標準上，把不少“柔性能力”外包給了美國。
加入世貿組織以後，中國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市場體系，雙方形成了一個高度依賴的共生體。但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原來的戰略基礎開始變化，美國從規則層面先動手，不再那麼尊重WTO，轉而推進TPP、TTIP、TISA，後來又有特朗普的關稅戰。 當然主要是美國想撕裂，撕裂的過程中雙方都感到疼痛，那就緩一緩，不那麼疼了，繼續撕。
於是，你會看到中國商品佔美國直接進口商品的百分比已經從第一位下降到第四位，回到2001年的水平。 但回過頭來看，從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到現在這十年，應該說他們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他們親手把中國逼成了一個全能王。而且很多東西一旦中國人會做了之後，其他人就別幹了。
戴老闆 ： 您在書裏談到中美經貿關係的重構，重造 再平衡 ，您覺得這個過程中，我們會有哪些挑戰？
翟東昇 ： 我認爲現在整個世界站在十字路口上，但關鍵選擇不在美國、俄羅斯或歐洲，而在中國。 所以某種程度上，它變成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但必須得做，慢慢我們越來越接近這個必須做選擇的時候了。
在書裏我也提到，中國現在有兩條路徑選擇，而且必選其一。理解這個問題，必須回到1971年8月15日，美元與黃金脫鉤。那一天之後，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的底層規則變了。很多人還以爲我們生活在金本位、銀本位時代，以爲債務一定要還，但無錨貨幣體系下，美元國債可以不斷借新還舊，甚至把債務轉化爲對全球資源和勞動成果的吸取能力。
蘇聯當年的失敗，在我看來不僅是民族問題、官僚腐敗或脫離羣衆，這些結構性問題早就存在，不能解釋週期性崩塌。更重要的是，蘇聯沒有理解1971年之後的新規則，仍然停留在舊貨幣觀念裏，不敢擴張本幣計價債務，也沒有處理好大三角關係（中美蘇三邊關係），最後把中國推向了另一邊。
吸取蘇聯失敗的教訓，如果不改變現有規則，中國就要學會在這套規則內競爭：擴大人民幣計價國債，重組 地方債 ，降低全社會利率，打造比美元資產池更大的人民幣資產池，用更強的內需和更大的 市場容量 ，把對手的吸附能力反過來吸收過來。
戴老闆 ： 另一條路是什麼？
翟東昇 ： 另一條路是更對抗性的，就是帶領儘可能多的經濟體，重新擁抱一種有硬錨的新貨幣體系。 這個“錨”不一定回到簡單的黃金或白銀，而可以是一籃子大宗商品，包括貴金屬、銅鐵鋁、稀有金屬、稀土、糧食和能源等。
這樣一來，債務重新變成需要償還的債務，不能靠無限印鈔轉嫁成本。與新貨幣體系對應的，是新的貿易體系，平衡貿易就是無論誰長期鉅額順差或鉅額逆差，都要付出代價。 中國不需要用鉅額順差換來別人的紙幣，美國也不能長期靠雙赤字多喫多佔。 貨幣體系和貿易體系一虛一實，是同一套世界秩序的兩個面。
第一條路是在現有無錨貨幣體系內做大自己，雙方規則趨同，矛盾會相對緩和；第二條路是重構規則，讓世界回到債務需要真實償還、貿易需要基本平衡的邏輯中。它更像是把1971年以後被改寫的遊戲，再拉回到一個有約束、有清算、有代價的體系。兩條路都有副作用，也都有條件，但無論選擇哪一種，中國都不能再按舊時代的認知理解新時代的競爭。
戴老闆 ： 回到特朗普的關稅戰，您怎麼看美國對華再博弈？
翟東昇 ： 特朗普第二任期面對的情況更復雜，國內利益集團、減稅壓力、地緣軍事行動和對華博弈交織在一起。 去年他對幾乎所有國家都施壓，很多國家被他壓住了，但中國沒有服。這一點很關鍵，但我不認爲他已經真正接受“中國惹不起”，更可能是覺得上一次準備不足，想爭取時間，重新組織籌碼，再跟中國鬥一輪。
他們也在找中國的各項軟肋，一是石油天然氣等能源進口依賴重，二是作爲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絕大部分貿易量仍要走海上，而海權長期是盎格魯—撒克遜體系的優勢。這既符合美國的比較優勢，又可以對中國軟肋發力。所以你會發現，圍繞能源、港口、海峽，他們其實開始部署了一系列針對中國的重要動作。
戴老闆 ： 您還提過“產業鏈編輯能力”這個概念，在AI和機器人時代，產業轉移是不是可能走到歷史終結？中國怎樣保持製造業影響力？
翟東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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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早年提出的一個觀點，當時是我意識到產業轉移從來不是單純由市場成本決定的，美國在二戰後把製造業環節往外轉移，並不是隨便轉移，而是轉移到它能控制的地方，往往是有駐軍、能施加規則和司法管轄的半殖民地式區域。它把一部分生產利潤放出去，但核心規則、安全控制還握在自己手裏。
中國如果未來建設海外產業新城，也必須理解這一點，產業鏈佈局出去了，並不意味着影響力也出去了，更不能讓產業鏈變成別人體系裏的生產附庸。
印度現在很想複製中國道路，但中國製造業崛起不是改革開放一件事的結果，而是社會革命、基礎教育、公共衛生、人口素質提升、招商引資和全球化機遇共同疊加的結果。毛澤東時代完成了深翻土地式的社會動員和基礎教育普及，小平時代又把全球資本、訂單和技術吸進來。莫迪想在一代人時間裏同時完成兩代中國領導人完成的事情，難度很大。但印度潛力不容輕視，所以我們還是不能允許中國製造業大規模地向外轉移。
戴老闆 ： 您如何看待中國人在全球勞動分工中的位置與未來生態位？
翟東昇 ： 中國人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不應被簡單限定在低端勞動或重複性崗位上， 中國人不是生來就要被拴在機器或餐桌前的。 對一個民族來說，首先要敢於想象自己在世界體系中承擔更高層級的角色，尤其知識分子，更應該有論證本民族發展空間、爭取更高生態位的責任。
從整體氣質看，中國人相對內斂、平和，往往“敏於事而慎於言”：想得多、表達少，重實幹、少爭辯。這種特徵使中國人在複雜治理、規則協調和高端產業中具備特殊潛力。我們不必成爲所謂“世界警察”，但完全可以在全球規則制定、全球治理協調中發揮更重要作用。
產業層面同樣如此，人工智能、高端製造等領域，本身高度依賴抽象思維、數理能力和系統組織能力。雖然美國在算力等方面仍有先發優勢，但中國在算法、工程化應用和產業鏈協同上正在快速追趕。當然，不同民族、不同社會都有各自的比較優勢。但說到底， 一個民族要站到更高處，首先要相信自己有資格思考更高處的問題。
被嚴重低估的美伊戰爭：戰爭模式的新變化
戴老闆 ： 如果從美國國內政治變化看，美以關係和伊朗問題接下來會怎麼演化？
翟東昇 ： 美國國內政治正在發生一個微妙但重要的變化。過去，以色列遊說組織AIPAC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很深，但現在情況變了。加沙的慘狀和愛潑斯坦案的持續發酵，讓美國年輕人中間形成新的共識，左右兩黨都在重新審視美國與以色列的關係，民主黨一側更激進。AIPAC現在想給有潛力的青年政治家捐錢，很多人不敢收，甚至有人公開要求退還過去的捐款。
我認爲，以內塔尼亞胡爲核心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發動的一系列戰爭，把美國帶進了一個很深的溝裏。 而美國國內一些思潮的變動，也可能解釋爲什麼有些戰爭節奏顯得如此倉促，如果拖到中期選舉之後，美國國會補充一批年輕議員，可能就不再支持或容忍以色列繼續擴大中東行動。
戴老闆 ： “ 打伊朗之前，必先拿委內瑞拉”，外界這個說法是怎麼來的？
翟東昇 ： 因爲一旦動伊朗，伊朗就可能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中東的石油運不出來，整個世界經濟就會失血。要維持世界經濟正常運行，又給打伊朗爭取時間，就需要提前準備一個巨大的石油“血包”。放眼全球，能夠提供巨量增量石油、短期給世界經濟輸血的國家，就是委內瑞拉。
當然，委內瑞拉也不是拿下就能立刻替代中東石油。它主要是重質油，煉化難度比中東輕質油高，需要基礎設施、產能建設和運輸體系，正常情況下至少需要一到兩年。但現在時間不等人，拖到後面形勢可能更不樂觀，所以纔會等不了就先打爲敬。
戴老闆 ： 這場美伊戰爭和過去美國打仗有什麼不同？
翟東昇 ： 過去三十年，我們熟悉的美國戰爭模式大致是這樣：先從幾百海里、上千公里外發射巡航導彈，打掉防空雷達、指揮中心和關鍵基礎設施，摧毀對方的神經系統；然後美軍大規模集結，在邊境附近建立軍事基地，麥當勞、肯德基、星巴克都到位，大兵壓境，再下最後通牒。
這是工業化時代美國憑藉資本優勢、軍力優勢震懾中小國家的典型打法。
但現在不一樣了，無人機、遠程導彈、中遠程火箭正在融合，現在有些武器已經很難說到底是無人機還是導彈。它們射程越來越遠，速度越來越快，成本卻越來越低。
伊朗自己的無人機成本可能只有幾萬美元，而且零部件能夠自己造，產能也不小。另一邊，用幾百萬美元的攔截彈去攔截幾萬美元的無人機，攔截率還沒有外界宣傳得那麼高，經濟賬根本不划算。 伊朗戰爭讓大家看清楚，未來超級大國不可能再簡單依靠海外基地、遠程威懾和高價防空系統，就把中小國家壓服。
戴老闆 ： 那伊朗爲什麼一直被低估？很多人還是把它看成一個落後的宗教國家。
翟東昇 ： 這正是問題所在，全世界主流媒體對伊朗的評估存在扭曲。許多人只看伊朗要求女性戴頭巾，就把它想象成一個保守國家，但真正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要看更硬的指標，比如女童入學率、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女性成爲工程師和中產階級的機會。 伊朗在伊斯蘭世界裏，女性教育和工程師培養水平都很突出。
我過去幾年多次講過，不要小看伊朗。 它不是一個簡單的宗教國家，而是伊斯蘭世界現代化水平很高的國家。 它有鋼鐵產業、汽車產業、無人機產業，也有比較完整的本土供應鏈。有企業家到伊朗考察後告訴我，伊朗甚至“藏鋼於民”，老百姓蓋房子、牧民建羊棚，都大量使用鋼材，以此拉動鋼鐵消費，形成內循環。
還有一點很重要，伊朗國內有反對神權、反對革命衛隊的城市中產階級，他們受過高等教育，英語流利，希望融入世界市場體系。但戰爭打起來以後，情況變了，有人原來反感革命政權，可一旦發現外來力量不是來“解放”自己，而是爲了石油、爲了消滅自己的國家，這些人就會轉向同仇敵愾。所以我認爲，外界低估了伊朗的現代化能力，也低估了它在戰爭壓力下的社會動員能力。
戴老闆 ： 也有人非常樂觀，認爲伊朗這次會贏，甚至未來會掌握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權，您怎麼看？
翟東昇 ： 伊朗有韌性，但它內部也存在分歧，比如革命衛隊和國防軍之間的關係，在高溫高壓之下會不會影響團結和穩定，還需要觀察。
更重要的是，我認爲內塔尼亞胡在有意摧毀妥協派，把美國拖進來。特朗普現在像是已經咬到鉤上的大魚，拼命想吐出來、甩開、逃跑，但鉤子已經在了。內塔尼亞胡一直想把美國更深地捲入戰爭，甚至捲入地面戰爭。只要他決心如此，美國想完全抽身就不容易。
所以我對後續更加悲觀。 金融市場和大衆輿論都低估了這場戰爭的長期影響和慘烈程度，甚至也低估了核風險。 很多人心理上接受不了這種預判，覺得太超出想象，但世界史上的大轉折，往往就是在多數人不願相信的時候一步步發生。
戴老闆 ： 世界這麼大的局勢，都是幾個棋手在那裏佈局，排兵排子來決定的。
翟東昇 ： 幾個關鍵棋手當然重要，但他們背後是一個更具體的、宏大的國家陣營，如果只是利益問題，反而好辦，無非是談判、交易。但如果是夢想，這個國家有千年夙願，那個國家有民族悲情， 就怕大家都是有信仰、有獻身精神的人，各自爲了自己的天命和價值鬥爭時，世界就很難按理性交易的方式收場。
被撕裂的歐洲：白左文化、北約裂縫與統戰價值
戴老闆 ： 您在書裏提到過“三邊二軌”沒有歐洲，但您又一直強調歐洲仍然有拉攏價值，您怎麼看歐洲在中美俄格局中的位置？
翟東昇 ： 所謂“三邊二軌”，並不是中美俄三方的共同認知，而更像是美俄雙方在設想未來由中美俄三家討論天下大事。
反而是我這個中國學者一直堅持，如果歐洲能夠進一步深度整合，也許還有資格參與重大事務討論。我現在一部分工作就是做歐洲研究和對歐交流，目的很明確， 在即將到來的重大斗爭中，儘量避免歐洲徹底站到美國一邊。
前兩年歐洲工作很難做，因爲歐洲人很傲慢。他們自認爲掌握了一種代表人類未來的文化，也就是白左文化、覺醒文化，你跟他們談現實的地緣政治、產業合作，他們常常轉向價值觀。我的想法是，要用新的方式把歐洲從美西方陣營、從北約陣營中剝離出來。毛主席講，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這就是統一戰線。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新時代的國際統一戰線。
有意思的是，真正加速這項工作的不是我們，而是特朗普。他一套組合拳下去，歐洲人開始迷茫、恐懼，也開始重新思考和中國的關係。
戴老闆 ： 前段時間我們去廣東湛江調研，看到巴斯夫在廣東那邊又建了一片新的巨大基地，到了晚上燈火通明，我們感覺歐洲的企業家似乎比政治家更加務實。
翟東昇 ： 企業家確實更務實，但歐洲中左翼和中右翼都帶有很強的白左意識形態。白左文化本質上是全球化的產物，原型來自跨國公司，一批來自不同民族、宗教、文化背景的高端白領，用英語在全球協作，大家飲食、習慣、宗教並不一致，甚至真實價值觀也未必一致。
而越是如此，越要表現得很nice、很包容、很有愛心，否則很難在這個圈子裏生存。他們最安全的話題是什麼？“今天天氣怎麼樣”，所以知道白左文化爲什麼對氣候變化如此執着了吧，是因爲從一開始這種特殊的亞文化在生成時，最安全的話題就是氣候變化。
這個羣體既不是真正的資本家，也不是真正的底層勞動者，而是一種全球化精英。他們喜歡談左翼議題，表現得關心人民，但實際生活方式和利益位置又很精英化。 所以我說白左文化常常是“形左實右”，它不是世界95%人口的真實處境，而是一套脫離底層的精英話語。
歐洲現在仍由這套建制派話語主導，但現實壓力已經越來越大。俄羅斯從軍事和地緣方向施壓，美國從政治和安全方向施壓，中國則在電動汽車、新能源、化工、醫藥乃至人工智能等產業上形成競爭，歐洲等於同時承受三方壓力。
戴老闆 ： 您剛纔講歐洲有統戰價值，但也說它的問題很深，這個判斷怎麼平衡？
翟東昇 ： 歐洲激進推動覺醒文化和移民政策，後果正在顯現。我去布魯塞爾接觸到一些普通歐洲人，能感覺到極左和極右都在崛起，而且極右更明顯。所謂極左、極右，在歐洲語境中被極端化，但從全球80億人口的視角看，很多人其實只是正常人，只是沒有跟着歐洲建制派那套話語走。
我跟歐洲建制派智庫的人辯論時也說過，你們這套價值觀，放到很多發展中國家知識分子那裏可能很有說服力，因爲歐洲顯得有錢、先進。但中國經歷過很多王朝興衰，有二十四史作爲參照。一個文明繁榮久了，貴族沉迷享樂，文化去雄性化，再以普世之愛安置周邊蠻族，等暴力優勢消失，後面的故事我們其實都見過。
你們以爲文明靠價值觀高明維持，其實真正支撐它的是暴力優勢、殖民擴張、市場規模。 歲月靜好，是因爲你的祖先把髒活累活都幹了；一旦暴力優勢消失，價值觀未必還能撐住秩序。
所以，從地緣戰略上看，統戰價值最大的首先是俄羅斯，再往下要看波斯人能否證明自己的價值。 但放在全球經濟大戰裏，歐洲畢竟還是全球前三大市場之一，統戰價值依然存在。哪怕我們忍受不了它的道德優越感，也要繼續跟它打交道。
戴老闆 ： 如果特朗普真的推動美國退出北約，這背後只是爲了讓歐洲多出錢嗎？還是另有戰略考慮？
翟東昇 ： 我原來也以爲退出北約主要是爲了節省開支，讓歐洲自己掏錢防衛自己，再多買美國軍火。但後來我瞭解到一些信息，覺得背後可能另有故事，核心動機也許是爲下一場戰爭做準備。
戴老闆 ： 爲下一場戰爭做準備？是要打北約裏邊的人？土耳其？
翟東昇 ： 是的，我瞭解到的是土耳其方面的說法，如果伊朗被打敗，下一個目標可能就是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約第二大軍事強國，如果美國還在北約框架內，就很難直接針對它；只有退出北約，纔可能繞開這個制度約束。埃爾多安方面對此很有憂患意識，過去幾年，埃爾多安與以色列之間的鬥爭其實很激烈。
更大的背景是，現在不只以色列想復興，土耳其也想復興，一堆古老民族都想重新回到歷史舞臺。 以色列謀劃這些事已經幾十年，藉着“9·11”之後的局勢，美國先後介入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黎巴嫩、索馬里等方向，最後的刺頭是伊朗；而土耳其人認爲自己可能排在後面。所以美國退出北約未必只是錢的問題，也可能是爲了擺脫盟約束縛，爲新的地緣博弈騰出手腳。至於這條線能不能走通，還要看伊朗、中東和歐洲的後續變化。
想長成大魚，就要主動游到最深的水裏
戴老闆 ： 您長期關注中美關係、全球化和世界格局，也較早提出過一些後來被驗證的判斷，您是如何形成這種獨立而前瞻的判斷能力的？
翟東昇 ： 我自己的研究一直圍繞全球化、世界格局和歷史變遷展開。這類問題足夠宏大，往往超出日常經驗，但它又會深刻影響每個人的生活。我一直認爲，學者不能只滿足於小而美的技術議題。
不同人當然有不同選擇，但如果處在覈心學術圈、面對一個大國的時代轉型，還完全迴避宏大問題，那是不稱職的。 宏大問題沒人思考，時代就會被小問題淹沒。
戴老闆 ： 所以，前瞻判斷首先來自議題選擇，要敢於面對大問題？
翟東昇 ： 是的，青年學者要形成自己的位置，不能只是重複主流話語。主流當然重要，但主流並不等於真理的終點。 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是敢於和主流對話，也敢於發現主流判斷中的盲區，最終提出新的認知。
我早年做的是跨政治學、經濟學、國際關係和戰略思想史的研究，把歷史週期和現實指標放在一起看，纔會發現全球化並不是一路向上，而是有漲有落。2010年前後，我開始判斷全球化正在逆轉，當時這還只是趨勢判斷，但後來很多指標證明了這個方向。
戴老闆 ： 除了研究視角，您個人是否也有一套具體的方法？
翟東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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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博士畢業留校後，給自己定過一個五年計劃：讓自己真正國際化。我把目標拆成很具體的指標，比如工作對象中要有國際比例，文章既寫中文也寫英文，還要去關鍵地區長期觀察。後來我去了布魯塞爾和華盛頓，因爲那是我這個領域“水最深”的地方。
想長成大魚，就要主動游到最深的水裏。 人生規劃未必完全實現，但沒有主線，就容易被情緒和環境推着走。
戴老闆 ： 面對複雜信息，您如何篩選高質量信源，避免被立場和噪音帶偏？
翟東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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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有系統訓練，不能靠零散的暢銷書建立判斷力，專業閱讀往往是痛苦的，因爲它在逼你爬坡。
讓你舒服的信息多半是在消費你，讓你痛苦的知識才可能抬高你。
其次，要暫時放下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情感偏好。無論左翼、右翼、自由主義還是民族主義，都可能包含某種局部真實。真正的判斷不是選擇聽自己喜歡的話，而是容得下讓自己不舒服的觀點。只有當你既知道對方爲什麼這麼想，也知道他錯在哪裏，你纔有資格更堅定地堅持自己的判斷。
戴老闆 ： 現在很多人認爲，AI可以快速總結觀點、回答問題，完整閱讀一本書似乎不再必要，您怎麼看？
翟東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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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反對用AI獲取信息，但它容易把複雜思想快餐化。越是在AI時代，人越要警惕認知被算法塑形。
思想會越來越成爲一種稀缺能力，甚至是一種特權。 真正的讀書，不是翻過幾本書，而是靜下來同有思想的人“對話”，再把自己的理解寫出來、講清楚。檢驗你是不是真有了高質量思考的一個標準，就是把它講述出來，多去表達，這個過程纔是檢驗你是不是真的讀懂並且思考了。
年輕人如何穿越“宏大敘事”
戴老闆 ： 我們先從“未來起點收入計劃”說起，其中有一個點是建議給年輕人發錢，讓大家有再次去起跑的機會，您爲什麼會提這個方案？
翟東昇 ： 中國供給側能力已經接近甚至超過OECD平均水平，但廣義福利支出佔GDP比例仍明顯偏低，需求側因此偏弱。接下來不能只談生產，也要補上福利體系這課。
但我反對照搬歐洲模式，因爲福利不能變成“養懶人”的制度，提高福利同時更要重塑激勵。年輕人得到一筆起點收入，不只是多一點消費能力，更重要的是多一點面對不確定性的勇氣，讓更多人站在相對公平的起點上。
戴老闆 ： 除了給年輕人機會，您後來也提到提高農村老人養老金，這和擴大消費、反內卷之間是什麼關係？
翟東昇 ： 我過去更強調給年輕人發錢，因爲年輕人的消費轉化率高。但劉世錦老師提出把1.7億農村老人的基礎養老金提高到每月600元，這個思路讓我有了重新思考。
很多50後、60後農村老人經歷過飢餓和匱乏，年老後仍被迫進入勞動力市場，用極低價格出賣勞動，客觀上壓低了年輕人的收入。給他們更體面的基本保障，不只是爲了增加消費，更是爲了讓他們退出過度競爭，讓勞動價格迴歸合理。
戴老闆 ： 您有個觀點提到過，年輕人“會玩”也是一種資產，這該怎麼理解？
翟東昇 ： 當一個社會逐漸走出匱乏恐懼後，大量新增經濟活動都與“讓人開心”有關，體育、娛樂、內容、社交和情緒價值都能形成產業。AI時代更是如此，知識記憶和標準化技能會被越來越多地替代，教育不能再只培養同質化的做題能力。
一個年輕人如果能在小衆領域玩出花樣，成爲細分賽道里的第一名，就可能擁有獨特價值。父母看不懂的興趣，不一定沒有意義，正因爲小衆，纔可能形成差異化。 怕的不是年輕人會玩，怕的是毫無特點、完全可替代。未來稀缺的，可能正是有趣的靈魂和不可複製的表達。
戴老闆 ： 面對高端產業升級、國運競爭這些宏大敘事，很多年輕人會覺得它們離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很遠，您怎麼看這種迷茫？
翟東昇 ： 宏觀和微觀並不割裂，我們常說選擇大於努力，所謂選擇，本質上就是理解大趨勢、判斷方向。但宏大敘事裏有真實趨勢，也有被製造出來的認知動員，年輕人不能只是被情緒帶着走。 你要儘量判斷歷史潮流、國家變革和行業週期，把個人努力放到更可能放大的方向上。 金融裏講阿爾法和貝塔，個人能力是阿爾法，時代方向是貝塔。最好的狀態，是既有個體能力，也踩在正確的系統性方向上。
戴老闆 ： 如果讓您給年輕人總結幾個可把握的大趨勢，您會怎麼看？
翟東昇 ： 我不會輕易說哪個行業一定好，但有幾個潮流必須認真看。
第一是人工智能，它會重塑工作、教育和分配製度，年輕人要思考自己如何適應，而不是隻把AI當工具。
第二是中國回到世界舞臺中心，這可能帶來新的全球領導力，也會帶來世界市場新的變化。
第三是區域週期會重新變化，過去東北、東南沿海的興衰都與中國和世界體系的關係有關，未來新疆等連接內外循環的新前沿，可能出現新的機會。當然，這些都只是自上而下的推論，還需要觀察和驗證。
我們每個人都受限於局部經驗， 人是三季之蟲，要超越時間侷限就看歷史，要超越空間侷限就看全球，要超越認知侷限就接觸那些讓自己不舒服但活得很好的人。 年輕人最重要的不是等別人給答案，換個視角，多用自己的處境理解世界，敢於選擇，也敢於承擔選擇的後果。
全文完，感謝您的耐心閱讀。
訪談：戴老闆
編輯：陳暢
責任編輯：陳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