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爲什麼胸無大志？ | 穀雨

文 | 胡云杉

編輯 | 張月

出品 | 騰訊新聞穀雨工作 室

最近，我動了一次手術，切除了膽囊。

幾個月前，我體檢發現膽囊裏有一顆小小的石頭，醫生說，既然不疼，不發炎，那不要緊。我不能接受身體里長了一顆石頭，要求拿掉它。醫生說，不急，等你過完五十歲，切掉一個器官，心理上不會感到那麼彆扭。我說，等不了那麼久。我擔心石頭在看不見的地方越長越大。聽一位朋友說，他被石頭磨破了膽囊壁，導致穿孔，膽汁在五臟六腑流得到處都是。他自己疼得等於順產了一次胎兒，醫生在手術檯上也很被動。還有人在隔三岔五的腹痛中，演變成了膽囊癌。我才三十五歲，我不要死，更不要死於一顆隱藏款小石頭。醫生微笑着說，膽囊結石很常見的，你怎麼嚇成這樣？嚇破了膽似的。

他看得很準，說得很對。但我感覺受到了侮辱，決心換一個醫生。那天上午十點，我電話預約了上海仁濟醫院國際部膽胰外科一位泰斗醫生做手術。十五分鐘後，我到了醫院。醫生看完診，讓我寬心，說手術很簡單，他一年完成一千五百例。是單孔切除，刀口下在肚臍，也不會留疤。十一點半，我住進了病房。下午一點半，醫生上班，我被推進了手術室。一針全麻以後，就啥也不知道了。不知過了多久，我感覺有人在搖晃我的胳膊，在我耳邊呼着熱氣，一遍遍叫我的名字。我分辨出那是手術醫生的聲音，同時，我也被麻醉消退以後，那種腰斬般的巨大痛感震撼了。我瘋了一樣，大罵泰斗，我操你媽——我讓你切膽囊，沒讓你切腹——

等平靜下來，我感到羞愧極了。我躺在病牀上，點開這位醫生的微信視頻號，看見他做的醫學科普下面，有很多的病人家屬留言。很多不同省份的人，感謝他救了自己的家人。我回想自己的言行，覺得自己這個人，像只怪物一樣，無法忍受。我爲什麼不信任醫生，恐懼醫院，牴觸尋常疾病？我是有什麼毛病？我的基因、性格、靈魂，感染過什麼病菌，藏有什麼隱疾？

爲了探索這些問題，我感到必須返身時間的深處，凝望關於這一切的啓蒙現場，關於我父親那場無比漫長的疾病與求醫過程，關於一個普通人怎樣活過。

你認爲爸爸待在這裏，還能做什麼呢？

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我趴在樓梯的扶手上，俯瞰着我爸在樓梯底間換鞋子。這個秋天，雨似乎從來沒停過，天色從早到晚，都是傍晚。窗外什麼也看不見，只聽得一陣摩托車摁着不鬆手的喇叭聲。那是我爸的撲克牌友，一個出獄不久、拿啤酒瓶敲了老闆腦袋的中年男人。

我爸朝外喊了一聲，來啦來啦，你不要躁。他拉開棕色皮衣的拉鍊，從裏層口袋摸出一沓鈔票，慢慢捻成扇形，百塊五十的，折進那雙超大的黑色塑膠雨靴，其他的，放進皮衣外邊口袋。接着，他把腳踩進雨靴，跺了幾下地，跺掉了靴子邊緣風乾的泥巴。最後，他套上頭盔，扣下黑色面罩。他買體育彩票中的那支長柄傘就在那裏，他似乎沒想帶它。

我說，爸，你又打牌去？

他抬起頭看我，沒有拉開面罩。他的臉漆黑一小片。他沒有回答這個顯而易見的問題，而是指點我說，你不要總是用腳踢扶手，雖然是鐵的，是焊的，但萬一呢？萬一你把它踢壞了，對你不安全，對我也是個麻煩，懂了嗎？

他的聲音很煩躁。我止住腳下的動作，想挽留他，但不知怎麼說。我對他近來表現出的奇怪的焦慮，還沒有習慣。我不知道他正處在職業生涯的轉折期並且轉不過來。幾個月前，他還是一位手藝出色的瓦匠，憑着一把砌刀給幾個鎮的人建時髦的樓房，收穫着穩定的收入和口碑。因爲一場病，他只能放下砌刀，跟着姨父學做買賣。他從農戶那兒收購黃鱔，再賣到長沙的馬王堆菜市場。他不是做買賣的料。農戶說，白天在外忙，晚上纔回家，你晚上來收吧。他說，可以。農戶說，家裏燈泡壞了，只能點根蠟燭看看秤了。他說，沒問題呀。第二天，天光大亮，他發現自己收回來的除了黃鱔，還有樹根，泥巴，磚頭，甚至一隻小板凳。他把小板凳洗洗乾淨，刷上紅色油漆，送給我。他再也不說做買賣的前途了。

他開始打牌，手氣時好時壞，臉上陰晴不定。我想念半年前的那個爸爸。那會兒，我剛上小學，小學校園要重建。好大一個工程，好大一個餡餅，落在我爸頭上。一次課間十分鐘，我去看看我爸。他在建一個功德碑，琉璃綠瓦，二龍戲珠，下面一塊花崗岩石板，楷體刻着捐建校園的衆多人名和金額。我爸站在一個高高的梯子上，正在安置兩條青龍。我叫了他一聲。他回頭看我，像一眼見到很久不見的老熟人，眼睛一亮，臉上漾開驚喜的笑容。他剛過二十八歲，頭髮蓬亂，五官端莊，看人時眼睛蘊含情意。我喜歡看他笑。他一笑，就泄露了他和其他成年男性不同，他那一點權威和強勢完全是裝的。他的笑臉明媚，清朗，美得像三月的太陽。誰也想不到，半年以後，我們失去了這張臉。

這一刻，他的新臉藏在頭盔裏面。他的新臉不喜歡笑。我對他身上長出的這些新東西，新的臉，新的表情，新的職業，感到困惑。怎樣向他表達我的困惑，是困難的。眼見着他拉開家門要走了。情急之下，我記起學校新教的成語，想要拿來試用一下。我站在這成語面前，好像一個想要游泳的盛夏，站在一片陌生的野湖面前，小心翼翼地伸腳試探水的深淺。我小心地把這成語轉化成方言的腔調，心想把它安置在我爸身上，再合適不過。又心想，我可真聰明。

我叫住這個可憐的傢伙，騎上樓梯扶手，飛速地滑到他跟前。我仰着頭，帶着知識的力量和權威，質問說，爸，看看你，你爲什麼這麼——胸、無、大、志呢？

他愣了一下，揭開面罩。他的嘴脣像一輪靜默的上弦月吊在臉頰的樹梢。他看看我，又看看我身後的牆壁。牆上沒有答案，他又看向我。他用手掌摩挲着下巴上的胡茬，沉吟了一下說，我爲什麼胸無大志，這是個好問題。孩子，那你認爲爸爸待在這裏，還能做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我只好轉移問題，問他爲什麼把大錢塞進雨靴，小錢放在外面。

他扣下面罩說，運氣好的話，我會動大錢，幫它們生崽；運氣壞的話，就不會。

說完，他快步走進雨中，跨上同伴的摩托車。一陣拖延的儀式性的喇叭聲響過，他們消失在他們的出征號角中。

二十八年後，我在深圳遇見一位從長沙過來開會的湘雅醫院的羅醫生。飯後閒聊，我說，您有一位同事救過我爸的命。便問起那位醫生，孫虹教授的近況。羅醫生說，孫教授患了癌症，五年沒有復發，度過了第一個安全期，比較寬心了。

這麼多年，我們家和孫虹沒有任何聯繫，但年年都會說起他的名字。他像一件壁櫥裏的雨衣，雖然沒有每天出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但那種日常性的存在，是確定無疑的。我爸用方言說他的名字，“虹”發音“恆”，到了我使用普通話的女兒這裏，有時也跟着犯錯。從深圳回來後，我和我爸說，看來你得把發音改改了。他點點頭，說正是正是，可是這麼叫了快三十年，怕是難得改了。又問孫教授患了什麼癌。我說，沒問。他便上網查查，查到一張孫教授的照片，說，正是正是，他是長這樣，看着親切。查到一篇文字說，孫教授頂着發作的胃潰瘍動了五個小時手術，動完暈倒在手術室。他嘆氣說，怕不是胃癌吧？做手術，喫飯沒個規律呀。細讀完百度百科，指着一行“ 1997 — 1999 年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聽覺與耳聾研究中心完成一項博士後研究”，說沒錯呀，孫教授當時說，做完我這臺手術，觀察觀察，他就要去美國學習了。

我合上電腦，支起相機，說，老爸，講講你那場病吧。

他的注意力一時沒從網頁離開，點點頭說，我是忍痛二十年，才見到的孫教授。反過來講，如果早點兒見到，病痛根本不會壯大成那個樣子，人也根本不必忍受那許多。

我感到腦子裏住着一個妖怪

我十歲前，耳朵裏就異樣了，經常流膿。去見赤腳醫生，說是瘡耳，中耳炎。一些孩子耳朵流膿，都沒處理。赤腳醫生說，中耳炎治不好，孩子們要接受流膿，接受針刺感，向患風溼病的老人學習，他們一下雨就疼得睡不着覺，怎麼辦？接受事實，忍着點兒。生活不也是這樣嗎？忍着點兒。你長大就知道了。赤腳醫生也喜歡做講課的老師。

我去外婆家玩，外婆看我那麼疼，想了很多辦法。她求告回龍山寺的菩薩，請菩薩愛護我。她帶着茶葉上山，請和尚施法，泡了這茶給我喝。她還找過巫醫。一天，一個鄰居說她的兒媳婦在縣醫院工作，家裏有一瓶消炎藥。外婆好高興，拿一隻大公雞換了那瓶長得像味精的藥。她們讓我偏着腦袋，把一整瓶透明顆粒倒進了我的耳朵。這些藥堵在我的耳道里，讓我又痛又癢，特別不舒服。我爸那段時間在單位摔斷了腿，我媽去照顧他了，我覺得自己的事兒會給他們添麻煩，不敢說。赤腳醫生說，是因爲我平時喜歡去水庫游泳，耳朵進水導致的。既然是自己犯了錯，那更不敢和大人說了。

我不會知道這病是孃胎裏帶出來的，更不會知道腦子裏長了一串瘤子。我在長個兒，瘤子也跟着長個兒。

到我二十八歲， 1996 年，那些瘤躲過了很多的誤診，疼痛壯大起來，終於超出了我的忍耐範圍。我再怎麼努力也不是它的對手了。左耳失去了聽力，失去了知覺，流膿的時候，是別人提醒我，哎，你的耳朵又有東西流出來了。我用過很多藥，常用一種叫綠地滴耳液的藥，氧氟沙星抗生素，抗菌消炎的。沒有任何效果。我接受了他們說的，中耳炎是治不好的。這一年我仍然很忙，光是上半年就承包了四個私人樓房和一座學校。白天忍痛幹活，不能讓人看出我在忍痛，不然你的活兒就丟了。手藝再好，機會有限。一天的工錢是二十塊。 1992 年是六塊， 93 年是八塊， 94 年是十塊， 95 年十二塊， 96 年漲幅驚人，到二十塊，不包午飯是二十二塊。

一天結束了，回家之前，我會去診所打吊瓶。診所是退役軍醫傅醫生開的，掛牌衛生室，大家也叫它衛生室。傅醫生說，先鋒黴素，哈爾濱製藥廠，共和國的長子。一次掛八支，一支一克，五塊一支，加上輔藥，起價五十元。沒有任何效果。然後掛十支，十二支，沒有任何效果。繼續掛十四支，十六支，沒有任何效果。白天體力耗盡，本可以睡個好覺，但就是痛得沒法睡。止疼片大白片，一把一把地喫，偶爾能兌換到片刻的睡眠。但片刻以後，這痛感又比白天更強烈，不知是不是晚上喫了止疼片的刺激。

我感到腦子裏住着一個妖怪。

工作每天的進度要求在那，拿不出時間去看病。但實在太痛了，與人好話說盡，終於抽出幾天時間，抓緊多看幾個醫生。跑了另一個退役軍醫的診所，還有鄉衛生院，鎮中心醫院，沒人說出病因。跑到鄰鎮一家公社醫院（現在已經撤掉了），一位坐診的醫生說，你這腦子裏肯定長了膽脂瘤，你得去縣裏的醫院。這是第一次有人看出病因。

縣中醫院耳鼻喉科一位鍾醫生，每天晚八點在電視上打廣告，很厲害的樣子。那時，電視廣告剛出現，藍底白字，像國家文件，用沒有一點塑料味的普通話宣讀，像聯播，很有權威感。廣告那種東西，對着全世界喊話，如果憑空扯謊，豈敢呢？你說是不是？

鍾醫生看過以後，說你這是膽脂瘤，必須馬上住院手術。我沒有做檢查就上了手術檯。他在我的左耳打了一劑麻醉，然後，拿刀鋸我的耳朵。我痛得不得了。他說，痛你就喊。我沒有喊。我聽着刀子來回鋸耳朵的聲音，咯吱咯吱，轟隆轟隆，響動巨大。鍾醫生鋸下我的大半隻耳朵，在我的耳朵裏撥弄來，撥弄去。他捯飭了四個半小時。那種痛苦，我沒法和任何人講。

我聽見鍾醫生讓我從手術檯上下來，我下來，渾身津溼。我問他，弄好了沒有。他一聲不吭。我又說，手術動好了沒有。他避開不答，擦拭着手術刀上的血，說，你這還算好的，挺能忍的，司馬懿怕是比不上你。

我從門板嵌的綠玻璃上看見自己的左邊耳朵差不多給切下來了，耷拉在那裏，血流不止，模樣很怪異。鍾醫生說，我看見你的瘤子了，但我沒想到它會長那麼深。我聽出他的意思了。他不知道怎麼把瘤取出來。他被廣告捧高了，自信地攬下這活兒，做到中途，發現沒有能力完成。

下手術檯的時候，他沒有縫合我的傷口。我想他是專業人士，這麼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住院一個多星期，等着傷口自動癒合。這段日子，就是躺在那裏掛消炎水。我交了一千二百塊錢，住一天院是一百多，全是自費。醫院開始催款，我問鍾醫生，還要住多久呢，我已經欠了兩百塊了。我讓你媽帶了錢來，她還帶了一水桶的雞蛋，買了一箱她自己愛喫但捨不得買的新鮮桂圓，送給了鍾醫生，說我們的困難讓他費心了。當然我也對醫生表達了敬意，每天他來會診，我會送他一包好檳榔，一包白沙煙，這是我們逢年過節拿來孝敬老父親和老丈人的。鍾醫生指點我說，你不要交錢了，自己走出去。我說，我還欠了兩百塊。他說，你不要交了，直接走出去，沒人管的，然後你再託人來把你的洗漱包裹拿走。

我走的時候，他說了一句話，手術沒有做完，事情沒有徹底。他還說，這裏沒有設備，你去縣人民醫院，掛號耳鼻喉科石醫生，他能治好你。

我傷口還敞開着，耷拉着耳朵，回了家。本想休息一下，但舊病添新傷，痛得受不了。好多回我都想，如果我能把這顆頭摘下來就好了。

在家待了兩天，在兩個親戚的陪同下，我們去縣人民醫院找石醫生。剛進門診樓，擔架抬來三個人，一起車禍，一個裝硝酸的車子追尾一對開出租車的夫婦。丈夫很年輕，拉過來還是活的，擺在走廊裏急救，胸口壓幾下，死了。兆頭真不好啊。石醫生說，進院先交四千塊錢，這兒有設備，但醫術不行，要去長沙請醫生過來手術。你看，石醫生的可貴，貴在他誠實，貴在他有自知之明。我問，四千夠嗎？心想別又是中醫院一個模子，到後面錢不夠要我偷偷逃走。我們當地幾十戶人家，沒有幾戶有這麼多的積蓄。四千塊能蓋一層樓了。石醫生說，後面最多加一兩千也夠了。那時，我們家儲蓄大概八千塊，四個樓房和一個學校如期完工，錢也都拿到了，聽上去不至於破產。

我們沒有辦住院手續，打聽怎樣去長沙看病。長沙地理上離我們一百多公里，但心理上，遠在天邊。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我們山裏人不情願和城市打交道。城市越大，越不情願。城市明面上的路和暗底下的路，我們都是睜眼瞎。輾轉問到你姨的老闆的女兒的男朋友武醫生在湘雅醫院附屬三院上班，又打電話給你剛分配到長沙工作的二叔，請他回來接我一趟。我準備帶兩千塊去長沙。錢都放在儲金會，取的話，攢了半年的利息就沒了。儲金會沒搞好，不像分田到戶、普及義務教育、撤銷農業稅，這幾樣他們搞得好。

於是到長沙湘雅附三，找了武醫生。我交一千八辦了住院，農村戶籍，減免了一千。沒有做檢查，翻看了傷口，說第二天手術。我後來想，長沙這邊應該是默認我做了 ct 檢查，事實上我沒有。縣醫院沒有 ct ， ct 我之前沒聽過，不可能提出來說，我要做 ct ，你們先看看瘤長得多深。又是局部麻醉，又是鋸開耳朵。手腳綁好，一條白毛巾蓋住了我的眼睛。陳醫生、譚醫生和劉醫生，三個醫生在我耳朵裏忙活了五個多小時以後，停止了動作。他們把孫虹叫來了。孫虹當時四十歲，國字臉，話不多，舉止很沉穩。我聽見孫虹問，他家裏來了什麼人。一個醫生答，夫妻兩個。孫虹說，要來父母。我聽出他的意思是，生死攸關，最後一面。我還聽見他說，手術先停止，你們不能再動他了，再動下去，他會死。要經過會診再確定手術方案。還要做切片化驗，看看瘤是否是惡性的。他說完以後，我被推出了手術室。

我的耳朵沒有縫合，先用紗布塞住裏面，外面再用紗布纏一圈。重新做一系列檢查，驗血，拍心電圖，拍 ct 。拍 ct 的時候要把紗布拿掉，等拍完，血染紅了整個枕頭。那隻枕頭報廢了，丟進了 ct 室的垃圾桶。我們打電話到鄉鎮的公家單位，請人騎摩托車跑一趟，告訴父母去儲金會取錢。我們也顧不得破壞利不利息什麼的了。每個村有一個儲金會，設在私人家裏，我們村的，是歸我的表姐夫管。看着是個公差，其實風險大。青山橋鎮，除夕夜，三個小夥子殺了管儲金會的那一家子，搶了空空的保險櫃跑到外地去了。表姐夫對我說，儲金會沒有儲備金，借錢的人比存錢的人多得多，錢全部放貸放出去了。存錢利息一分五，比信用社高，所以人都把錢從信用社取出放到儲金會。農村金融市場，也就沒信用社什麼事了。放貸是兩分一，比方說你從儲金會借了六千塊，一個月要還的利息是一百三十塊。很多人借了，還不起，你也拿他沒辦法。派出所來抓人，抓過去他在那白喫白喝也是個負擔，又放出來，等民怨一來，又抓過去，然後又放出來。管儲金會的幹部把錢借給他的近親，辦廠子呀，蓋房子呀，買跑運輸的大卡車呀，等到其他人要借，借不到。比方說我想借錢救命，沒有。和以前不同的是，親戚朋友家你也借不到錢了，大家圖利息，兩百塊錢也想往儲金會放。我放在儲金會的八千塊，老本兒也不知道擴散到誰家了。

命不該絕吧。等了一個星期，一戶父子四人賣掉十多頭花豬和大幾十斤燻烤的獵物，野豬野兔野雞野蛇等等，來存一筆錢，表姐夫就把這錢借給我了。哎，慚愧，很多動物的命加起來，換了我一個人的命。

於是交了錢，準備第三次手術。切片檢查是良性，從統計資料來看，膽脂瘤一般是良性的，一般是孃胎裏帶出來的，十歲之前就能處理掉了。孫教授拿着影像照片講得很清楚，一共五個瘤，大的大拇指那麼大，小的小拇指那麼大。瘤長了幾十年，已經拱到腦膜，一動那些瘤子，粘連着的薄薄的腦膜就極可能破裂。一破裂，腦漿流出，人肯定活不成。但如果不動，等大的瘤繼續生長，要不了兩三個星期，它一拱破腦膜，腦漿迸發，人肯定活不成。手術很難成功，也必須手術。孫教授還感慨了一句，說胡新寧呀，你年紀輕輕怎麼落到這個處境呀，這趟怕是九死一生啊。

我那間病房一共六個人，你媽陪牀，我倆腳靠着頭，睡一張病牀。兩個老人睡在走廊長凳上。我爸隨身帶着一隻軍用壺，裏面裝着白酒，時不時喝一口。他對喪子這事兒完全不能想，沒有一點抵抗力。他對醫生說渾話，說什麼你們把我兒子割死了我跟你們拼命，說完了又嘔又哭。這日子把人熬磨得差不多粉碎。隔壁牀的山東人，喉嚨裏長了瘤，切片是惡性的，這一宣判，也就到此爲止了。我真有點羨慕他。手術動了十個多小時，我中午被推進去，睜眼醒來的時候，看見了天花板亮着燈泡。十個多小時，孫教授一直沒歇，晚飯是旁人餵了幾口。

第二天一早，孫教授來查房，告訴你媽，我之後相貌會大改，不能勞動，要做好心理準備。他把她單獨叫到病房外面的走廊，說的這番話。你媽眼淚沒停過。問他，要不要在醫院買些補血的藥，比如廣告上說的紅桃 k 補血液。他說，不要，喫飯喫菜就可以，只要胃口好，身體會好起來。術後第三天，我就能一頓喫兩碗米飯了。

回來以後，傷口有過一次發炎，我去衛生室處理。動完了手術，只要消炎，心裏踏實多了。先鋒黴素，消不動，一次掛十二支、十二克，一點也消不動。忍痛一整晚，第二天一清早摸黑徒步， 11 路車轉黑摩托，再轉中巴，轉大巴，轉長沙公交，趕在醫生下班前到了湘雅醫院。孫教授開了一支 0.5 克的日本藥，八塊錢，也叫先鋒黴素。打完這支屁股針，車到望城縣，過雷鋒紀念館，渾身一點不疼了。好靈啊！我帶了十多支回來，痛了就去衛生室打，幾次以後，炎症就完全沒有了。我後來也把這藥通通打完了，覺得身體裏存下這藥，像儲蓄一樣，心理上有個安全感。後來，好些需要抗炎藥的人讓我複查的時候帶這藥回來，我買不到了，孫教授很無奈地說，中日關係惡化，這藥進不來，斷供了。

一次複查，我忍不住問孫教授說，我打過一百多支先鋒黴素，一點效果都沒有，一點疼痛都緩解不了。國產藥和進口藥的差別，中國和外國的差別，至於這麼大嗎？

孫教授說，那很可能是假藥。

緊接着，因爲救命導致破產，生計成了新的問題。我在長沙住了一個多月，花費三萬多。親戚一共贈送四千多，那些賒賬欠款聽聞我大病，都自動送上門來了。患病前，我還尋思拿手上的錢買新車呢，還是去發展事業。我看上了錢江 125 ，一萬二，我們當時的娛樂就是好幾對年輕朋友一起騎摩托車出去玩呀，兜風呀，人二十多歲，玩什麼都覺得好玩。同一時間，我看上了鎮上最大的地板磚門面，那人想去縣裏開店，貨已經存在物資局倉庫，門面和貨物他要一併處理，四萬塊，出價不高。我說我沒那麼多現金，他說那你先欠一萬，後面慢慢還。我們談好了的。只能去道個歉，人家當然也理解。

手術以後，我一方面慶幸活着，一方面又好煩該怎麼活下去。你當時七八歲了，小孩的個頭就是，越長越高，越長越快。我不知道一個混日子的父親該把孩子往哪個方向帶。我根本回答不了你腦袋裏冒出來的那些問題。那都是些多麼惹人煩的問題啊。我懷疑你遺傳了我的腦病，複查時問醫生，說膽脂瘤是不遺傳的。手術以後，我腦子裏挖出了一個酒杯大小的空洞，長不攏，孫教授也說了，如果覺得異樣，那麼從身體別的地方切一塊肉，填滿那隻酒杯。就是改善一下心理上的感受。聽起來是不必要的痛，和麪部整容的建議一樣，我說算了。我現在習慣了。一開始，人的平衡性很糟，身體左邊也就是空洞的一邊感覺分量很輕，身體右邊自然地往下沉重，往下傾倒，很多時候，我怎麼使勁也鎮不住這局面。孫教授也解釋了，切瘤的時候，切斷了一根面部神經，好比一輛馬車，兩邊都有繩子拉着，一邊斷了，車子會往另一邊傾倒。還說，你不能繼續做瓦匠了，站在腳手架上砌牆貼磚，人往一邊傾倒，很危險的。他預料得非常準確，我聽從了大半年的時間。術後大半年，農忙時要挑擔子，我要咳嗽，要噴嚏，得即刻放下擔子。一個噴嚏打過來，像一記重拳，可以把一百三十斤重的我，打翻在地。

我們不是能決定太陽怎麼移動的人

如今看，我爸因爲膽脂瘤的具體問題，踏入漏洞百出的社會系統。這場疾病，特別是求醫的過程，不僅關乎他生理性的損傷和痛苦記憶，更深遠的影響是對他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塑造。他身處劣勢，遭遇不公正，在其中周旋得太久，體會到無盡的痛苦、疲憊和失望。人的感受以點成線，以線成面，擴散開來，讓他很有偏差地領悟到，人生就是充滿痛苦和失望的。爲了活下去，他用淡泊心包裹絕望，正如用硅酸鹽包裹百草枯。很長一段時間，他看淡了人生，實際上是看不上人生。他看不上人生，於是顯得消沉，避世，不那麼汲汲於追求那些非弱勢羣體充滿幹勁在追求的東西。他心中有點無掛無礙，人有點入了佛境，到了我們這些身邊人的眼裏，他顯得極好相處，個性極包容，既對時間的平淡流露出無盡的耐心，也能接受世上一切超出他理解的情境。

一則小事：我本科畢業後，去上海打工。如他所說，城市明面上的路和暗底下的路，我們山裏人都是睜眼瞎。我不僅高德地圖用得一塌糊塗，職場規則更是找不着北。爲了給自己壯膽，也爲了這輩子能多攢兩年安生日子，我考研回到校園。我挑了學費最貴、最不實用的方向考，就是希望競爭能小點兒。我沒有找我爸要學費。入學後，我很快清楚了自己的能力和志向不匹配，也清楚了這個務虛的方向能壯大的膽量是有限的。於是，我慫恿學數學的男朋友一塊兒琢磨一點務實的東西，以對沖人生的風險。比如，股票。一段時間後，我打電話給我爸，讓他把所有的積蓄打到我男朋友的銀行卡。從另一個角度看，戀愛腦加上股票市場，這不是對沖風險，而是高風險係數乘二，但我爸不疑不問，答應了。第二天，我看到收款短信，數額之小，比較失望。看來我爸這些年忙來忙去，忙了個紙樣子，徹底淡了當初那種買地板磚門面的入世心。於是，我讓我爸找他的老父親老丈人兄弟們姨夫們借一圈。我爸仍然不疑不問，答應了。過了一個星期，他在電話里語氣散淡地說，錢都在這了，你有什麼想做的事，趁着心裏還有想頭，就去做吧。

後來，我在異地未婚先孕，措手不及。拜託我爸幫忙照顧小孩，他便放下自己的生活，來了。那時，他早已拿回了砌刀，又在地面上立起幾個他的欣慰之作。這一刻，放下好不容易拿回的砌刀，對他而言，似乎並不感到爲難。

再後來，我的小孩上學了，我爸有了很多空閒的時間。他畢竟正值壯年，僅僅以家庭爲半徑的活動範圍不免狹窄，於是也有過到社會上發揮一點價值的想法。他在一個五百人的微信求職十三羣裏，找過一份花木路別墅小區做綠化工人的工作。沒做多久，上海疫情開始，他和其他二十多位工人被關在小區地下室停放單車的區域，兩個多月不見陽光，偶爾有人送一頓餿飯。

一次，我們說起這些事，他堅持說自己天生是一個很倒黴的人，從小到大，一出家門，壞事趕着趟找上身。我太熟悉這語氣的悶悶不樂，泛化的消沉和失落，堅持否定他這麼想。我說，你沒有曬到太陽，不能由此說，黑暗是你招來的。我摁下了心裏的許多話。我還想說，大概率是你站的位置不利，才導致在危機面前首當其衝。佔據着有利位置的畢竟是少數人。人人都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危機，我們能做的，是看看怎樣挪個好一點的位置，讓太陽曬一點到我們的身上。我們不是能決定太陽怎麼移動的人。

上海疫情之後，他對社會生活徹底失去了興趣，完全安於家庭內部簡單的情感生活，也安於照顧家庭之外一個人獨處的時間。早上送完小孩，他沿着河流走一走，看一看姿態像老人的蒼鷺縮着頭，蹲在柳樹下。然後沿着馬路走一走，看一看交警怎樣工作，騎電驢的人們怎樣闖紅燈，怎樣甩開這個路口的交警，卻在下個路口被交警的同事幫忙逮住。接着，他去公園走一走，明白了城市人爲什麼養狗，是爲了讓自己有個聽衆，話語有個歸宿。公園的樹林讓他感嘆上海的奢侈。林子裏鋪着無窮無盡的瑞草，這是老家人結婚時擺在新娘房裏的盆栽。林間的瑞草還綴着紅果子的時候，工人又把它們拔光了，準備換上別的花草。似乎沒有哪種花草能活過上海的兩個春天。他感慨花草活在上海，像人一樣不受珍重。到十一點半，他回來給我做午飯，講一講上午的新發現。下午四點，接小孩之前，他待在自己的臥室裏翻翻書，他拿回了做瓦匠之前的少年時期的樂趣。最近，他像大家一樣，對餘華的新作很失望，不相信這就是寫福貴的餘華寫的。一個下午看完了，新書拿在手裏，留也不是，扔也不是。他對劉震雲的新作仍然喜歡，給它花掉了四個下午。他琢磨着一個人去劉震雲的河南延津走一走，看一看。

這天，他坐在一張旋轉椅上，雙臂擱在兩邊扶手，身體左右地輕輕旋轉着。接過我的一杯柚子酒，他說到他的念想。抱着一個不實用的目的走出家門，對他來說，是非常久遠的少年時期的記憶了。

我說行，你願意去，你就去吧。

他遲疑了一下，又說，要不再待待？等到春天再去，等天氣暖和點兒。

我說也行，你願意待待，你就待待吧。

他抿了一口柚子酒，說沁甜的，好喝。又說，人想怎樣就怎樣，也太舒服了吧。

爸，就是個日常生活。

他笑了笑，開起了玩笑，說這樣過日常生活，不犯法嗎？

不犯法，是的，我確定。（來源：騰訊新聞）

◦ 頭圖、封面圖、配圖爲AI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