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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馬主義
第 六 章
當以色列把加沙炸成一片廢墟的時候，所有的穆斯林都會想起一個人，那就是本 ·拉登。
當美國人把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綁走的時候，所有的拉丁美洲人，也會想起一個人，他就是切 ·格瓦拉。
作爲南美洲最有文化，最像歐洲的國家，阿根廷爲整個第三世界貢獻了最多的經濟學家、政治改革家，還有革命家，以及最完整的革命理論。
前面我們介紹了鼓吹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發展替代工業的著名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 ·普雷維什，以及他那套錯誤的中心依附理論；還有隻要一提到左派民粹，就不得不說的兩個人，貝隆和貝隆夫人。
幾乎所有從失敗走向失敗的
“全球南方”國家，都在復刻他們的夢魘，即便是改革開放之前的我國也不例外，其實也是在重複阿根廷式的失敗。
所以當我的女神麥當娜唱起：
“阿根廷別爲我哭泣的時候”，其實她更應該唱：“全世界的窮人們，都是我們把你們坑了”。
因爲阿根廷還誕生了一個人，向我們證明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一切落後和貧窮的根源，不是你不勤勞，不是你不勇敢，更不是你不敢拼命，而是你沒有找到正確的解決辦法。
這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切
·格瓦拉。
假如一個
2000年後出生的大城市青年，想表現自己的叛逆，那就是打滿耳洞，掛上耳環，把自己打扮得不男不女，然後高呼支持LGBT的口號。
如果是一個小鎮青年，想證明自己不會向這個世界屈服，那就染髮燙頭，再穿上一身破破爛爛的牛仔服，描上黑黑的眼線，嘴角永遠含着一根菸，把自己裝扮成一個殺馬特，然後對着每一個人翻白眼，來證明自己的逼格不低。
但如果你穿越回
60年代，你會發現全世界的年輕人，都是長髮披肩，頭戴一頂貝雷帽，胸前彆着教員像章，嘴角含着大麻，懷裏抱着吉他，高唱着反對資本主義的歌曲。
他們都想讓自己與衆不同，但最後卻千篇一律，所有的人都儘可能地把自己裝得像他們心目中的偶像，阿根廷人切
·格瓦拉。
如果要說人類自從發明照相術以來，有哪兩幅照片最有名的話，一張是阿爾韋託 ·科爾達1960年在古巴拍攝的《英勇的游擊戰士》，格瓦拉頭戴帶有紅色五角星的貝雷帽，留着絡腮鬍，目光堅毅且深邃，神情沉重而專注。
它後來被愛爾蘭藝術家吉姆
·菲茨帕特里克製作成海報，在全球範圍內病毒式傳播，成爲了反叛、理想主義和流行文化的符號，印在T恤、旗幟和各種商品上。
另一張則是 1997年，CNN記者彼得·阿內特拍攝的《洞穴戰士》，本·拉登頭戴白色圍巾，阿拉伯長袍外套着迷彩軍裝，身邊放着AK74步槍，表情充滿了侷促和羞澀，一個被認爲全球最狠的“恐怖分子”，卻表現得極其靦腆，這種強烈的反差，在互聯網中，一度被做成了使用率最高的表情包。
這兩個人都能成爲全世界追捧的反美或另類反美
“英雄”，其實他們之間是充滿了傳承關係的，因爲他們都想破解一個謎題，但最後都被這個謎題背後的黑洞所吞噬。
那麼切
·格瓦拉，這個被最多的人用作微信頭像的“英雄”，到底是一個什麼人呢？
最初他只是一個切思聰，畢竟在所有的
“全球南方”國家裏，幹革命一直是各類思聰們的“特權”，就比如切·格瓦拉的戰友卡斯特羅，他就是古巴最大的地主家的卡斯聰，切·格瓦拉的繼承者本·拉登，他家也是沙特阿拉伯最大的房地產商之一，所以他也是標標準準的本思聰。
畢竟只有這種不愁自己喫喝的人，才能去考慮其他人的喫喝問題，所有爲了增長自己的財富而打家劫舍的人，都叫作罪犯，所有爲了其他人的利益而拼命的人，才能被稱作真正的革命者。
切
·格瓦拉就是真正的革命者，雖然他出生在一個沒落貴族的家庭，但沒落貴族也是貴族，所以切·格瓦拉是從來不爲自己的生計發愁的，這種階層的人大學畢業之後的第一件事，絕不會是急着找工作養家餬口，而是我要去看看世界。
所以作爲醫學博士生的切 ·格瓦拉，在1951年年底，和他的同學阿爾貝託·格萊納多，一起騎着一輛1939年生產的英國諾頓500型摩托車，開始了一路向北，周遊拉丁美洲的生活。
網圖來自《摩托日記：拉丁美洲遊記》，侵刪
這次旅行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
他穿越了阿根廷、智利、祕魯、哥倫比亞、委內瑞拉
……看到了南美大陸的另一面：
在智利的銅礦，礦工們在沒有任何安全保護的情況下工作，很多人得了矽肺病，咳出血來。
在祕魯的亞馬遜雨林，麻風病人被隔離在孤島上，沒有任何醫療救助，只能等死。
在委內瑞拉的油田，美國石油公司的豪華辦公樓，和旁邊工人們的破爛棚屋形成鮮明對比。
這些見聞讓格瓦拉開始思考：爲什麼拉丁美洲如此富饒，人民卻如此貧困？
這個讓所有的拉丁美洲精英們，苦思不得其解的答案，最後因爲
1953年發生在危地馬拉的一場政治事件，讓所有的拉美精英們，得到了一個一致的答案，原來背後的惡魔竟然是美國！
那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1953年12月，25歲的格瓦拉來到了危地馬拉。
此時的他，還只是個對社會不公有同情心的年輕醫生，並不是革命者。
他來危地馬拉，是因爲聽說這裏正在進行一場
“民主實驗”。
當時危地馬拉的總統叫哈科沃
·阿本斯，是一個溫和的改革派。
阿本斯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激進的革命者，他只是想通過合法的、民主的方式，讓危地馬拉擺脫貧困。
而他改革的核心，就是土地改革。
要理解阿本斯爲什麼要搞土地改革，你首先要知道一個詞：香蕉共和國（
Banana Republic）。
這個詞最早就是用來形容危地馬拉這樣的中美洲國家的。
什麼叫香蕉共和國？就是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被一家外國公司控制的國家。
在危地馬拉，這家公司就是美國聯合果品公司（ United Fruit Company）。
這家公司有多厲害？
它在危地馬拉擁有的土地，比危地馬拉政府擁有的還多。
當時危地馬拉
2%的人口，控制着72%的可耕地。而這2%的人裏，最大的地主，就是聯合果品公司。
聯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馬拉擁有
55萬英畝的土地，但其中只有15%在實際耕種，其他都閒置着。
爲什麼要閒置？因爲這樣可以防止競爭對手進入市場，可以控制香蕉的價格。
你種得越少，香蕉越稀缺，價格就越高。
但這還不是最過分的。
聯合果品公司不僅控制土地，還控制着危地馬拉的鐵路系統，主要港口，電報和郵政服務，電力系統的一部分。
20世紀上半葉聯合果品公司在美洲的航線，網圖侵刪
這
TMD哪裏是一家公司，這簡直就是國中之國！
危地馬拉的農民呢？
70%的農民沒有土地，只能給聯合果品公司打工。
工作條件極其惡劣：每天工作
12—14小時，工資少得可憐，而且工資用公司發行的代幣支付，只能在公司的商店購物。
而危地馬拉政府呢？基本上就是聯合果品公司的執行委員會。
公司想修鐵路，政府就批准。公司想免稅，政府就免稅。公司想鎮壓罷工，軍隊就出動。
格瓦拉到達危地馬拉的時候，看到的就是這樣一幅景象。
一場溫和得不能再溫和的改革
1952年，阿本斯總統提出了土地改革方案。
這個方案溫和到什麼程度？
第一條：只徵收閒置的土地，正在耕種的土地不動。
第二條：按照土地所有者自己申報的價格來補償。
你沒看錯，是按照地主自己申報的價格來補償！
爲什麼他敢這麼辦呢？
因爲當時危地馬拉的地主們，爲了逃稅，總是把自己土地的價值申報得很低。
阿本斯說：好啊，那我就按你自己申報的價格來補償你，這樣總公平了吧？
這個改革方案，在今天看來，簡直溫和得不能再溫和了。
既不是沒收，而是按價補償。而且補償價格還是你自己定的。
但是聯合果品公司不幹了。
他們在危地馬拉有
55萬英畝土地，其中40多萬英畝是閒置的。這些土地要被徵收。
聯合果品公司自己申報的土地價值是多少呢？每英畝
3美元。
爲什麼申報這麼低？因爲這樣可以少交稅。
但是當政府說要按這個價格補償徵收的時候，聯合果品公司突然又說：
“我們的土地實際價值是每英畝75美元！你們這是搶劫！"
繳稅的時候說值
3美元，徵收的時候說值75美元，你這不是耍流氓嗎？！
但聯合果品公司不跟你講這個道理。他們直接找到了美國政府。
政商旋轉門：當國務卿爲香蕉公司服務
這裏有一個細節，你一定要記住，因爲它揭示了這個世界最黑暗的運行規則：
當時的美國國務卿約翰
·福斯特·杜勒斯，他曾經在的律師事務所的主要客戶之一，就是聯合果品公司。
當時的
CIA局長艾倫·杜勒斯，是國務卿的親弟弟，事後在聯合果品公司的董事會擔任董事。
當時的美國助理國務卿約翰
·莫爾斯·卡伯特，他的家族擁有聯合果品公司的大量股份。
你看到了嗎？這就是美國政府和美國跨國公司之間的旋轉門。
所以當聯合果品公司說危地馬拉的土地改革
“威脅到了美國的利益”時，美國政府立刻給危地馬拉扣上了一頂大帽子：
"阿本斯政府被共產主義滲透！危地馬拉正在成爲蘇聯在西半球的橋頭堡！"
這個指控有任何證據嗎？沒有，就像說馬杜羅是販毒分子一樣。
阿本斯是通過民主選舉上臺的，得票率超過
60%。他的土地改革政策，和共產主義也沒什麼關係，這就是一個溫和的社會改革而已。
但是在冷戰的背景下，
“共產主義”這頂帽子一旦扣上，就足夠說服美國國會了。
1954年6月，在CIA的策劃下，一支由危地馬拉流亡軍官組成的僱傭軍，在美國提供的飛機掩護下，從洪都拉斯入侵危地馬拉。
危地馬拉軍隊完全有能力擊敗他們。
但這時候，最關鍵的事情發生了。
軍隊的背叛
危地馬拉的高級軍官們，幾乎都在美國受過訓練，家人和主要財產都在美國，和美國軍方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他們收到了來自美國的
“建議”：“不要抵抗。讓阿本斯下臺。否則我們無法保證你們的家庭和財產安全。"
這些軍官在收到美方的指示之後，一起找到阿本斯，
“義正辭嚴”的告訴他：“總統先生，我們不想打內戰。您還是辭職吧，否則我們無法保證您的安全。"
阿本斯手裏明明有軍隊，但是他的軍隊不聽他的命令。
到這個時候，阿本斯才明白過來：他從來就沒有真正掌握過這個國家。
1954年6月27日，阿本斯發表了辭職演說。
在演說中，他哭了。
他說：
“我想通過合法的方式，讓我的人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我想讓農民有自己的土地，讓孩子們能上學，讓病人能看得起病。但是他們不讓我這樣做。他們說我是共產主義者，但我不是。我只是想讓我的人民過得好一點。但是現在我明白了，在這個體系裏，即使是這樣一點點溫和的改革，也是不被允許的。"
兩天後，僱傭軍進入危地馬拉城，建立了軍事獨裁政府。
土地改革被徹底廢除，已經分給農民的土地全部收回。接下來的幾年裏，超過
10萬人因爲參與土地改革而被逮捕、酷刑或者處決。
格瓦拉目睹了這一切。
這段經歷，徹底改變了格瓦拉的世界觀。他從這段經歷中得出了幾個結論：
第一，在拉丁美洲，通過和平的、民主的方式進行改革是不可能的。美國不會允許。
第二，軍隊是關鍵。阿本斯失敗，是因爲軍隊背叛了他。所以革命必須建立自己的軍隊。
第三，革命必須是暴力的、徹底的。溫和的改革不僅不會成功，還會讓你死得很慘。
正是這些信念，讓格瓦拉在
1956年遇到卡斯特羅的時候，幾乎沒有猶豫就加入了他的隊伍。
1956年11月25日，82個人擠在一艘破舊的遊艇“格拉瑪號”上，從墨西哥出發，前往古巴。
這
82個人裏，有菲德爾·卡斯特羅，有他的弟弟勞爾·卡斯特羅，還有28歲的切·格瓦拉。
船剛靠岸，就遭到了政府軍的伏擊，
82個人中，只有12個人逃進了馬埃斯特臘山區。
但就是這
12個人，兩年之後，居然真的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權。
1959年1月1日，卡斯特羅的游擊隊進入哈瓦那。30歲的格瓦拉欣喜若狂，他相信自己找到了解放拉丁美洲的正確道路。
但他很快就發現，事情並不是他想象的那樣，
這又是爲什麼呢
？
我們先從一個看起來很像段子的事情說起：
革命成功後，卡斯特羅問格瓦拉：
“你懂經濟嗎？"
格瓦拉以爲卡斯特羅問的是
“你是經濟學家（Economista）嗎？"，他聽成了“你是共產主義者（Comunista）嗎？"
於是格瓦拉回答：
“是的。"
結果卡斯特羅就任命他當了古巴國家銀行行長！
一個學醫的，去當銀行行長，這大概是人類金融史上最離譜的任命之一。
更離譜的是，格瓦拉在古巴比索上簽字的時候，不籤全名，只簽了個
“Che”。
你能想象嗎？一張鈔票上，銀行行長簽名那一欄，就寫了三個字母：
Che。
這大概是世界貨幣史上最隨意的簽名了。
但這些都不是最關鍵的，最關鍵的是這不是段子！
格瓦拉不僅僅擔任了古巴的中央銀行行長，還擔任了古巴的工業部部長，然後他所有的美夢，就此開始破滅：
因爲切
·格瓦拉發現，除了他自己之外，沒有人是切·格瓦拉。
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因爲在革命之前，切
·格瓦拉實際上也是一個切思聰，他從來不需要爲了喫喝發愁，所以他追求的所有人生目標，都不是爲了滿足物質利益，而是爲了滿足道德需要。
但問題是，那些被他解放的勞苦大衆們，最關心的並不是自己的道德高不高尚，而是今天的晚餐在哪裏。
所以雖然切
·格瓦拉試圖在古巴建立一個“人間天堂”，他推行“社會主義新人”理論：主張廢除物質獎勵，讓工人們爲了理想而非金錢工作。他親自去切甘蔗、搬磚頭，在生活上極其簡樸，試圖靠自己以身作則，去感化所有的人。
然而，現實卻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因爲除了切
·格瓦拉之外，再也沒有切·格瓦拉。
只給口頭表揚，沒有經濟實惠，什麼都搞平均主義，造成了所有人的不滿，於是所有的人都開始磨洋工，導致古巴經濟一落千丈。
但這在切
·格瓦拉看來，顯然是有壞分子在搗亂，於是就開始到處抓反革命，拼命搞強迫勞動，這就讓古巴離切·格瓦拉夢想的“人間天堂”越來越遠，但是離“人間地獄”卻越來越近，於是被解放了的勞苦大衆，爲了脫離“地獄”，拼命地逃亡美國，這個切·格瓦拉眼中的“地獄”。
更讓切
·格瓦拉氣餒的是，曾經和他一樣充滿了理想主義的卡斯特羅卡思聰，也慢慢地變成了一個現實主義者，每天都在算計着權力的穩固性，越來越一身的俗氣，越來越和他分道揚鑣，甚至不斷在內部公開質疑格瓦拉的經濟政策，越來越傾向於用物質誘惑代替革命理想。
格瓦拉發現，古巴革命後建立的社會，並不是他理想中的平等社會，新的官僚階層開始形成，有些革命元老開始享受特權，腐敗現象也開始出現，而卡斯特羅爲了權力的穩固，甚至開始有意無意地包庇這些現象。
而最讓切
·格瓦拉崩潰的是，他發現雖然他們趕走了美國人，但是爲了養活古巴，他們不得不又緊抱蘇聯的大腿，也就是折騰了半天，不過就是換了個爹而已，而且這個爹從某種意義上講，比美國人還差勁。
他從危地馬拉學到的那一課，正是
“依附會讓你失去尊嚴”。
他不是爲了換一個爸爸才革命的，他是爲了讓爸爸制度徹底消失才革命的。
格瓦拉逐漸認識到，古巴革命並沒有真正成功。古巴必須繼續革命，必須輸出革命到整個拉丁美洲，只有這樣才能打破美國和蘇聯的控制。
但卡斯特羅更現實，他知道古巴離不開蘇聯的援助，所以他必須聽莫斯科的話。
而莫斯科不希望拉美出現更多的革命，因爲這樣會刺激美國，破壞蘇美之間的緩和關係。
格瓦拉越來越看不慣卡斯特羅的
“妥協”，他覺得卡斯特羅背叛了革命的初衷，變成了蘇聯的傀儡。
而卡斯特羅也覺得格瓦拉太理想主義，不懂政治，不懂現實。
1965年格瓦拉在阿爾及利亞的演說中公開抨擊蘇聯，他當着全世界的面說：
蘇聯這個老大哥，已經背離了共產主義理想，正在用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方法，剝削其他社會主義小弟，卻又和美國在搞妥協，完全是在延續帝國主義的做派。
那他說的對不對呢？
當然沒錯！因爲不止他這麼看，當時的中國也這麼看。
畢竟蘇聯願意支持古巴，是因爲古巴是棋子，是前沿陣地，是戰略資產。
蘇聯不是爲了讓拉美人民過好日子才支持你，蘇聯是爲了讓美國難受才支持你。
雖然大家都知道這個事實，但格瓦拉這番話，還是撕開了社會主義大家庭裏，強裝出來的默默溫情，等於當衆扇了蘇聯一耳光。
於是蘇共中央立刻把切·格瓦拉定性爲危險分子，而卡斯特羅就只能馬上和切格瓦拉翻臉，因爲他知道古巴正在靠蘇聯輸血活命，你在外面罵輸血的人，等於掐古巴的喉嚨。
於是格瓦拉的
“道德純粹”，立刻變成了古巴的“國家風險”。
所以切
·格瓦拉必須離開古巴。
4月1日愚人節這天，他留下了一封信之後，就前往了玻利維亞，重新開始了他的革命。
其實並不是只有格瓦拉一個人如此困惑，當時還有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也在這個時期猛烈地抨擊了蘇聯，也懷疑自己的革命還沒有進行徹底，於是在次年發動了
“
一場空前的政治運動
”。
命運的螺旋：從格瓦拉到本
·拉登
格瓦拉最後死在了玻利維亞的深山裏，被他試圖拯救的、冷漠的農民告密，被美國支持的政府軍處決。他的雙手被砍下，屍體被祕密掩埋，卻意外地開啓了他作爲“偶像”的永生。
三十年後，另一個“思聰”在廢墟中接過了接力棒。
本·拉登，這個含着金鑰匙出生、擁有億萬家產的沙特富少，在阿富汗的巖洞裏，走上了和格瓦拉驚人相似的道路：
同樣的敵人： 他們都把美國視爲一切罪惡的根源。
同樣的幻覺： 格瓦拉認爲只要幾個人、幾桿槍，就能在叢林裏點燃燎原之火；本·拉登認爲只要幾架飛機、幾次爆炸，就能震碎西方文明的根基。
同樣的背叛： 格瓦拉最後被他效忠的共產主義陣營（蘇聯）邊緣化；本·拉登最後也被他曾爲之戰鬥的教派和權貴所拋棄。
格瓦拉死後，他的頭像印在了最時髦的T恤上，成了資本主義最賺錢的商品；本·拉登死後，他的反抗邏輯演變成了恐怖主義的泥潭，讓中東陷入了更深的黑暗。
終極的謎題：爲什麼他們都失敗了？
無論是格瓦拉那堅毅的眼神，還是本·拉登那侷促的微笑，他們都曾試圖用最激進、最壯烈的方式，去打破那個“北半球定規則，南半球當苦力”的殘酷枷鎖。
他們犧牲了優渥的生活，犧牲了家庭，最後犧牲了生命。但結果呢？
阿根廷依然在通脹和民粹中掙扎。
古巴依然在貧困和封鎖中徘徊。
中東依然在戰火和廢墟中沉淪。
認知失調的陷阱就在這裏： 當你發現整個世界的規則都在欺負你時，你以爲只要夠勇敢、夠暴力、夠拼命，就能翻身做主人。
但格瓦拉和本·拉登的悲劇告訴我們：如果你搞錯了鬥爭方法，那麼你唯一的成就，就是讓所有的人陪着你一起墜入深淵，就像哈馬斯做的那樣，反抗了比不反抗還悲慘。
既然這種“勇者鬥惡龍”式的自我犧牲，無法解決南半球的貧窮，既然溫和的改革會被美國扼殺，激進的革命又會自我毀滅，那麼這一切失敗的根源到底在哪裏呢？
因爲他們從來沒有理解到，矛盾的真正所在。所以如果中國將來想要替代美國，成爲全球霸主，用新時代的“朝貢貿易”來佈局全球的話，那就必須瞭解其中的關鍵。
我們必須認識到一點，美國能成功地控制拉美和中東，從來也不是什麼高瞻遠矚，佈局深遠，其實都是瞎打瞎撞的，無意中實現了他們的戰略目標。
但在他們那些看起來瞎打瞎撞的決策背後，其實是有一雙看不見的手，推動着他們走向了正確的方向，接下來我們就會通過古巴和委內瑞拉的興衰，來爲你解決這個謎題。
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如果覺得本文有點意思，別忘了分享和點贊，謝謝大家。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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