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途中有多少人憑一己之力將命懸一線的紅軍挽救出來?

純科學
純科學2026年7月17日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進行了人類歷史上最壯麗的戰略轉移——長征。兩萬五千裏征程,翻越18座山脈,渡過24條河流,穿越12個省份,平均每天行軍74裏,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紅軍戰士倒下。這不是簡單的行軍,而是一場生與死的極限考驗。

然而,長征中每當最危急的關頭,總有一些人,憑藉一己之力,在關鍵時刻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將命懸一線的紅軍從全軍覆滅的邊緣挽救回來。他們不是神,卻在歷史的緊要關頭扮演了“神來之筆”的角色。今天,讓我們回望那段血與火的歷史,細數那些憑一己之力挽救紅軍命運的關鍵人物。


一、毛澤東:歷史的選擇,湘江血戰後的力挽狂瀾

湘江之殤:紅軍面臨全軍覆滅

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湘江戰役打響。這是長征途中最慘烈的一戰,也是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轉折點。

當時,中央紅軍從江西蘇區出發時共有8.6萬人。經過突破四道封鎖線,特別是湘江一戰,紅軍傷亡慘重。據史料記載,紅軍在湘江戰役中損失約3萬餘人,渡過湘江後,中央紅軍從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至3萬餘人。這意味着,短短兩個月內,紅軍損失了超過五分之三的兵力。

更要命的是,蔣介石已經在湘江東岸佈下了重兵,企圖將紅軍一舉殲滅。紅軍面臨的不是普通的軍事失利,而是全軍覆滅的絕境。如果紅軍繼續按照原定計劃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必將落入蔣介石早已布好的“口袋陣”,重蹈石達開在大渡河畔的覆轍。

通道轉兵:毛澤東力排衆議

毛澤東改變紅軍的命運並不是在遵義會議之後,而是在此之前就開始了。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縣,中共中央召開了緊急會議,討論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方向。毛澤東在會上力主放棄原定北上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他指出,蔣介石已經在湘西佈下重兵,如果紅軍繼續北上,無異於自投羅網。而貴州軍閥王家烈兵力薄弱,內部矛盾重重,是紅軍突圍的最佳方向。

這一建議在會議上引起了激烈爭論。博古、李德等人堅持原定計劃,認爲改變方向是“右傾逃跑主義”。但毛澤東以驚人的戰略眼光和堅定的意志,最終說服了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關鍵人物。會議決定:紅軍西進貴州。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通道轉兵”——長征偉大轉折的開端。

1935年1月,紅軍攻佔遵義。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這次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實際領導地位。我們之所以強調這個說法,因爲事實上遵義會議上毛澤東並不是被確立爲中共的最高領導人,而是軍事上周恩來是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是軍事上協助周恩來作出最後決策的人。會後行軍至雞鳴三省(1935 年 2 月 5 日),推舉黨的最高領導人是張聞天。這在人類歷史上也是極爲罕見的。毛澤東的領導權威並不是靠他官更大確立,而靠他真正有能力領導紅軍走向勝利來確立的。在此後十年裏,毛澤東一直是以名義不是最高領導人,卻被默認是最高領導人,一直到十年後的1945年七大,毛澤東纔在組織、思想、制度層面正式成爲全黨全軍公認的最高領導人。

以往提到毛澤東是歷史的選擇時,往往認爲這只是一個政治上的說法,但只有通過長征開始直到七大,才能真正理解這句話的深厚歷史含義。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指揮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雪山、過草地,最終勝利到達陝北。這一系列神來之筆,將紅軍從絕境中拯救出來。

歷史選擇了毛澤東,而毛澤東也沒有辜負歷史的選擇。


二、肖開模:婁山關密徑,一個村民改變戰局

婁山關: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1935年2月,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指揮紅軍二渡赤水,回師黔北,決定攻佔婁山關,再取遵義。

婁山關位於貴州遵義北大婁山脈主峯,海拔1576米,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關口,自古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稱。國民黨黔軍杜肇華旅和猶國才部一個團在此據險防守,構築了堅固的工事。

紅軍正面仰攻,必然會傷亡極大。正面進攻,敵人居高臨下,紅軍處於絕對劣勢;繞道而行,又無路可走。時間緊迫,如果不能迅速拿下婁山關,國民黨援軍趕到,紅軍將陷入腹背受敵的絕境。

負責攻打婁山關的彭德懷和彭雪楓等多層次多頻次地對婁山關地形進行了大量偵察,但即使如此,從正面進攻依然是近乎於不可能成功的。紅軍找到了世代生活在當地,以種地採藥爲生的村民肖開模,爲紅軍指出了一條婁山關背後外人根本不知道的密徑,從這裏可以攀上點金山,從敵人背後發起攻擊。這條小路隱蔽在密林深處,連當地多數村民都不知曉,敵軍更不可能設防。

彭德懷立即組織突擊隊,由肖開模帶路,從密徑攀上了點金山。突擊隊出其不意地從敵人背後發起猛攻,正面部隊同時發起衝鋒。敵軍腹背受敵,陣腳大亂,婁山關終於被紅軍攻克。如果沒有這位老鄉的指引,紅軍正面強攻婁山關,傷亡將更加慘重,甚至可能無法攻克。一旦延誤戰機,國民黨援軍趕到,紅軍將陷入絕境。一個普通村民,憑藉對家鄉山形的熟悉,在關鍵時刻爲紅軍指出了生路,從而改變了整個戰役的走向。

婁山關戰役的勝利,是遵義會議後紅軍打的第一個大勝仗,也是紅軍歷史性的轉折。毛澤東此戰後寫下著名的詩《憶秦娥·婁山關》

這首詩與毛澤東的其他詩有顯著的風格不同。毛澤東是一位極具浪漫主義的詩人,即使在很多危機關頭,泰山壓頂,他寫的詩也往往是輕鬆自如的,順利條件下獲得勝仗時更是如此:“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在建國後與兩大霸主及其主要跟班全鬧翻,中國在世界上陷入巨大孤立狀態時,他寫的詩語氣也是“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

但《憶秦娥·婁山關》這首詩的沉重卻深深傾注在每一段詩文裏:“烈、霜、碎、咽、鐵、血”。

西風烈, 長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馬蹄聲碎, 喇叭聲咽。

雄關漫道真如鐵, 而今邁步從頭越。 從頭越, 蒼山如海, 殘陽如血。

一個“從頭越”一個“蒼山如海, 殘陽如血”,讓人感覺到的是茫茫蒼山上的殘陽,全被無數犧牲紅軍將士鮮血染紅。明明之前在他與朱德等創立並逐步成熟的游擊戰和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指引,紅軍勢頭蒸蒸日上,卻被共產國際硬派過來的錯誤人選帶偏方向,使紅軍陷入絕境。他重新帶領紅軍後又迅速開始走上正軌,這種用如此重大的犧牲來證明他此前就已經創建的理論正確性,讓之前眼睜睜看着悲劇發生的毛澤東心裏會是何等的悲痛。婁山關的大勝使紅軍看到新的希望,同時還在漫漫征途之中,危機遠未過去。當時毛澤東的心情之悲壯可想而知,但他容不得半點悲傷,必須馬不停蹄地繼續帶領紅軍走出危局。

這個如此偉大的轉折,是毛澤東指引的方向,是由人民指出的成功密徑,這樣的結合貫穿了紅軍長征的整個過程。


三、趙章成:四次改變戰局

趙章成,河南洛陽人,紅軍著名的“神炮手”。他出身貧苦,早年加入馮玉祥的西北軍,學會了迫擊炮技術。1931年,趙章成參加寧都起義,加入紅軍,成爲紅軍中少有的炮兵技術人才。

趙章成最傳奇的戰績,是在長征途中四次關鍵作戰中的炮擊,在危急關頭改變戰局。

第一次:烏江渡口

1935年1月,紅軍強渡烏江。敵軍在對岸構築了堅固的火力點,用機槍瘋狂掃射,紅軍渡河部隊傷亡慘重,多次衝鋒都被打退。

趙章成奉命用迫擊炮支援。他目測距離,調整角度,第一發炮彈就精準命中敵軍機槍陣地。敵軍火力點被摧毀,紅軍趁機強渡成功,突破了烏江天險。

第二次:遵義城下

紅軍攻佔遵義時,守敵憑藉城牆工事頑抗。趙章成用迫擊炮精準轟擊城牆上的敵軍火力點,爲紅軍攻城部隊開闢了通道。遵義城最終被攻克,爲遵義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條件。

第三次:大渡河安順場

1935年5月,紅軍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敵軍在對岸用機槍封鎖渡口,紅軍渡河部隊被壓制在河邊,進退兩難。如果不能迅速壓制敵軍火力,紅軍渡河計劃將失敗,後果不堪設想。

趙章成再次挺身而出,用精準的炮火摧毀了敵碉堡。最後只剩三發炮彈時,對岸敵火力點還有三個。他用這僅剩的三發炮彈打掉了三個敵火力點。17名紅軍勇士趁機強渡成功,沒有一個傷亡,爲後續部隊打開了通道。

第四次:臘子口戰役

1935年9月,紅軍攻打臘子口。敵軍憑藉天險和堅固工事頑抗,紅軍正面進攻受阻。趙章成用迫擊炮精準轟擊敵軍碉堡,摧毀了敵軍核心火力點,爲紅軍攻克臘子口立下了關鍵戰功。

趙章成的神奇之處在於,他使用的迫擊炮射程有限,精度不高,但他憑藉豐富的經驗和超凡的目測能力,每次都能在關鍵時刻打出精準的一擊。他的炮擊不是火力覆蓋,而是外科手術式的精準打擊——每一發炮彈都打在敵軍最要害的火力點上。他把迫擊炮打出了狙擊槍的精準。晚年時他單手握炮不用炮本身的支架,同樣是彈無虛發。

在長征多次最危急的關頭,趙章成用一個人的精準,挽救了千軍萬馬。

四、蔣介石:精準送上門的“將軍抽車”,爲紅軍讓出生路

1935年1月至3月,毛澤東指揮中央紅軍在貴州、四川、雲南交界地區進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戰役。這是毛澤東軍事生涯中最精彩的篇章,也是世界軍事史上的經典戰例。四渡赤水的核心戰略意圖,是調動敵軍,尋找突圍機會。毛澤東利用紅軍機動靈活的優勢,在川黔滇邊界來回穿插,忽南忽北,忽東忽西,把國民黨追兵拖得精疲力竭,最終在敵軍包圍圈中找到了一條生路。

然而,四渡赤水的成功,除了毛澤東的高超指揮藝術,還有一個意外的“神助攻”——蔣介石本人的“配合”。

1935年3月20-21日,紅軍四渡赤水。蔣介石卻正好就趕在3月24日跑到貴陽督戰。第二天紅軍瞬間就做出了佯攻貴陽,將軍抽車調開滇軍的計策。

此時,貴陽城內兵力空虛,僅有國民黨第九十九師一部駐守。蔣介石驚慌失措,急電滇軍孫渡率部馳援。

本來,即使紅軍在二渡赤水獲得重戰遵義的重大勝利之後,形勢依然是非常嚴峻的。當時局勢事實上已經很明晰了。如果滇軍的孫渡主力一直死守在雲南,紅軍無論是從西北方向渡過金沙江去四川,還是如後來實際路徑繞道西南再北上,都不可行。當時雲南的龍雲也要求孫渡死守雲南。二渡赤水後紅軍就多次想調開孫渡的滇軍,但一直沒成功。整個四渡赤水最精彩、最絕殺的部分就是蔣介石到貴陽,紅軍將軍抽車,滇軍被調開,紅軍順利跳出包圍圈。這一最精彩部分如果沒有蔣介石精準的配合,還真的很難成功。

孫渡的滇軍是雲南軍閥龍雲的部隊,裝備精良,戰鬥力強,是國民黨追剿軍中戰鬥力最強的部隊之一。如果孫渡的滇軍主力不被調開,繼續追擊紅軍,紅軍將很難找到突圍的機會。

毛澤東後來回憶這段歷史時,曾幽默地說:“蔣介石這個’運輸大隊長’,不僅給我們送槍送炮,還親自給我們’讓路’。”

蔣介石親赴貴陽督戰,本意是”御駕親征”,鼓舞士氣,卻沒想到成了紅軍的”人質”。他的驚慌失措,導致孫渡的滇軍主力被調離追擊紅軍的戰線,爲紅軍突圍創造了千載難逢的機會。事後來看,蔣介石本來在重慶,你跑到貴陽去幹嘛?如果有本事你直接上前線也好,但在重慶與在貴陽有多大區別,不還是都用電報指揮嗎?踩着點給紅軍送上機會,實在難以讓人理解。蔣介石關鍵時刻總是幫我軍大忙的次數遠遠不止這一次。三大戰役時他調杜聿明在徐州和瀋陽之間來來回回地奔波,又只是讓他做個副職,搞得兩邊都混亂不堪。杜聿明帶徐州人馬從西南方向突圍,本來是有機會跑掉的,讓粟裕事後說他一生最緊張害怕的就是杜聿明突圍華野去追擊合圍的這段時間。關鍵時刻又是將介石空投手令,強命他去支援被圍的黃維兵團,結果黃維沒救成把杜聿明自己的30萬大軍也給陷進去了。

五、宋大順:一個清末秀才,爲大渡河邊的紅軍指明瞭生路

1935年5月,紅軍抵達大渡河畔的安順場。這裏是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1863年兵敗覆滅的地方。72年前,石達開率領3萬多人在此被困,最終全軍覆沒,石達開本人被清軍俘獲,慘遭凌遲處死。紅軍到達安順場也是3萬多人。歷史真的是兩次在同一個地方、同樣是5月份的河水上漲季節,同樣是大軍全面圍堵,出了同樣的一道難題。

蔣介石深知這段歷史,他電令前線將領:“大渡河是太平天國石達開大軍覆滅之地,今共軍入此漢彝雜處、一線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險要之絕境,必步石達開後塵,希各軍師長鼓勵所部建立殊勳。”

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實現”朱毛做石達開第二”的預言。

5月26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到達,中央紅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在附近村莊走訪,找到了 當地一位清末秀才宋大順(時年已90餘歲) ,馬上推薦給毛澤東。

宋大順是安順場的鄉紳,親歷了石達開兵敗的過程,對當地地形和河流情況瞭如指掌。他向毛澤東提供了石達開失敗的原因。在當地繼續待下去必然受困。安順場上游約160公里處,有一座鐵索橋——瀘定橋。這是紅軍跳出絕境的唯一生路。

毛澤東獲得這一關鍵信息後,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做出了兵分兩路的決策:

• 一路由劉伯承、聶榮臻率領,繼續在安順場強渡,作爲佯攻和牽制;

• 另一路由林彪率領紅一軍團主力,沿大渡河東岸北上,晝夜兼程,奪取瀘定橋。

正是因爲宋大順提供了瀘定橋的信息,毛澤東才能做出正確的戰略決策,爲紅軍找到了跳出絕境的生路。

紅軍是1935年5月24日夜晚到達的安順場,比石達開到達時間還晚了10天,河水已經上漲。但紅軍一到達就立馬走訪當地百姓,得知碼頭有一條船,馬上夜襲安順場,擊潰川軍2個連,佔領渡口,並於凌晨3點在渡口附近找到僅有的1只翹首木船。這又是命懸一線,是當地一個惡霸賴執中偷偷留下的這條船。25日早晨在劉伯承、聶榮臻親臨陣地指揮下,紅一營營長孫繼先就率領17勇士在4名當地船工(帥仕高、鄭有倫、減仕華、汪有倫等)協助下,冒着敵軍密集火力,在趙章成精準炮火支援下,分兩次乘船強渡成功,25日早上9點佔領北岸桃子灣渡口。後來又找到兩條船,此後就用這僅有的三隻小船一刻不停地將紅軍戰士渡河到北岸。但如果僅靠這些要渡全部紅軍過河還是至少得1個月。

我在2026年7月11日發了文章“電影《四渡》與三位戰神”後,有網友留言推薦九邊老師在他的公衆號“九邊”上2026年7月7日發的一篇文章“ 紅軍歷史上最危急的一段往事 ”。九邊老師的文章中說“ 最近幾年有很野的一段野史,說是有個叫宋大順的清末秀才,他年少時親眼目睹了石達開部隊全軍覆沒,如今趕來跟紅軍報信,說千萬別呆在這個地方,這是個死地,上游有個橋,可以從那裏過橋跑路,避免了石達開的悲劇。

起初我也覺得這事很合理,直到後來請教了黨史研究所的長征研究專家,他說他整理了所有的長征相關材料,當時參加過長征的人後來都有口述那段歷史,沒看到過這個人。

不過他也表示,很可能當時我軍一路走,一路打聽,有當地人向紅軍提供了情報,但我軍這邊並不知道他是誰,當地卻把這事記了下來,完全有可能。

雖然九邊老師在這個敘述裏並沒有否認宋大順的史實,但用“很野的一段野史”還是會讓人感覺這個事情不是真實的歷史。對於黨史研究所的長征研究專家,說在很多參加長征的人口述中沒看到過這個人,但要明白信息源的問題。宋大順是中央紅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直接推薦給毛澤東的,此事主要的當事人和信息源是李富春和毛澤東,其他紅軍的回憶錄怎麼可能會有這個事情呢?

宋大順爲紅軍提供瀘定橋信息的事實,主要證據是據地方黨史資料記載,1935年5月26日,中央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在安順場附近走訪羣衆時,發現了親歷石達開兵敗的90餘歲清末秀才宋大順。當晚宋大順向毛澤東建議迅速奪取上游瀘定橋渡河。參見張弗塵:《紅軍長征經過'河道'及強渡大渡河的概況》,《石棉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第5-7頁;另參見中共雅安地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從大渡河到夾金山——紀念紅軍長征的一段艱苦歷程》,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頁。大渡河博物館也有宋大順後人任職,進一步佐證了這一歷史事實的真實性。

紅軍長征途中有無數沿線百姓爲紅軍提供各種各樣的幫助,《毛澤東選集》《周恩來選集》等面向理論和宏觀的資料不太可能一一去記載。

爲什麼要深入談這個問題,因爲這觸發了我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中國共產黨和軍隊的歷史與以往帝王將相的歷史本質區別在哪裏?紅軍爲什麼在持續不斷的絕境中最終總是能順利通過?是不是把黨史更多的篇幅都給毛澤東,就能證明毛澤東的偉大?

更多的描述毛澤東的英明決策,的確是能夠彰顯他的偉大。但是,只有將人民作爲黨史的主角之一,才能證明毛澤東思想的偉大

是沿途的人民將紅軍護送了2萬5千里。長征路上的人民不是路人甲、路人乙,他們應該更多成爲黨史的主角。我們的黨史應該是人民的黨史。只有人民的黨史,纔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黨史。

這不僅是政治的要求,更是學術和科學性的要求。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論聯合政府》中說:"人民,只有人民,纔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收入列寧1918年11月27日撰寫的文章《在全俄土地局、貧苦農民委員會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說:"人民的智慧是偉大的,而我們卻時常是荒唐可笑的。"

我上小學時就經常在聽課時聽到有老師講這些。坦率地說最初是很不理解的,相信很多人就是嘴上不說,心裏也是不服的:我學歷高,看的書多,還可能有海外留學經歷。憑啥說學歷很低,甚至大字不識一個的人比我還有智慧,歷史還是他們創造的?是不是這就是一個政治上的說法,只是要讓人民更高興?內心深處持這種看法的人肯定不在少數,即使那些在臺上講課的人可能心裏也是這種想法。但從統一測量學和現代營銷學角度,可以提供非常合理的科學解釋。

如果簡單地說人民的智慧高於自己,可能很多人心裏不接受。但如果說:在當地人民的測量數據分辨率和靈敏度很可能是最高的,解決當地針對性問題的方法很可能來自於他們——這是不是就很科學並且清晰明白了?

作爲長期從事市場營銷的人員,我曾在一個公司內部的管理幹部培訓班上深入學習過菲利普.科特勒的《營銷原理》,這本書最初版本出版於1980年,是全球市場營銷培訓的最基礎教材。書裏爲表達如何樹立營銷觀念,引用了 比恩公司在他們 每個辦公室中都張貼的警示:

顧客是什麼? 顧客是本公司最重要的人, 不管他們是親自上門還是郵購都是如此。顧客並不依靠我們, 我們卻依靠顧客。顧客不是我們工作中的麻煩, 而是我們工作的目的。我們提供服務不是幫顧客的忙, 而是顧客爲我們提供了服務的機會。我們不能同顧客爭論, 因爲沒有任何人能贏得同顧客的爭論。顧客把他們的需要帶給我們, 我們的工作就是滿足顧客的需要, 以便使雙方獲利。

《營銷原理》就是以營銷理念建立的市場營銷理論,我在學習過程中有一種特別強烈的感覺: 菲利普.科特勒這位號稱 "現代營銷學之父"的 教授是深入學習了毛澤東思想,認真讀完老三篇之一的《爲人民服務》後建立的這套營銷理論。其他人對此也都有強烈的共鳴。當時就有人脫口而出:唉,這不就是毛澤東的爲人民服務嗎?所有人哈哈大笑:對呀,我也正想說來着。

營銷理念就是爲人民服務的觀念

營銷學裏的顧客就是政治概念中的人民。

當然,現代營銷已經是一個高度跨領域的概念。

生產觀念:營銷是創造質量更高、性價比更高的產品。

心理學視角:主要代表是里斯 特勞特的《定位》理論,營銷是在顧客心目中佔據第一的位置。

競爭視角:主要代表還是里斯  特勞特,他們的另一本書《營銷戰》,營銷不是滿足客戶的需要,而是戰勝競爭對手。但一定要注意,這只是他們營銷自己理論的說法,真正的原因是如果所有企業都是在滿足客戶的需要,營銷就是要讓顧客理解到自己企業比對手更加滿足顧客的需要。

胖東來視角:自己企業的員工也是顧客的一部分,企業只有使能夠讓顧客滿意的員工滿意,員工才能讓顧客持久地更加滿意。

中國的很多自以爲要對人民啓蒙的文人,根本就不理解現代西方文化中真正優秀的東西是什麼。他們眼裏只有兩樣東西:投票和對自己國家的批評,但這種批評不是爲了改進自己,以便更好地讓顧客滿意,而目的就是要讓顧客永遠也無法滿意,是爲了讓顧客心目中堅定地認爲別的企業永遠比我們的企業更好。

—— 任何一個只要學習過現代西方營銷理論的人,都恨不能拿個蒼蠅拍一直拍到這幫人安靜下來爲止。

六、關於石達開”生子慶生三天”的史實辨析

九邊老師在他的文章中還認爲“ 一直以來有個說法,說是石達開小妾生孩子,導致耽誤了一天過河。其實跟這個沒關係 ”。這裏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當時是否真有石達開”生子慶生三天”的史實,二是如果有,這個史實到底影響是什麼?九邊老師的文章裏沒有明確說有沒有這個事情,只是說與這個沒關係。也就是即使有這個事情也與此沒關係。

九邊老師也是我一直很欣賞的一位作者,既然有這個觀點差異,可以深入考察一下這個歷史事實。另外也藉此機會以統一測量學的基本原理來介紹一下,什麼纔是科學地看待歷史文獻、學術界、媒體等觀點的方法。並且談一些我在研究這個問題中發現的新觀點。

石達開”生子慶生三天”是有文獻記載的,但關於這個問題學術界和網絡上的確分歧比較大。相對一致歷史記錄是:1863年5月14凌晨,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領數萬大軍抵達大渡河畔的安順場(當時稱紫打地)。當天河水並沒有上漲,並且派了一部分軍士過河了,對岸也沒有清軍駐防。但他又令已經過河的部分軍士回到南岸了。但當晚河水就上漲,第三天的5月17日石達開開始渡河,但因河水己經暴漲且一直沒有完全回覆到低水位,一直沒有成功。清軍隨即從四面八方包圍上來,石達開被困紫打地,最終至6月13日全軍覆沒,本人被清軍俘獲,於1863年6月27日在成都被凌遲處死。

關於石達開兵敗安順場的史料,主要有以下幾部:

(一)許亮儒《擒石野史》

這是關於石達開兵敗安順場最原始的民間史料。作者許亮儒是清末民初的文人,當時是松林地土司王應元的記室(即文書、幕僚),並且也統領團練,直接參與了對抗石達開的戰鬥,親歷了石達開兵敗的過程。他撰寫了《擒石野史》,但生前並未出版。1913年,當地鄉村教師李左泉從許亮儒之子處借閱此文,整理後改名爲《石達開涐江被困記》。1942年,學者都履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整理,更名爲《翼王石達開涐江被困死難紀實》,並於1945年公開發表在《新中華》復刊第3卷第9期上。在這部史料中,明確記載了石達開因小妾生子慶生,耽擱了三天時間,錯過了渡河時機。這是”生子慶生三天”說法的最早來源。裏面是這麼記載的:“當夜,達開婦誕一子,乃通令將卒,‘孤今履險如夷,又復弄璋生香,靚此水碧山清,願與諸卿玩景歡醉’……以是傳令犒賞,休養三日。”

(二)馬忠良《光緒越西廳全志》(清末官方地方誌)

這是清朝官方編纂的地方誌,屬於正史範疇。從光緒三年(1877年)開始編修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出版,歷時30年。該書對石達開兵敗安順場有記載,但並未提及”生子慶生耽擱三天”的說法。記載較爲簡略,主要側重於清軍如何圍困和俘獲石達開的過程。

(三)薛福成《書劇寇石達開就擒事》(清末文人筆記)

薛福成是清末著名外交家、思想家。他的筆記中對石達開就擒一事有記載,同樣未提及”生子慶生耽擱三天”。薛福成的記載主要依據官方通報和傳聞,屬於二手史料。

(四)任乃強《紀石達開被擒就死事》(近代學者考證)

任乃強是近代著名藏學家、歷史學家。他對石達開兵敗安順場一事進行了考證,對許亮儒的《擒石野史》持懷疑態度,認爲其中的一些記載(包括”生子慶生耽擱三天”)可能是後人附會,不足爲信。

關於石達開”生子慶生耽擱三天”的說法,核心爭議在於:許亮儒的《擒石野史》作爲民間親歷者的記錄,其權威性是否高於官方正史?

從統一測量學的角度來看,判斷史料權威性應遵循的並非絕對的是否正史,而首要的是看信息源距離的遠近。

許亮儒作爲親歷者,其距離信息源距離近乎爲零。雖然他的身份是民間文人,不是官方史官,但從統一測量學的角度,信息源的時空距離是判斷史料權威性的首要標準。距離信息源越近,信息失真的可能性越小。

官方正史(《光緒越西廳全志》)雖然權威性高,但編纂者馬忠良當時居住在越西廳城(今越西縣城);石達開被困的紫打地(安順場)屬於越西廳西北偏遠屬地,距離廳城百餘里。所以,馬忠良屬於信息源邊緣的親歷者。其他人都多是靠二手資料進行的研究。

不能因非正史而否定親歷者記錄。目前學術研究中也有一種方法是口述歷史,就是通過記載民間的親歷者口述來記錄歷史。

但綜合對這個歷史的研究,存在一個需要引起高度關注的重要細節:

石達開是1863年5月14日臨晨到達紫打地(今安順場),對岸無清兵,河水也未漲。但當晚河水就已經上漲了。而《擒石野史》記載的石達開妾生子的事情也是發生在5月14日當晚。那麼,即使他因此而慶祝三天,也不是因此而耽擱,而是真正的機會窗5月14日白天在沒生子的時候就已經錯過了。《擒石野史》並未特別準確地記錄石達開的生子慶祝的命令是什麼確切時間點發出來的。可以設想的是,他發出這個慶祝的指令時應該已經到5月15日,此時石達開已經知道河水暴漲了。這不僅出乎了石達開意料之外,而且任何人在遇到這種情況時,很自然地都會在心裏產生“實在是太晦氣、天意要絕他”的極度糟糕感覺。此時的他在這種心態下爲什麼要做出慶祝三日的決定呢?

一個更爲合理的解釋是:既然已經知道暫時走不了,並且需要花時間建造渡河的船,爲避免軍心動搖,索性搞出慶賀三日的“沖喜”活動以穩定局面。所以,不是因爲他慶賀生子耽擱了5月14日白天河水未漲的最寶貴一天時間和後面的時間,而是他的妾生孩子的時候,這個時間窗就已經錯過了,慶賀生子是一種慌亂之下試圖彌補這個錯誤、穩定局面的動作。但他這麼做卻會在外人看起來很象是因慶祝生子耽擱了時間。

1935年紅軍長征經過安順場時,當地百姓也盛傳石達開生子慶賀三日的事情。因此,生子慶賀三日的事情極大可能是真實的,但把這解釋爲“因此耽擱了三日”卻是作者許亮儒個人和當地百姓的主觀理解。石達開的外在行爲許亮儒有機會瞭解到,但石達開的內心當時是怎麼想的,許亮儒顯然很可能不知道。

有些學者認爲許亮儒杜撰這個事情是爲了貶低石達開,但他雖然身在土司陣營,寫的《擒石野史》通篇卻不僅沒有貶低石達開,甚至表露出惋惜和敬重之情。也有人認爲,石達開作爲一個傑出的將領,在此萬分危急的關頭做出慶賀三日的決定是很難理解的。這個理由的確比較強,但如果石達開真正的意圖如上所述,那各方解釋和質疑都能說得通了。

其他認爲這個事情是杜撰的學者,很多也是認爲這個杜撰是爲貶低石達開,自己也陷入了感情用事的境地。

其他史料爲什麼不記載這個事情?因爲如果真的如上面的情況,瞭解完這個事情後,說不清作爲傑出將領的石達開爲什麼在這種十萬火急的時候莫明其妙地搞這個生子慶賀的活動,也 說不清這個事情影響到底是什麼。即使正史也不會是什麼無關緊要的事情全都去記錄。這可能是其他儘可能嚴肅史料的作者爲什麼不去記載這個事情的潛在原因。

以上我們的解釋是符合對測量數據進行最小二乘法處理的原則,不要輕易去否定任何人提供的史料證據,也不要輕易認定任何人是在杜撰,除非有非常明確發現的矛盾點。我們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儘可能先暫時承認所有史料都是事實的前提下,找出一個距離各方提供的數據偏差總和最小的理論原因解釋。

七、飛奪瀘定橋22勇士:用血肉之軀鋪就生路

1935年5月29日拂曉,紅軍紅四團抵達瀘定橋。此時橋上木板已被敵軍拆除,只剩下光禿禿的鐵索。橋對岸是瀘定城,敵軍一個團駐守,構築了堅固的工事,用機槍封鎖橋面。橋下是洶湧澎湃的大渡河,水深流急,掉下去必死無疑。

紅軍如果不能迅速奪取瀘定橋,國民黨援軍趕到,紅軍將被困在大渡河畔,依然會重蹈石達開的覆轍。紅四團團長王開湘、政委楊成武決定組織突擊隊,從鐵索上攀援衝鋒,奪取瀘定橋。

22名勇士組成突擊隊。他們手持衝鋒槍,身背大刀,腰纏手榴彈,在沒有木板的光禿禿鐵索上,冒着敵軍的密集火力,攀援前進。最終,22名勇士中,4人犧牲,18人成功衝過瀘定橋,與對岸部隊會合,打開了通道。

關於這22位勇士的姓名,史料記載並不完整。目前已知的部分勇士姓名包括:廖大珠(隊長)、王海雲、李友林、劉金山、劉梓華等。但更多的勇士,沒有留下姓名,只留下了不朽的精神。

從安順場強渡大渡河到飛奪瀘定橋,紅軍是按小時計算一刻不停地執行作戰任務,這是成功避免重蹈石達開覆轍的關鍵。彙總一下時間線:

5月24日晚上 紅一軍團第一師第一團(紅一團)最先到達安順場,並於深夜就攻佔渡口。

5月25日清晨17勇士強渡大渡河併成功佔領北岸渡口。

5月26日毛澤東等中央負責人趕到安順場,研究軍情並瞭解當地情況後當即決定從上游瀘定橋再打開一個通道。

5月27日拂曉, 兩路縱隊同時向160公里外的瀘定橋出發。

5月28日凌晨:紅四團接到林彪、聶榮臻加急電令:限29日拂曉前奪取瀘定橋!這意味着原本3天的路程必須壓縮到1晝夜完成。此時紅四團距瀘定橋還有240裏。

5月29日 拂曉, 紅四團1晝夜強行軍240裏,中途還打過仗,成功趕到瀘定橋。

5月29日下午4時:紅四團發起奪橋戰鬥,2個多小時後佔領瀘定城。

6月2日,紅軍全部渡過大渡河。

以上整個過程歷時僅9天,可以說是一氣呵成。

紅四團飛奪瀘定橋創造人類戰爭史上陸軍強行軍的歷史紀錄,至今無人打破。強行軍是我軍最爲耀眼的優良技能和傳統。

長征初期 奪道州戰役,也是紅四團創造一晝夜強行軍160裏紀錄。

長征遵義戰役期間的奪鴨溪戰役,紅軍紅五團一晝夜強行軍160裏。飛奪瀘定橋時,紅一軍團就明確要求紅四團打破自己和紅五團之前創造的紀錄。

抗美援朝三所裏穿插,志願軍第113師14小時強行軍72.5公里,提前5分鐘堵住逃跑的美軍。

其他衆多戰役中,我軍都是通過超乎敵方想像的強行軍出現在敵人完全想像不到的地方。


八、“雲貴川”:臘子口的無名英雄

臘子口位於甘肅迭部縣,是岷山山脈的一個重要隘口,也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門戶。這裏兩側是懸崖峭壁,中間是一條狹窄的峽谷,最窄處僅約30米。國民黨新編十四師魯大昌部在此據險防守,構築了堅固的碉堡和工事,用機槍封鎖峽谷。這又是一個真正的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隘。

紅軍如果不能攻克臘子口,將被困在川西北的少數民族地區,無法北上與陝北紅軍會合。臘子口是紅軍北上的唯一通道。

在攻打臘子口的戰鬥中,一位苗族戰士挺身而出。戰友們只知道他是貴州人,大家都叫他“雲貴川”(因爲他來自雲貴川地區,真實姓名已不可考)。

臘子口兩側是懸崖峭壁,“雲貴川”主動請纓,從懸崖側面攀援而上,然後迂迴到敵軍碉堡上方,用手榴彈炸燬了敵軍核心火力點。敵軍陣地大亂,紅軍趁機發起總攻,終於攻克了臘子口。

“雲貴川”在戰鬥中犧牲,沒有留下真實姓名。但他的壯舉,爲紅軍打開了北上的通道,挽救了紅軍的命運。

需要說明一下的是,臘子口正面和側壁上都有敵碉堡,每一處都是要命的,況且是一起封鎖紅軍道路。趙章成用精準的炮火摧毀了正面的碉堡, “雲貴川”等消滅了敵側壁上的碉堡。

在長征中,像”雲貴川”這樣的無名英雄還有很多。他們沒有留下姓名,沒有留下照片,甚至沒有留下籍貫。但他們用生命和鮮血,爲紅軍鋪就了勝利的道路。歷史不應忘記他們。

結語:歷史的選擇

回顧長征,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紅軍有太多命懸一線的時刻,通過每一個難關都接近於成功概率爲零。所有這些成功概率爲零的難關要想全部通關,概率是無數個零的乘積。但每到這種時刻,總有一些人,憑藉一己之力,在關鍵時刻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將命懸一線的紅軍從全軍覆滅的邊緣挽救回來。將基本爲零的成功概率變成100%。

長征的勝利,是人民的選擇,也是歷史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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