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和朋友在遠東種了1200畝大豆,佔中國進口量 6.2 萬分之一,微不足道。但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大豆的歷史:它曾經是中國東北最重要的作物,無數影響東北的歷史事件皆因它而起。而我是個東北人,大豆也應與我有關。
如果看視頻,估計會以爲我正開車行駛在廣袤的非洲大草原上。而我從來沒想過,當充滿枯萎乾燥蘆葦的沼澤地大到一定程度時,它看起來就像是非洲的稀樹草原。但這和稀樹草原可謂南轅北轍——因爲這裏是俄羅斯的濱海邊疆區,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遠東”。
酷似稀樹草原的沼澤地
我來這是爲了種大豆。
2025 年,中國從全世界進口了 1.1183 億噸大豆。因爲擔心貿易戰升級,中國買家開始提前從南美大規模採購大豆,這讓 5 月到 10 月份中國大豆進口量連續創下歷史最高紀錄。轉眼到了十月底,最重要的國際新聞之一是中美領導人會晤,我國開始重新採購美國大豆。兩個多月後,中國已經買入近 1000 萬噸美國大豆。
我也算參與了這場關於國際關係的遊戲。去年,我和朋友在俄羅斯遠東種了 1200 畝地的大豆。這些大豆的收成,差不多佔了大豆進口量的 6.2 萬分之一。微不足道。
但是我用了三年的時間才獲得參與這個遊戲的資格。不過如果再仔細想想,這是個六年前就開始的想法。經常感覺人生的道路是被牽引的,而不是被計劃的。我和大豆的關係就是這樣。
我們在遠東收穫的大豆
兩次相遇
那是在 2020 年的十一假期,我回了趟老家齊齊哈爾。齊齊哈爾旁邊是大慶,我的好朋友豐澤是大慶人,也回來了。我倆完全沒有設計行程,都出發了才商量去哪。
我說我還沒見過黑龍江那條江,能不能去看看。很多人都以爲自己看過黑龍江,但實際上大部分人印象裏橫穿黑龍江省的那條江是在哈爾濱的松花江——真正的黑龍江是中俄邊境的界江。所以黑龍江距離大部分黑龍江人來說都很遙遠,可能看過長江的黑龍江人都比看過黑龍江的黑龍江人多。
從齊齊哈爾一路向北開,就能到黑河,這裏能看到黑龍江。但豐澤說他去過黑河了,換個地,於是我倆決定一路幹到黑河下面的遜克縣。十月遜克的清晨已經涼了下來,赤手直接拿着金屬外殼的相機會感覺很涼。我特意找出了手套,一邊拍一邊走向黑龍江。
終於,我看到了無數次應該早就出現在我生命裏的那條大江。河岸是多麼的平靜,秋天金色的大森林喧響,美麗波浪,起伏燦爛閃銀光。當我凝視着雄壯美麗的大河,突然眼中出現了實在無法理解的東西:遠處有一個巨大的、長得像沒了一半螺旋的 DNA 的雕塑。我實在無法理解那到底是啥玩意,就一路向着二胡卵子走去。
爲了寫文章今年三月我又專門去遜克拍了一張
可這個雕塑實在是太抽象了,我就算到了它下面也沒看出來是啥。這東西至少有三層樓高,甚至有一點巨物恐懼。我繞到了前面,終於看到了牌子:
大豆莢
遜克 中國大豆之鄉
牌子還告訴我,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莢。太莫名其妙了,我無法理解。
爲什麼遜克要放一個巨大的豆莢在黑龍江邊?人面對沖擊的時候是無法思考的,我也就沒繼續想。但是在回去的路上,我看到了一大片廣袤無垠的田。裏面的地已經收了,但田的邊緣還留有不少齊腰高的枯萎植物。開了一會又看到一個牌子,只能看清最大的三個字:“試驗田”。我好奇,就下了車。
成熟後沒有收穫的大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還是作物形態的大豆。這時候我回過神了,查了下,原來遜克有 200 萬畝大豆田,這比香港的陸地面積和崇明島還大。那感覺如果你有一個香港那麼多的大豆田,放個最大的豆莢雕塑也不是不能理解。這是我和大豆的一次相遇。
大豆、大豆、大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你有多重要。在絕大部分語境下,大豆就是黃豆(比如大豆期貨),而毛豆則是黃豆的未成熟狀態。
今天,大豆首先以幾乎不可見的微量,悄悄把現代生活黏合在一起:它以 0.1%—2% 的卵磷脂潛伏在配料表深處,乳化本不相溶的液體、防止人造黃油中水分與油脂分離、讓麪包與蛋糕更柔軟耐放、使巧克力塗層更均勻、花生醬更細膩,並令速溶粉更易溶化。與之並肩的是微量添加的大豆蛋白:在肉類、香腸、麪包與蛋糕裏鎖水鎖味、在湯汁裏增稠、在甜甜圈裏固定遊離油脂以濃郁而不膩、在打發奶油中幫助形成潔白的泡沫結構,甚至幫助麪包漂白成色。在加工食品中,大豆以極小的佔比悄然定義了我們習以爲常的口感與外觀。
然而,大豆真正的統治力體現在它是全球蛋白質引擎的核心角色。儘管我們對食用大豆充滿經驗,可這僅是冰山一角。全球超過九成的大豆蛋白最終會被轉化爲動物飼料,支撐起規模空前的現代化畜牧業。從美洲的養殖場到亞洲的餐桌,肉類消費的增長與廉價大豆的穩定供給密不可分——甚至“大豆粕當量”已成爲衡量其他飼料蛋白價值的基準。很多作物都是食材,可大豆是全球食物鏈的戰略資源。
換句話說,如果大豆出現問題,可能會讓我們喫不起肉。具體點說,燒烤店裏的花毛一體還會存在,但夠嗆能瘋狂擼肉串了。
這種無處不在的需求將大豆推上了全球貿易的王座。作爲世界種植面積第四大的作物和最大的油料作物,大豆就是國際化的代名詞——一顆在巴拉圭收穫的大豆,可能在阿根廷加工,最終由日內瓦的貿易商銷往中國。這龐大的產量與複雜的貿易網絡,使其成爲全球交易量第三大的農產品,併爲美國、巴西、阿根廷等六個主要出口國創造了最高的農業出口價值。從一滴融入牛奶的卵磷脂,到一艘橫跨大洋的貨輪,大豆以其無與倫比的滲透力,深刻地塑造了我們喫什麼、如何生產食物,以及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命脈。
黑龍江那次之後,我和大豆的第二次相遇,也是讓我徹底沉迷於大豆的,則更爲隱喻。
也是同一年,我和朋友去了一趟中朝邊境的開山屯。這個屯子在那個時候非常符合對於衰落東北的刻板印象。年輕人大多都走了,政府建了兩列筒子樓希望更好的幫助居民集中養老。路上空蕩蕩,沒車、也沒有幾家店開門,倒是鋪滿了晾曬的豆角幹、茄子乾和土豆乾。時間在賦予食材另一種風味。
我們沿着村裏的主幹道一直走,走到了早已荒廢的開山屯站。站牌上下一站是空的,因爲幾百米外就是朝鮮。回來的路上,我們偶然(也有些蓄意)鑽進了一個廢棄電影院,從裏面見到了幾卷就膠片。朋友 Tianxi 正好擅長老膠片修復,他就帶回去做了處理。結果讓我們非常驚訝:
開山屯舊照
這是一支交響樂團,和一支民族樂團的演出照片。什麼樣的屯子,能擁有兩支自己的樂團?
我沿着這個好奇找下去,一條歷史的脈絡在我眼前徐徐展開:
這裏有兩支樂團,是因爲繁榮的經濟。雖然今天只能從建築的遺蹟中看到隻言片語,但開山屯曾經擁有當時全國唯一的高級精製木漿工廠,新中國造紙業的龍頭。鎮衛生所的人和我說,當年“這裏有協和之外全國第二好的燒傷科”。而之所以工廠在這裏,是因爲東北的優質原木。日本在此設立國策公司“東滿紙漿公司”(東満パルプ會社)。這裏生產的紙漿,超越彼時日本本土,堪稱遠東第一。
而在日本佔領時期,這裏有另外一個名字“間島”。
圖們江自茂山之下多灘地,開山屯前一段最大,綿延十里、二千餘畝。1712 年中朝以江爲界,此地在江北,屬中國。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朝鮮北部連年災荒,導致大批饑民越江進入延邊地區“私墾”。清政府因朝鮮爲藩屬國,未予強行驅離,致使這些難民從“朝耕暮歸”逐漸轉爲攜眷定居。隨着朝鮮墾民對水利需求的增加,他們在江北開鑿水渠,引江水支流,製造出一片兩江相夾的灘地,即所謂“假江”。1883年首次勘界後,朝鮮官員李重夏開始在文書中稱此地爲“間島”。
日俄戰爭後,日本對其先前承認“圖們江爲界”的立場發生根本逆轉,轉而覬覦延邊地區。伊藤博文等高層開始派遣間諜,以遊客、商人身份潛入延吉刺探情報。他們利用當地朝鮮人對灘地的“間島”舊稱,將此概念惡意擴大化。爲製造侵略輿論,日本御用文人們通過著書立說,肆意歪曲地理,將海蘭江、布爾哈通河等妄稱爲圖們江,將“間島”範圍無限擴大,甚至宣稱其面積堪比日本九州。其真實意圖是先將欲佔領土地混淆爲“間島”,再借“歸屬未定”之名伺機奪取。
這裏就是日本正式開始侵華的第一站。但又爲什麼選擇此處呢?
這首先是此處獨特的地理位置。1905 年日本吞併朝鮮後,延邊成爲中日“接壤”地區。日本方面認爲,經由延吉道這條“捷徑”進入東北腹地,可以避開中國在奉天等地的主要阻力,因此一直謀求修建從朝鮮清津直達吉林的鐵路。
已經廢棄的開山屯站,下一站站名是空的因爲前方就是朝鮮
但另一方面,就是經濟價值。延邊地區資源極其豐富,土壤肥沃。日本駐朝司令長官長谷川好道曾力主佔領此地,因爲該地區是維持其在朝殖民統治的“重要物資命脈”——當時朝鮮北部所需的物資,特別是大豆,均嚴重依賴延吉的生產供給。
又是大豆。
這時候我意識到,如果我想更加了解我的家鄉,那我不能不研究大豆。東北近代史的開端、世界全球化的開端,不光由經濟塑造、由政治塑造,更由大豆參與塑造。
正如後來美國駐僞滿洲國官方顧問喬治·布朗森·雷亞(George Bronson Rea)所說:
“從高級外交到不起眼的大豆,兩者似乎相去甚遠。然而,我們堅信,(滿洲)過去和現在的商業局勢,以及那個棘手的滿洲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都與對這唯一一種產品的控制權緊密相連。”
大豆是豆漿、豆腐、卵磷脂、人造黃油、動物飼料......但在我的家鄉,它首先就是歷史本身。
“ 滿洲豆”
1872 年 8 ⽉ 8 ⽇,池上四郎、武市正於和彭城中平三人接到了日本帝國參議陸軍⼤將西鄉隆盛的命令,前往清國遼河下游的營口,僞裝成商人考察滿洲(今我國東北)。那是明治五年,西鄉隆盛正在研究日本、朝鮮與清國的東方問題,爲日後徵韓作準備。
一年後,三人向政府提交了《滿洲視察覆命書》,它是日本最早的對華報告。在彙報的一開始,他們着重描寫了大豆的情況:
“從冬天到春天,不停地從內地⽔路運來⼤⾖,不顧寒冷,不分晝夜,⼏⼗輛馬車朝着⼀個⽅向⽽來。⼤商⼈都會把⼤⾖買下來堆成直徑兩間多的圓形⼤⾖⼭,⾼超過兩丈。到底貯存了多少根本數不清。”
那一刻還沒有人能意識到,大豆已經作爲豆漿和豆腐的原料,被東亞人種植了上千年——但在再接下來的一百五十年裏,小小的、黃色的豆子將會讓全世界變得天翻地覆。
不過當時大豆和這個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沒有任何關係;而大豆生產的中心,還在被稱呼爲“滿洲”的中國東北 。
在當時,滿洲是全球最大的大豆生產地。從奉天(今瀋陽)東部丘陵到遼河和松花江河谷,整片地區都在種植大豆。夏季高溫讓大豆生長,秋季低溫乾燥幫助保存大豆,冬季的嚴寒讓大豆免受病蟲害侵襲,這是一片大豆的土地。
《滿洲視察覆命書》被提交給日本帝國政府十五年後的 1885 年,三位作者均已戰死,但來往滿洲的日本人卻絡繹不絕。陸軍將校者菊地節藏在從沙俄返回日本的路上,假以“歸國”的名義穿越滿洲,實則爲日軍進行間諜工作。在這一路上,他頻繁觀察清朝人對軍馬的飼養方式——滿洲的軍馬要優於日本和沙俄。爲了強壯軍馬,清廷的官兵們大量的把大豆榨油後的豆渣變成豆餅來作爲飼料。一塊豆餅直徑 25 ⼨、厚 5 ⼨、重 25 ⽄,可以作爲三匹馬一天的飼料。他在記錄中寫道:“我國本來也有製造⾖油的習慣,現在產量也還很多。如果⽤⾖餅來做軍馬飼料之⼀,不僅可以擴充軍馬飼料的種類,還可以像清國那樣養成儲存飼料的習慣,這是飼養軍馬不可缺少的。”
海拉爾雪地中奔馳的馬 拍攝於 2024 年初
作爲軍人的菊地節藏高估了日本大豆的產量,也低估了日本對於大豆的需求。日本本土的大豆在二十世紀初已無法滿足需求。從 1882 到 1902 年的二十年裏,日本大豆進口額增長了四百倍,大部分都來自滿洲。日本的稻米在明治維新後逐漸拋棄傳統魚肥,轉用豆餅。到了 1903 年,日本 58% 的肥料來自於滿洲。
從出口日本開始,大豆終於開始緩慢卻劇烈的登上國際舞臺。
今天大豆在全球的流行,經常讓我們忽略一件事:僅僅在一百年前,這個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根本都沒聽說過大豆;除東亞外少數和大豆有過接觸的人,更多對大豆是厭惡之情。
大豆早在 18 世紀便傳入歐洲和北美,但絕大部分時間大豆只是被當作植物園裏的珍奇植物。奧匈帝國的農學家弗⾥德⾥希·哈伯蘭特認爲大豆足夠營養,所以努力推薦大豆到整片地區——但他有個疏忽:沒來過東亞,更不知道東亞人是怎麼食用大豆的。他的推廣裏依然讓大豆按照歐洲傳統將大豆磨成粉加到菜裏。他兒子繼承了他對大豆的熱忱,也繼承了他的疏忽,同樣忽略瞭如何食用大豆。沒喫過豆腐也沒喝過豆漿導致最開始接觸大豆的歐洲人厭惡它的味道,習慣了麪包的人認爲它充滿了“豆腥味兒”,也難以達到歐洲人偏愛的柔軟口感。一位 19 世紀 50 年代的意大利農業教授曾直言不諱地宣稱,大豆“令人作嘔,作爲豆類完全無法食用,作爲油料作物也沒有任何價值”。
美國農民倒是不想喫,而是非常迫切的希望大豆可以用於輪作固氮,來幫助他們更好的種植玉米和小麥。氮、磷、鉀是植物生長必備的三種元素,但直到二十世紀初化學家才研究明白如何人工合成氮肥。貧窮卻讓農民無法奢侈地大量使用氮肥。⼤⾖根部的根瘤可以和特定細菌形成共生關係, 讓⼟壤包含來⾃空⽓中的氮元素。大豆似乎解決了美國農民的困擾——除了他們也忽略了一點:豆科植物必需要找到特定的細菌才能固氮,顯然美國的土地裏沒有這種來自東亞的細菌。
正當世界對大豆一籌莫展之時,日俄戰爭讓人們意識到了大豆的潛力——即便不喫,也是極好的物資。
日本大量使用和食用大豆作爲軍需物資,沙俄的軍隊利用大豆作爲軍馬的飼料,雙方都使用豆油作爲肥皂的生產原料以及炮兵裝備和車軸的潤滑劑。而對大豆產業來說,最重要是這場後來被歷史學家稱爲“第零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讓歐洲軍事觀察員首次大規模見證了大豆的巨大潛力——尤其是用於後勤軍事保障。與此同時,人造黃油越來越流行,大豆是更好的原料。人需要脂肪,而脂肪需要大豆。
僞滿洲國國務院舊址
對於世界來說,從此滿洲作爲大豆主產地變得越來越重要。1911 年上海海關的⼀份報告強調:“⼤⾖在洲際貿易中佔據重要地位不過是近三年的事,其迅速崛起確實是近代商業史上最引⼈矚⽬的事件之⼀。”同年,美國駐北京⼤使向國務院報告稱:“直到最近世界對與⼀個名爲滿洲的地區進⾏貿易往來的可能性⼏乎⼀⽆所知——⽽正是這個地區向全球市場輸送着⼤⾖。如今,滿洲的經濟發展正受到紐約、 倫敦、漢堡、西雅圖等地的密切關注。這⼀切完全歸功於大豆,其需求激增的程度堪稱『貿易史上空前絕後。』”
據估計,當時滿洲的大豆產量約佔全球總產量的 39% 至 60%。甚至有資料認爲其產量超過了中國其他地區、日本、朝鮮和美國的總和。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中國的大豆產量一度佔世界總產量的 90% 以上。很多人直接把大豆叫做“滿洲豆”(Manchurian Bean)。大豆同時也是貧弱的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出口農產品之一,其出口額在全國商品出口總額中的比重從 1911 年的 10.1% 提升到 1928 年的 19.8%——甚至大豆產品總價值已是絲綢出口額的十倍有餘。
地主王哥
事情要回到兩年前,我和豐澤在另一個無所事事的冬天說走就走去了鶴崗。在鶴崗下面的蘿北縣,經朋友三江介紹認識了王哥。王哥在俄羅斯種了十多年地了,我們想讓他帶帶我們。我感覺如果想進一步瞭解大豆,沒有什麼比創造個緣分去種大豆更好的辦法了。
很難形容王哥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是農民,看着就像是你在東北村裏能看到的種地好手。黝黑的皮膚、極其勻稱的體型和有力的雙手讓你可以想象他幹活時的利索,也同樣在農閒時節一旦不幹活就會被一些多年勞累所帶來的小毛病所困擾。我第一次見王哥的時候他穿着一件深藍色、有點洗得發白的抓絨衣,之後我幾乎每次見他他都穿不同顏色卻都發白的抓絨衣。彷彿外界的溫度於他何加焉,不論寒暑,都穿這樣。
但王哥又不只是農民,他也是地主。最標準意義上的地主,在遠東承包了一萬五千畝地,面積相當於一個西湖加五個故宮。同時他還是掌握了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因爲如此大的土地基本都靠機械作業。王哥用了十多年的時間一點點積累出了自己的農機帝國。
但王哥又不像地主、更不像資本家:首先他對掙絕對意義上的錢沒有興趣,雖然他嘴上說的是錢,但一切收入都會被他投入到更多的地裏。他掙錢是爲了種地,而種地卻不是爲了存錢。我最開始感覺他很像馬克思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描述的那種美國黃金時代企業家,但,也不是。王哥並不想榮耀上帝,他不想榮耀任何事兒。據我觀察他甚至沒啥娛樂活動,短視頻都不咋看,就是想種更多的地。但好像也沒個爲啥,就是想種更多的地。
後來我和豐澤觀察,在遠東種地的農民普遍都有這種“老子種地是爲了種更多的地”這種情結。這會讓他們的生意陷入相似的歷史循環:白手起家——種了一點地——種比較多的地——種更多的地——一個荒年,全賠進去——種一點地——種比較多的地——種更多的地——又一個荒年,又一次輪迴。
我認識王哥的時候,他本無意帶我們一起去種地。因爲他正處在第二還是第三個“種更多的地”這一階段,屬於巔峯期。王哥眼裏只有更多的地,沒有我們這種不會種地的廢物。種地歸根結底還是個技術活,我和豐澤都屬於五穀能分出八種,四體也不太勤的那種人——他比我好點,他在非洲當過三年大壩總工,確實幹過體力活。而如果此處編輯慷慨地允許放圖的話,我平時是這麼個形象:
一看就和種地毫無關係。所以是純廢物。王哥不想帶廢物。
不過豐澤沒有放棄,一直和王哥保持着聯繫。第二年因爲大水導致遠東普遍歉收,王哥想起了我們。但王哥畢竟也資本積累了多年,不至於真的從頭開始,底子還是有的。而且王哥已經還清了外債,對資金需求不大。所以我們就從他地裏分了 1200 畝,這片地略大於故宮——聽起來不小,但也就是王哥的十分之一不到。
不過在遠東,沒人說“畝”,這太小農了。當地的通行單位是垧,一垧地是十五畝,所以我們是八十垧,王哥是接近一千垧。
路邊沒有邊際的農田
地大到一定程度,人就會沒有概念。八十垧和比澳門半島還大,而如果根據中國的人均耕地面積 1.3 畝來計算,這是我國 11500 人的人均耕地面積總和。王哥還在國內的時候,他在黑龍江所屬小三百人的連隊也種這麼多地。而在遠東,他只有六個中國人,和一些季節性僱傭的本地人管着如此大的一片土地。
王哥一夥人的背景都很類似:上學的時候就學種地,出來了就在黑龍江的國營農場(墾區)幹農業技術員。後來爲了更多機會,就跑來了俄羅斯遠東。只不過王哥更希望有一個可以自己說了算的環境,所以就從三臺農機開始攢起,一點點有了自己的農場。
雖然七個人種着以前兩百人才能種的地,但這就是機械化的現代農業:種地更像是工廠生產,而不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體力勞作。這裏的一切都是機器作業。一進到農場,首先看到的就是一輛輛輪子和人一樣高的農機——是它們而非人的雙手,在和土地打交道。
另一種世界
國內一垧地要兩萬多塊一年,在遠東也許只要五千塊。如果是長租的話,還可以更低。但朋友,代價是什麼呢?代價是這裏幾乎沒有任何農業基建可言。“沒有基建”這個概念不是很好理解,因爲種地似乎就是土地加人而已。但當你真的去了一個農業基礎設施堪憂的地方,纔會理解土地上甚至連土,都是基礎設施的一環。
開車馳騁在遠東的土地上,會頻繁地在四種景象中穿梭:林海、沼澤、農田和荒廢的農田。
荒廢的農田其實比較容易理解,就是今年可能沒種嘛。但沼澤是很難理解的,因爲它遍佈在正在耕種的農田和農田之間。很多時候我感覺但凡移除一小塊沼澤,兩片巨大的地就可以合在一起成爲巨大的平方。但就是沒人這麼幹,寧可讓農機多開一個小時繞路也不把沼澤變成農田。而如果站在天空的視角來看,可能上天根本不會認爲遠東是一片巨大的農田,而更多像是沼澤和農田交織的國際象棋棋盤。
隨處可見的沼澤池塘
這對於東北人絕對是難以理解的。因爲遠東就在東北旁邊,最近的距離不過一條烏蘇里江。烏蘇里江對面的東北,有農田的土地,就只有農田,最多有點零星的村子。遠東更像是人們在沼澤裏摳出了一點農田——但因爲基數足夠大,摳出來的農田也不少了。
這就是因爲沒有基建。沼澤變成良田需要治澇,而治澇是個純關於基礎設施的事兒。現代社會的文明人(比如我)會有一種錯覺,認爲土地天生就是可以耕種的。但事實完全相反,人類需要付出相當大的努力和時間才能把一片土變成可以耕種的地。
這也是當年闖關東的時候面對的困難。後來我問家裏祖輩,她們說當年剛來東北的時候,前三年都不收租、後面幾年也都收的不多。因爲對於地主來說,沒有變成農田的地就是廢的,本來也種不了啥。新來的開荒者需要好幾年才能把荒地變成農田。這特別像新車投產後的產能爬坡。但不同的是產能穩定了就是穩定了,農田的產量可不一定。
因爲農田從不是一個天然屬性,而是一種狀態。一旦停止,大自然很快就會把主導權奪回來,讓土地變回出廠設置。所以各種農業基礎設施應運而生,又隨着技術進步不斷升級。爲的就是讓土地可以始終處於農田這一狀態。
在前蘇聯,人們還有動力去把充滿水分的土地變成農田;但現在顯然沒有資金和人力投入在這裏了。畢竟離莫斯科太遠。所以,當年是農田的地,現在如果沒荒廢就還是農田;當年不是農田的土地,現在大概率也變不成農田了。
這也是爲啥我們雖然說是種大豆,但其實可選的作物也就倆:大豆和玉米。再說一個冷知識:水稻雖然叫水稻,但它不是一直長在水裏。水稻的生理結構能在一定程度上耐水淹,所以靠水淹來把雜草弄死。農民需要頻繁的灌水抽水來淹死雜草。淹太久了也不行,水稻也死了。顯然在一個連水都排不了的地方,水稻也不能這麼水。
王哥的基地一角
即便是清理好的農田,農民們也依然會受困於基礎設施的短缺。比如對王哥來說,玉米就不是個可行的選項。一般來說,大豆固氮,很合適也必須輪作。就是種一段大豆然後換成別的作物。而且一片土地長時間種大豆之後大豆的產量就會下降。這是連我都知道的農業小常識。所以在遠東的第一天我就問王哥:咱咋不種點玉米呢?
王哥煙一掐,和我說:“我常年種大豆,也應該輪茬了,但這玉米我打怵啊,非常打怵。打怵在哪呢?就是最後這個糧食處理。種玉米回來它有水分要烘乾。國內建一個烘乾塔應該是在 50 萬,基本上就是配套全下來,但是你從這兒沒有 200 萬都下不來。”
每年收回來的玉米,要積成大堆存放。如果不抓緊烘乾,幾天就會出問題。但每年所有人的收割的時間都差不多,哪有人能把烘乾塔借給別人呢?而且對王哥來說,這不光是錢的問題,而是看着糧食爛了,心裏“有一種負罪感”。而在沒有基礎設施的地方,大豆是最好管理的。直接堆成一大堆,注意下雨別淋上去,完全可以放一冬天,等價格合適的時候再賣。
上一年留下沒賣的大豆,半年後成了我休息時的牀
所以反正地便宜,國內輪作是作物換着來,王哥輪作是土地換着來。基本就種大豆,這也算因地制宜了。
缺乏基礎設施所導致的困難出現在任何地方:沒有路、沒有水井、鋪不起水泥地......但這裏做缺乏的,還不是基礎設施,而是人力。
在一切基礎中,遠東最缺乏的基礎就是人。豐澤開玩笑說:“以前感覺人類文明首先是要有文明,現在感覺人類文明首先是要有人類。”而我的心裏則有一個更隱祕的想法:
“咱們中國是一個地貴人便宜的世界,我想看看一個人貴地便宜的世界是什麼樣。”
我來遠東之前不知道另一種世界是什麼樣,但到了之後發現處處都不一樣。即使合作種地的大哥們都是黑龍江人,但跨過烏蘇里江來到遠東,他們彷彿都換了一種思維模式:能靠換一片地解決的,那就換一片地;能用機器乾的,就用機器幹;如果一件事必須要人幹,那就考慮不幹。
各種小型農機
所以在遠東,種地的邏輯變成了:更多的土地、更大的基數、更強的農機,人主要負責開和維護農機,除此之外,人力這麼寶貴的東西,怎麼能亂用呢?
太不一樣了,真是太不一樣了。
到遠東的第一天,另一個讓我很納悶的事情就是爲啥這準備耕種的農田都是平的?我意思難道農田不應該是一壟一壟地呈現出波浪的樣子嗎?家長小時候都會叮囑小孩去田裏玩別把農民的壟給踩壞了。那爲什麼這裏的地都是平的?
“起壟太費人了,所以我們每年就耙一遍地就得了。”
我甚至不知道該問王哥什麼問題。就是王哥在他的專業領域做了一件違揹我對該領域常識的問題,我甚至無法判斷是不是常識出了錯。但可能在遠東,一切常識都要變一變。比如王哥就不看節氣,他說這是給中原準備的,在黑龍江都沒那麼好使,更別提遠東了。
相比起壟,耙地就很簡單了。開着農機用掛在上面的耙把土打碎、整平就可以。正好王哥下午打算把我們這次準備種的地先給耙了。對他來說,這種小打小鬧靠農機一天就能耙完。所謂的農機在此處特指拖拉機。而誰沒有一個開拖拉機的夢想呢?我十年前考手動擋駕照,等的就是今天。
耙好的地
但王哥可還指望着拖拉機幹活呢,豈能讓我們玩鬧?所以經過勸說,他同意我坐在駕駛艙的輪胎蓋上跟着一起走。不過拖拉機已經在地裏幹活了,開回來至少要一個多小時。而且農忙時節,都是人換車不歇。所以我們得開車去地裏找。
王哥讓我們上他的老尼桑 SUV。這車頂棚純鐵皮,車內的電線似乎都裸露在外面。安全氣囊我猜肯定是不好使了,座位上一排一股灰。但要的就是這個味兒。從王哥的基地去地裏走的都是帶坑土路,任何宣稱自己越野能力的車,都無法在這種路上連開十年。王哥這臺車該壞的地方已經都壞了,剩下的就都是好地方,能開、敢開、空調竟然還能用。這可真是好車啊。
不過車裏 NVH (Noise、Vibration、Harshness的縮寫,也就是噪聲、振動、聲振粗糙度,一般指汽車廠對車內噪聲的控制)自然是沒有,雖然就前後排但說話全部靠吼。就這麼連吼帶顛了半個小時,我們終於第一次站在了自己的地旁邊。
我們其中一塊地
那是泛着油光的、闃黑闃黑的黑土地。地上拾一把土,用手一捏,就會團在一起,非常有粘性。這是一種極其有生命力的黑色,你知道面對狂風,它也不會塵土飛揚——因爲碎沙一樣、一吹就隨風起的土,是貧瘠的。有些時候在秋天,我看到一些黃色的山就會感覺如果自己走在上面肯定一身土。但在黑土地,永遠不會這樣。黑土地有一種令人安心的感覺,你知道即使現在上面還什麼都沒有,但萬事萬物都孕育在其中。大自然千萬年的積累,最後便宜我了。幸好提前準備了靴子,到處都是水塘和溼漉漉的土。
黑土地
但它也是惱人的。稍微往裏一走,無數的小飛蟲就會向人類襲來。它們在天空中做布朗運動,並在人臉上產生一定壓強。經常說幾句話就要吐一口嘴裏的蟲子。溫暖、溼潤又肥沃的土地,是這些蟲子的天堂。沒有什麼好的解決辦法。當年剛闖關東到東北的人,甚至把驅蟲的植物綁在頭頂緩慢燃燒——他們寧可忍受煙燻眼睛,也想燻走蟲子。
蟲子天堂
不過我們的這片土地畢竟是正經的農田,蟲子還不至於那麼多。但也超過我平生喫蟲子數量了。
直到我爬上了農場的大拖拉機,輪子就有兩米高,上去需要爬梯子。駕駛艙爲一人設計,我只好坐在輪子蓋上,手扶司機的座椅靠背。引起我注意的,是車頂有一個破舊的小金屬風扇。馬上我就知道了這風扇不是憑空出現的。當時室外的溫度還穿長袖和薄秋衣呢,司機楊哥上來就把上衣脫了,光膀子。隨着機器啓動,我很快就感受到了前方發動機傳來的熱浪並開始流汗。我心想就這溫度,這小風扇打開也沒用啊。駕駛艙兩側和後方的窗戶都打開了,但外面的涼風吹不進拖拉機炙熱的內心,只有機器的轟鳴聲傳來。跑車的聲浪對比之下顯得很矯情:真正把自己變成工業化管線中一環的駕駛機器,是沒有一浪一浪的聲音的,它只會一直滿負荷運轉。唯一值得我開心的是蟲子終於沒有了。
坐在車裏,看着後面
開農機是楊哥的第一份工作,也是他一輩子的工作。從他第一次上鄰居家裏佳木斯產的六五農機到現在,已經開了四十年。他和王哥一樣,也都是先在黑龍江的農場幹活、學習技術。來俄羅斯之前,他還去過一段山東,負責開小型收割機收小麥。遠東六月份可能還沒播種完呢,山東已經能開始收第一茬了。但後來楊哥感覺小型收割機實在是施展不開拳腳,就來了遠東繼續開大型農機。
楊哥一手扶着方向盤,一手握着檔把。手以 5 - 10 度的幅度左右變換,但頭卻不斷左看右看。因爲楊哥需要確保拖拉機嚴格直線行駛、後面掛的器械不能太高耙不到地也不能太低卡在地裏,還要盯着地裏隨時可能出現的小水塘——同樣是因爲沒有基建,這些小水塘就只能這麼放着。他需要均勻地把幾百畝地都給耙一遍。感覺楊哥的雙手、雙腳和眼睛都被 100% 佔用了,我也不好意思問問題。不過就這個吵鬧程度,我說話楊哥可能也聽不見。
對了,需要忙活的還有耳朵。
差不多十分鐘後,我已經熱到不行了。突然感覺楊哥的動作慢了下來。我知道他肯定不是累了,累得只能是我。此中必有原因。果不其然突然車頂冒了一小股黑煙,然後車就趴下了。楊哥急忙下車看,猜測應該是斷了某個零件(我實在沒聽懂,錄音也沒聽懂)。就準備開車回基地找王哥看看有沒有備用的。楊哥自己就能修車,但關鍵是要有零件。
我和楊哥又坐着那臺接近散件的車往回開,這次我主動請纓。這樣瀟灑的車開在遠東的土地上,實在樂趣無窮。接下來的日子裏我們都在搶着開這臺車、走這條路。
剛回到基地,就看見王哥愁眉苦臉的出來了。原來另外一臺農機的輪胎爆胎了。要去鎮上買一條輪胎。而且這種胎還必須用專用的工具才能換。我們到的時候,王哥正在卸輪胎,準備把輪胎裝車帶走。我們幾個在來之前特意每人準備了一套工服。我感覺工服不髒都不是好不好看的問題,是很丟人,顯得自己啥也沒幹。便主動請纓,抱着輪胎就往車上走。放下輪胎後,衣服上的土讓我略微自得:嘿,哥們也沒少幹。
王哥實在不理解爲啥去鎮上換輪胎我們也想跟着,但我確實好奇。我感覺王哥說的是一種介於黑龍江普通話和俄語之間的話,但人和人總是能互相理解的。一切搞定後我又把新輪胎帶回了基地,跟着一起換了上去。這時楊哥也從不用的農機裏拆了個零件下來,準備回去換上去。
王哥現在就希望農機可千萬不要出修不了的毛病,春播每時每刻都很寶貴,必須爭分奪秒。但事與願違,半小時後楊哥帶來電話,零件還是不行。王哥只能趕快聯繫國內,希望能有人帶個備件過來。
這其實才是在遠東種地最大的挑戰:機器可千萬不能出毛病。
說到這裏我希望你能真正理解“廣種薄收”是什麼意思——人貴到沒有人,地便宜到只剩地,這樣的世界裏,運行着另一套邏輯。一切都依賴機械運作,這裏像是黑燈工廠更甚於我們瞭解的那個田園牧歌的鄉村。每年,王哥和他的人要提前一個月到遠東,就是爲了修農機,確保春播萬無一失。而一切災難裏,最大的災難就是機器出問題。能在本地修的還好說,不能的,就只能從國內人肉帶備件過來。這樣我想起了朋友家的印刷廠,只要印刷機還能運作,那工廠就不會停止。
我的一種幻想被顛覆了:農機這種純地裏幹活的機器,難道不應該作爲工業級設備非常耐用嗎?至少在我的行業,如果一臺相機說自己是幹活的機器,潛意識就是說它雖然可能無趣但絕對靠譜。怎麼農機還動不動就壞?看來拖拉機駕駛樂趣的代價就是它如同任何有樂趣的機器一樣彩雲易碎琉璃脆。
不過這也不能都怪機器不穩定。農田就不是一個工況良好的環境。如果這種“廣種薄收”的機械化作業如同工廠,那一定是蘋果最討厭的那種。坑窪、破路、連續不停地作業......啥機器在這裏都很難穩定。但雖然王哥這麼解釋,呆了一會之後他還是說出了真正的原因:這些機器都用了十幾二十年了,能用就不錯了,哪有錢換新的?王哥雖然是古典意義上的地主,但在這個巨大的農業遊戲裏,卻時刻感覺自己就是個佃農。唯一敢大規模投入的,只有地。其他一切都要精打細算,大錢更是不敢花。
甚至你說王哥他們是農民,不如說他們更像是修理工。
也算輪到我開開
王哥和我介紹每個人的時候,首先介紹的就是他們和農機的關係:除了楊哥,老餘負責所有車的保養、老柳負責改裝和各種配套設施、老許主打康拜(收割機),並且負責帶着俄羅斯人幹活、老欒指哪打哪,哪裏需要他就去哪。
這些人都至少五十歲,和王哥都已經合作很多年了。“說白了就是這幾個人,我就當成自己家人來對待”。因爲“不怕沒好事兒,就怕沒好人”。
隨着播種的正式開始,整片土地也進入了“換人不換車”的模式。幾臺農機開去地裏,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裏除非遇到問題,否則就是一直在耙好的地上播種。晚上會打開大燈,照亮農田。而我們的水平顯然不夠,就只能逐漸摸索,最後在白天可以開一開農機,自己種自己的地。不過我們的地少,在農機的幫助下,兩天多就全搞定了。
主要農機編隊作業是一項困難更大的工作,而且我們的地也沒大到配得上編隊作業。所以我們只好輪着開農機。但我也不能閒着,就來回在基地幫忙搬大豆種子、看大家修農機和練習焊接。王哥雖說已經在遠東種了這麼多年地,但還是感覺有不少優化空間。每年都想試試不同的種子,今年也找俄羅斯人買了一車。不過拉過來王哥卻感覺質量沒有想的那麼好,但錢也付了,倒是不貴又不是不能種,那就種點看看吧。
王哥的新種子
王哥期待他的新種子效果如何,我則期待我們的地能長多少大豆。雖然對於熟悉遠東的人來說,我們這點地算不上什麼。但對我們而言這依然是無法依靠人力勞作保證產量的尺度。也許在遠東種地有點像一場真正的賭博,盡一點人事,剩下的全是天命。
在回去之前,我們開車去了一趟烏蘇里江。烏蘇里江是中俄的界河,我多次站在過它的江岸上——可我只從一側看過,還未曾踏足過另一側。烏蘇里江原本是中原帝國的內河,但歷史的變局讓我走了很多年纔來到了大江的另一側。
烏蘇里江面寬闊、平靜,一如我們對今年收成的預期。
烏蘇里江
大豆世界史
歷史的洪流從不遵循預設的河道。
日俄戰爭接着就是一場席捲整片土地的大鼠疫,讓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中國東北。這彷彿就是幾年後一戰和西班牙大流感的預言。但此刻,東北享受了短暫的平靜,這片廣袤的黑土地作爲全球大豆無可爭議的心臟,其產量與出口量似乎昭示着一種與生俱來的、不可動搖的農業宿命。可也就在此刻,在東北大豆乘坐蒸汽貨輪,將東方的蛋白質輸往歐洲之際,河流卻帶着它走向大洋彼岸紮根。
在大洋彼岸,土地面積已經不是未來的引線,想象力、戰爭和機械纔是主導。沒人能想到,爲大豆點燃新大陸的人是亨利·福特,就是那個以 T 型車改變了世界的工業先知,福特汽車的創始人。
福特有很多遠見,有些成功了、有些失敗了、有些不好說、有些則是災難。大豆可能介於第三種和第四種之間。他認爲大豆堪比化工廠,他投入數百萬美元建立實驗室,命令他的化學家們“去給我從那顆豆子裏找出一部汽車來!”
很快,福特工廠裏下線的每一輛嶄新汽車,都帶上了大豆的印記——從換擋桿上光滑堅硬的黑色手柄、到喇叭按鈕和儀表盤的塑料部件、再到車身那閃耀着光澤的搪瓷漆,都源自大豆蛋白和豆油的衍生物。福特甚至在 1941 年,向世界展示了一輛幾乎完全由大豆塑料打造的車身外殼的大豆汽車,他用斧頭猛砸車身以證明其堅固。
大豆車(上下 滑動觀看 )
可大豆最合適的用武之地顯然不是造汽車,福特此舉難言成功,但他卻爲美國大豆點燃了工業革命的星星之火。接下來,如同很多事情一樣,戰爭則爲大豆澆上了最猛烈的催化劑。這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用美國運來的原材料造出了堅船利炮和飛機,然後炸了珍珠港;緊接着“馬來之虎”山下奉文僅用了兩個多月就佔領了整個馬來半島。日本就此切斷了美國來自亞洲的椰子油和棕櫚油航線,讓北美驟然陷入了油脂短缺的戰略恐慌。彷彿一夜之間,大豆就從福特的實驗玩具被擢升爲關乎國家存亡的戰略物資。
爲了扭轉農民對大豆的負面印象(可能大部分農民對大豆沒有任何印象),華盛頓的宣傳機器全力以赴:印有 “Soybeans for Victory!”(爲勝利而種大豆!)的海報貼滿了中西部的農場。政府用前所未有的價格保證,召喚着每一位愛國的農民將種子播撒下去。於是,伊利諾伊、愛荷華和印第安納的廣袤田野,變成了一片金色的海洋,每一株搖曳的豆莢裏,都孕育着製造炸藥所需的甘油、人造黃油的脂肪以及餵養前線士兵的肉類。大豆,被徹底武裝了起來,而它又武裝了盟軍。
但最關鍵的還不在這。
當東北的農民還在遵循着千百年來的傳統,用人力與畜力在動盪的時局中艱難耕作時,美國的農田裏早已迴盪着約翰·迪爾聯合收割機的轟鳴——就和幾十年后王哥在遠東的農場一樣。一臺機器一天的工作量,便能超越數十名勞力一個季節的辛勞。而離開土地,在大學實驗室裏,農業科學家們則通過雜交和選育,設計着全新的大豆品種——它們更高產、更抗病、更適應機器收割。
最終在 20 世紀 50 年代的某個時刻,河流徹底改道。東北還在生產大豆,但未來是一個將豆子視爲塑料、將農田視爲工廠、將種子視爲代碼的全新時代。大豆世界的權杖,就這樣從古老的東方大地,無可逆轉地傳遞到了美國工業化巨人手中。
但故事還沒有結束。在今天,我國超過七成的大豆進口來自巴西。可是在 1973 年的那個轉折點之前,如果有人預言南美洲將成爲世界大豆的中心,那就是天方夜譚。
這一切的源於 1972 年的某個時刻,南美洲西海岸的風變了。
長期以來,強勁的信風一直不知疲倦地從東向西吹拂,將太平洋表層的暖水推向亞洲,讓祕魯沿岸深海中冰冷、富含營養的海水得以翻湧上來。這股被稱爲“上升流”的冷水滋養了無數的浮游生物,進而餵飽了世界上最龐大的單一魚種羣——祕魯鯷(Anchoveta)。
祕魯鯷是一種鳳尾魚,體長 20 釐米,身上有一條銀線。憑藉着沿海看似取之不盡的祕魯鯷,祕魯成爲了世界第一大漁業國。這些銀色的小魚並非直接爲了人類的餐桌而捕撈,它們被大量烘乾、研磨,製成魚粉。魚粉是工業化養殖業的發動機,因爲它是雞、豬飼料中最高效的蛋白質來源,支撐着二戰後全球肉類消費的爆發式增長。
圖文沒有具體關係,但祕魯鯷也是一種鳳尾魚
但在 1972 年,風停了。暖水迴流,像蓋子一樣封住了海面。科學家管這種現象叫厄爾尼諾。但在當時沒人能意料到這場南半球海洋裏的呼吸暫停,會在徹底改寫農業版圖,並改寫大豆的命運。
1972 年到 1973 年的厄爾尼諾現象扯斷了祕魯鯷的食物鏈,但人類的需求並不會停止。面對魚羣數量銳減,漁民只好加大捕撈力度來維持產量。結果氣候變化和過度捕撈讓祕魯漁業瞬間崩潰,捕撈量在短短一年內暴跌近 90%。緊接着全球的飼料槽空了,農場主們陷入了恐慌。
當魚粉從市場上消失,世界急需一種替代品。而大豆榨油後留下的副產品——豆粕,是當時唯一能填補這一巨大缺口的植物蛋白來源。這正是當年菊地節藏在滿洲時看到清朝人餵馬的飼料。一夜之間,大豆價格開始瘋狂飆升。這對於美國豆農來說當然是好消息,但對於當時正被通貨膨脹困擾的尼克松政府來說,這是一個政治噩夢。豆價上漲意味着飼料變貴,飼料變貴等同於超市裏的雞肉和豬肉價格將激怒選民。
1973 年 6 月,爲了平抑國內物價,尼克松總統做出了一個震驚世界的決定:宣佈對大豆實施出口禁運。儘管這項禁令僅持續了短短几天(隨後被出口限制系統取代),但它釋放的信號是毀滅性的。因爲這項政策等於尼克松政府向世界宣告:在糧食危機面前,全球最大的大豆供應國——美國,將優先自保。
美國一禁運,日本就難受。製作豆腐和餵養牲畜,讓日本高度依賴美國大豆進口。上一次美國禁運讓日本人炸了珍珠港,可這一次實在無計可施。日本政府突然意識到,將國家的蛋白質安全繫於單一供應源是何等危險。
爲了分散風險,日本開始將目光投向南半球,特別是巴西。可大豆本是來自東北的溫帶作物,它的生物鐘早已適應了四季分明的日照規律。要讓它在赤道附近的巴西熱帶稀樹草原(Cerrado)上生長,類似讓企鵝住溫室。
日本政府和商社開始向巴西投入巨資和技術來解決這個問題。最終巴西農業研究公司(EMBRAPA)創造了神話。科學家們通過引入具有“長童期”(營養生殖期長)特性的種質資源,成功欺騙了大豆的生物鐘,讓大豆捲了起來。這樣使大豆在熱帶的短日照下也能延長生長期,溫帶大豆變成了熱帶大豆。一舉解鎖了南美洲數千萬公頃此前被認爲無法耕種的土地。
在南美,免耕法(No-till farming)得到了大規模應用:傳統農業裏,種地必須先“耕地”——用犁把土深翻一遍,讓土變得鬆軟,把雜草埋掉。而免耕法,就是完全不翻動土壤,直接在沒開墾的土地上播種。這樣的優點是可以減少水土流失、並且讓土壤中的蚯蚓和微生物生存狀態更好。但不翻地也就意味着雜草不會被埋死。所以到了 1996 年,阿根廷率先批准了抗除草劑的轉基因大豆,巴西隨後跟進。二者結合,極大地降低了耕作成本,讓大豆得以在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和巴西的邊疆地帶野蠻生長。與此同時,爲了避免僅淪爲廉價的原料產地,南美國家通過差異化的出口稅政策,建立起了龐大的國內壓榨工業,確立了自己在全球豆粕和豆油市場上的主導地位。
最後讓南美大豆完成終極飛躍的,是太平洋對岸的中國。
隨着中國經濟騰飛,數億人的飲食結構發生鉅變,對肉蛋奶的渴望轉化成了對飼料蛋白的無底洞般的需求。這股力量如同一臺巨大的抽水機,將南美的大豆源源不斷地吸納進全球貿易體系。如今,巴西已超越美國,成爲全球最大的大豆生產國和出口國。在馬託格羅索州的公路上,滿載大豆的卡車長龍是全球化最直觀的註腳。
從東北、到美國、再到南美、最後回到中國。大豆兜兜轉轉了一圈。宏大的敘事太宏大了,我只想回到遠東的土地上,看看我們的大豆怎麼樣了。
這裏是遠東
播種是五月,現在是十月中旬,我們又來秋收了。但一落地我們就出現了一些小爭執:我就說我們租的這車是從日本走私過來的,他們不信。
聽說過很久日本車被偷了然後走私到俄羅斯的都市傳說。第一次來的時候我們租的車是奇瑞,還沒見識。但第二次來的時候我們租了臺本田步威(Honda Stepwgn),先不說這車根本就沒在俄羅斯上市的事兒——我們租的這臺車非常新、日本右舵(俄羅斯和中國一樣是左舵)、只能用日本時間、地圖如果不在日本列島,就只會顯示你在一片海里。如果這還不能說明這車來源有問題,還需要什麼證據?
主要這不是一個關於道德潔癖的事情,不是說租的車可能來源有問題我就不開了。我是擔心這位日本列島鋪裝路面設計的車,在遠東的土路上能開不?
當然不能。
從海參崴去往我們田裏的路有相當長一段在修路,種地的時候就已經在修了,秋收的時候沒有任何變化。當然根據你對這裏常識性的認識,也知道半年是修不完的。在一段土路,同行人一腳油,車就爆胎了。這倒沒什麼可慌張的,這一年本來就是我們的爆胎大年:一月初在土耳其東部迪夫裏伊(Divriği)山頂沒信號的地方爆過、波黑的犄角旮旯爆過、首都劇場的大門口爆過.....起初我們也以爲這是一次尋常的爆胎,換個備胎等到了目的地去修理廠補胎就行。
打開後備箱的那一刻,每個人都意識到了問題不簡單:這車,沒備胎。
車雖然壞了但看到了巨大月亮
顯然正在修的高速公路嚴格符合前不着村後不着店這個稱呼,我們顫顫悠悠地開着輪胎有問題的車到了最近的修理廠,只有鐵門後的狗吠傳來。豐澤只好聯繫租車公司的人,看看他們有什麼辦法沒有。租車行的人選擇幫我們遠程叫一輛出租,讓出租司機幫我們想辦法。
出租司機一看,大手一揮說在這等着,他把輪胎卸下來然後拿去修理廠幫我們換。問我們有沒有輪胎扳手——以上對話基本都是靠手比劃,但你要相信人和人總是能互相理解的。小紅書搜了下,發現這車就沒有自帶輪胎扳手。司機說沒事兒,回車上把自己的輪胎扳手拿來了。但尺寸不對。
然後他就去找人借扳手,發現都不行。最後他索性開車去了修理廠,一次性拿了六個扳手——還是都不行。日本本土車非常日本,它這個輪胎的螺母尺寸怎麼這麼尼瑪特立獨行?我們想盡一切辦法,在相對尺寸最接近的扳手裏墊紙,螺母動了動,但還是不行。
最後還是司機大哥有經驗,去攔了一輛(看起來也像是走私過來的)日本車,從他們的後備箱裏借了一個扳手,終於好使了。把輪胎帶到修理廠,下車了我都沒看出來哪裏是修理廠。其實就是個小木屋,小到可能就幾平米。修理師傅住在裏面,旁邊有一些工具。不過麻雀雖小,五臟比較俱全。扎的有點狠,補胎夠嗆了。雖然沒有新輪胎,但扒拉扒拉也能找出箇舊輪胎先頂上。
很難說這算個修理廠,最多是個小車間
這一趟折騰下來,已經快半夜了。我們只好和司機大哥說,能不能帶我們找個酒店?遠東的酒店有點像以前咱們這,不是所有酒店都能讓外國人住。而且這些酒店大部分也都不能網上預定,只能到了才知道有沒有房間。在第一個能住外國人的酒店沒房間之後,我們接下來找的幾個酒店都不接待。最後只能換了個鎮子才找到酒店。住下已經快一點了。
這就是遠東持續給我的一種感覺:它很拼裝。爲了維持自己的運轉,只好東拼西湊。就像是街上有俄國車、老蘇聯車、日本車、美國車、帶着漢字的中國油車、偶爾還能看到理想 L9。超市裏一半的東西是全中文的,很多甚至連個俄語標籤都沒有。你會清晰地意識到有些品類此刻完全依賴中國供應。甚至喝的紅菜湯都不是隻有甜菜的俄羅斯傳統做法,而是加了西紅柿的中式風格。
俄羅斯超市裏的中國食物,甚至有新鮮水果
可遠東的物價卻不便宜。我們種地時每晚都在一家鎮上的小餐館喫飯。就是一家完全普通的餐館,每天喫的也都差不多:紅菜湯、薩拉肉、酸麪包,加一兩道菜。但人均摺合人民幣卻接近一百。介於這裏沒有外國人,菜單也只有俄文,肯定不是看我們外國人就多收費。考慮到這裏公務員的平均月薪也就三千多人民幣,這價格實在不便宜。
戰爭也在影響着這裏。
很多年輕人都去前線了,鎮上會有大牌子上印着陣亡士兵的姓名和照片。每天早上都有母親神情悲傷的來獻花。爲了省錢,徵兵廣告小廣告只印了單面。我們秋收之前的幾天,俄羅斯境內突然禁止新用戶漫遊。所有遊客入境 24 小時之後手機卡纔會生效。海參崴等大城市市區 GPS 都做了信號干擾。豐澤落地後費了一番功夫纔來到租車行,最後他靠着辨別太陽的位置開到了機場接我們。
種種挑戰不能耽誤我們去收自己的大豆。第二天一早,我們直奔王哥基地。
種在地下,收在天上
此刻我們對今年的收成還一無所知。我之前問過王哥,雖說夏天的時候沒人在,不知道。但都秋天準備秋收了,咋還不知道呢?
王哥給我仔細講解了一下:首先地太多了,每塊情況都不一樣。有些低處的可能澇,但高處的就更好。而這麼大的面積,不到收穫的時候也沒辦法挨個仔細檢查。而最重要的是,每片地實際上和看起來也不一樣。很多地站在旁邊看着挺好,但裏面可能顆粒無收;反過來的情況也有。但我當時還不太理解,想的就是秋收的時候自己看看。
不過總體而言,在遠東種地 basically 就是出差賭博。一年頭來一次,尾來一次,其他一切,聽天由命。
一到基地,王哥就趕快拉着我說給我們看點好東西。倉庫旁邊有幾個巨大的白色袋子,和播種時裝種子的袋子一樣。只不過這次裏面不是大豆,而是一種深棕色的、芝麻大小的種子。有點像烤焦的小米。王哥說這叫“tusizi”,是一種中藥,可好了。我問王哥好在哪,他說滋陰壯陽。我實在沒聽懂“tusizi”是哪三個字,更對這玩意的功效表示懷疑:滋陰壯陽。這不是我信不信的問題,是壯陽和滋陰是倆相反需求,怎麼能合在一起?
菟絲子
但王哥有句話我懂,特別懂:這玩意四千到五千一噸。
我說那可好啊,這不比大豆掙錢嗎?畝產多少啊?王哥手一揮,說別提了,我愁啊。我問王哥愁何在?他說你不懂,這其實是一種農業病害。屬於雜草。我沒理解,爲啥雜草還能賣這麼貴?能掙錢不就行嗎?這時同伴終於查到了這三個字“菟絲子”——我還是沒聽過。
王哥開始和我們詳細解釋:菟絲子這玩意長在大豆上,算是雜草。但也能賣錢,所以長點就長點了。但今年特殊,往年遠東都是“十年九澇”,我們來春播的時候還擔心下雨多呢。結果今年後半段開始旱了,菟絲子喜旱,所以成堆成堆的長。王哥收的一些地,有的一畝地大豆沒有多少但能有一堆菟絲子。但問題是往年這玩意少,所以才貴。今年所有人的地都旱,都長這玩意,估計賣不上這麼高價了。還是大豆比較穩定,雖說價格不高,但心裏踏實。
更讓王哥揪心的是,還沒收多少地呢,就這樣了。那其他地方得什麼樣啊?今年收成還能不能好了?不過他也安慰我們(和自己),說以前也有類似情況,一晌地怎麼着都也還能打上個一噸半兩噸。說完我們就開着那輛散裝尼桑,去看看我們的地、也是我第一次正經看到等待收穫的大豆田。春播期間王哥和我說站在田邊上也看不出來田裏怎麼樣,這次我是徹底懂了:
成熟的大豆,看起來就像是死了。
這站在旁邊,啥也看不出來
這麼說有點廢話,大豆作爲一年生草本植物,熟了自然就死了。但我感覺死是一種狀態,更是一種感覺。水稻、小麥也是一年生,但成熟後的稻田麥田卻讓人感覺是充滿希望的田野。風吹麥浪就是美景,看着滿眼等待收穫的水稻,也是享受。但大豆田不是這樣,大豆田給我的感覺是乾枯、零落、凋殘,基本上就是滿眼枯槁。
因爲大豆成熟後不能直接收,要等它乾燥後才容易收割。所以大豆成熟後都要自然風乾一段。一風乾,自然大豆田看起來就毫無生命力。而且大豆不是一種很茂密生長的作物,幹黃土地可以被赤裸裸的看到。站在田邊向裏看去,就是一片毫無生氣的枯黃土地。自然沒有辦法判斷其中農作物的長勢。而且俄羅斯的地基本原生態,一片地裏面都可能有的地方旱、有的地方澇,實在難以判斷。
乾燥後的大豆(上下 滑動觀看 )
我們和春播時一樣,穿着靴子下到地裏。到了發現完全多慮了:乾燥的土地踩上去非常踏實。淘寶買的工服派上了用場,尖銳、乾枯的大豆枝椏不會對我的大腿造成傷害。我們學習王哥,摘下豆莢,用手碾開後把大豆放進嘴裏咀嚼。王哥這樣的大師,一口就能大概嚐出來含水量如何,是否乾燥到可以收穫了。我沒有這個能耐,只能東施效顰,品嚐些味道。你要說好不好喫,那我只能說味道不在這個評價體系裏,但它絕對是能喫的。畢竟別忘了,我們種的是高蛋白大豆,給人喫的。
被菟絲子纏繞的大豆
往深處走,菟絲子開始出現。我沒見過菟絲子的本體,但是看到倒伏的大豆杆上纏滿了一圈圈髮絲一樣的植物,就知道肯定是它了。站在遠處確實完全看不見這些菟絲子。這些被菟絲子纏繞的大豆會變成一個一個像坑一樣的形態,比周圍正常的大豆要矮。走在其中,就像走在炮擊過後滿是彈坑的戰場。
我升起無人機,只見無盡的遠方都是和我眼前一樣的光景,我無法想象靠人力該如何收穫這些大豆。在遙控器的屏幕裏,每隔一段就有一縷“煙”升上天空,這是康拜(收割機)揚起的灰塵。而在農田和道路交界處,一輛輛巨大的卡車在等着拉收好的豆子回去。
工作中的康拜
上次來時,負責播種的楊哥此刻站在卡車前等着康拜回來。秋收時開康拜的不是他,是於哥。我看見楊哥身上穿了一件衣服,上面寫的是:“I HAVE GOT TOO MUCH TOO DO”。
在楊哥等待 DO TOO MUCH 之前,我見縫插針的找他聊天。我說你咋不開康拜了,他說他更擅長播種。收割都是於哥。我說那你現在就負責開車唄,他說對,主要就開車,然後都收穫完了留下來看着基地。我不解,這不冬天沒人嗎?他說是沒人,但總要有一個留下來看攤兒,餵狗。這引起了我的好奇:
每年十一月之後,大雪已經降下。這時候王哥、楊哥等人基本上都已經飛回溫暖的鶴崗休息了。但總要有人留下來看着,楊哥一般是這樣的人。在零下三十多度的時候,每天燒燒柴火、靠發電機發電、刷刷抖音,喂喂狗,就這樣度過一個漫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四月。唯一的變量就是每週會有車來送水,車到之前狗會先叫,於哥就帶着桶出門了。
這是一種我無法理解,也無法體驗的生活狀態。似乎楊哥的生活裏沒有無聊這個概念。無聊時我這樣矯情的人才會畏懼的。不知道,我甚至無法更詳細地描述心裏的好奇和疑問。人怎麼會沒有無聊這個概念呢?但楊哥就是沒有。
話還沒說完,我剛打開手機準備錄音,遠處一溜青煙生起。於哥一邊說話一邊警惕地看着,緊接着是一溜黑煙。接着收割機停下,於哥下車,於哥看了看,於哥向我們走來。楊哥什麼都不用說,很默契地向於哥走去。車又壞了。這次不知道好不好修。
我跟着於哥開車回基地,到了就看見王哥一邊打電話一邊轉圈,說是清選機出毛病了,打電話搖人呢。於哥也沒有猶豫,上來就把康拜趴窩的事兒告訴了王哥,給他來了個雙喜臨門。王哥頗具老闆風範,讓於哥先找找備件換上去試試。一方面開始自己動手修清選機。而我雙手插兜,啥也幫不上。
清選機的重要性可能僅次於康拜。剛收穫的大豆能和小石子、枯枝敗葉或者菟絲子等雜草混合在一起。這不是能賣的。清選機是一條長的、向上的軌道,一直在震動。這樣不需要的東西會被震下去。最後隨着大豆從清選機的末端向瀑布一樣飛流直下,微風會讓最後的雜質從中飄走,只剩下大豆。
俯瞰清選機
這次運氣好,清選機在下一批大豆抵達前重新開始了轟鳴。我們站到後面,看着大豆列隊從清選機上傾瀉而下。此時正值夕陽,我從沒想過可以在人生中看到如此詩意的景象。大豆越來越多,粉塵開始籠罩起整片天空。清選機在陽光下變成了黑色的剪影,皮殼和沙土被高高拋起,在強烈的逆光下瞬間加冕,化作漫天躍動的金色星辰。而在地上,大豆如一批批的琥珀一般沉甸甸地匯聚。我感覺每一粒都積累了一個不可戰勝夏天的厚重。在轟鳴中、在塵埃裏,沒人能聽清別人在說什麼,大家似乎在半夢半醒裏做着自己的工作。王哥他們在不斷地把大豆剷起來拋向清選機,而我們幾個人的相機已經佈滿了大豆碎屑。
夕陽下的清選機(上下滑動觀看)
晚上我洗了五分鐘頭,感覺也沒洗乾淨。
收穫就是這麼一件沒有太多戲劇性的事情。每天就是開車、修理、喫飯、睡覺。我對於田園牧歌的想象早在春天播種時就被蟲子擊得粉碎,不要過度浪漫化一件人類爲了活下去而做的事情。
隨着秋收的深入,王哥的心情一天不如一天。王哥每隔半天都在計算,又來了幾車,心裏用已經收穫的土地面積除以車次,來計算產量。似乎今年一垧地的產量只有一噸到一噸半,這意味着即便是最好的情況,也只不過是打平——而更大概率的是,今年又是賠錢的一年。他總是試圖重新計算來證明今年的產量不低,最開始他還不斷地自言自語說今年一垧地能有兩噸,到後面他絕望地開始問我,是不是自己少算了一車。可惜並沒有,他數學很好。
此時遠東大豆的收購價是一千三左右一噸,而今年一垧地的成本比這還高點。這就意味着,如果一垧地是一噸半,那還勉強能掙一點點,但要是一噸,就會賠點。王哥之所以今年同意帶我們來,就是因爲去年大澇,一垧地產量低到區區七八百公斤。賠大發了。而沒成想今年竟然乾旱,雖說不至於賠那麼多,但也有些難受。不過這種大起大落的輪迴,王哥已經經歷過好多次了。
堆成小山的大豆
可我看新聞國內現在一噸大豆要四千塊,怎麼這邊收購價這麼低?王哥爲了轉移注意力,開始和我解釋:國內雖然成本高,但各種補貼也多,一噸裏補貼能有一千五左右。所以相當於實際的價格應該在一噸兩千五。而俄羅斯這邊,有各種稅費、運費,這就差不多要一千三。那糧商一噸也要掙個二三百吧?這麼算下來,如果國內大豆收購價是四千,這邊就要一千二一噸纔有人買。所以說一千三一噸,還是往多了說的。
我感覺自己再次理解了“廣種薄收”這四個字的含義。用儘可能少的成本,種足夠多的地,花足夠少的人力。而那一切播種機、康拜等所謂的機械化作業、所謂的農田像工廠一般,只是一種僞裝。農業的內核永遠是看天喫飯。即使是一羣種了四十多年地的農民加上一臺臺現代化的農機,也只是在掩蓋農業從人類有文明以來就從來沒有變過的核心,運氣如神一樣在天空中凝視着一切。
我突然想起了東北一句老話:種在地下,收在天上。
老天讓我們今年收穫了差不多一千兩百噸大豆,足夠裝滿 48 個標準集裝箱。按照中國人均每年食用大豆及豆製品約 12 公斤計算,這夠我喫十萬年,從石器時代喫到現在也喫不完。但這很多麼?放在中國的大豆需求面前,1200 噸僅夠全國消耗不到 6 分鐘。我們每秒就消耗 3.5 噸大豆。一艘大型散貨船載重約 7 萬噸,1200噸僅佔船艙的 1.7%,不到一艘船的五十八分之一。對我們幾個人而言,如此廣袤的一片土地,看都看不到邊。卻也僅僅就是如此了。
不過到最後我們並沒有完成這一年的目標,完整地經歷一次農業的循環。因爲王哥期待着開春後糧價會上漲,所以打算囤着大豆,過幾個月再賣。而我們則回到了海參崴,打算趁着走之前喫頓好的。可我們哥幾個又忘記了這裏進城就沒 GPS 的事兒,氣得都快放棄喫飯了,才找到我們想去的飯店。這是一家豐澤以前來過的格魯吉亞菜,從蘇聯時代開始俄羅斯人就很喜歡喫格魯吉亞菜系,甚至這成爲了全俄羅斯人聚會的必選。喫完一結賬,人均三百多。豐澤驚呼這比幾年前貴了不知道多少倍。在夜幕下,我們又花了一個小時才順利找到酒店。
回去之前我們又去了一趟烏蘇里江,在冬天,它的水位會下降十米。
水位下降後的烏蘇里江
第二天一早,我們從海參崴回哈爾濱,這距離屬於起飛就降落。但是即便在空中,兩個國家的土地還是如此區別鮮明。即便遠東的農田我用小小的無人機根本飛不到頭,但這裏依然是一片以森林和沼澤爲主的土地,農田只是其中的點綴。但在黑龍江,在哈爾濱的周圍,一塊塊金黃色的、等待秋收的農田如同長長的卷軸畫一樣,一路隨我從雲層下直到落地。
遠東的秋天
在飛機上閒着沒事兒我刷手機看這兩天拍的照片。看到日曆才反應過來這一天是東正教的聖母帡幪日。這是一個獻給聖母瑪麗亞的節日,信徒們認爲被白雪籠罩的大地就像是聖母用白色的頭巾庇護着大地。而此刻王哥他們還在沒日沒夜地幹活,試圖在第一場雪降臨之前收完所有大豆。即便今年的產量不盡如人意,收不完只會讓一切更糟糕。而他們的俄羅斯鄰居,在這一天都會紛紛走進教堂。我們旁邊的鎮上就有一座小小的東正教堂,傳統上東正教會把教堂的內部當成是天國的重現。即便是一座小教堂,也是如此。農民、小孩、失去兒子的母親應該此時都在教堂中。而每個人在進入教堂的時候,都會說出一樣的話:
“Господи Иисусе Христе, Сыне Божий, помилуй мя грешнаго”(主耶穌基督,上帝之子,求你憐憫我這個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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