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弄清楚事實情況

北京時間2026年6月2日，意大利SIGISMONDI國際青少年杯落下帷幕，中國足球小將2014(U12)隊伍歷經七場鏖戰全勝，點球大戰擊敗英超埃弗頓青訓梯隊，進21球僅失2球的傲人戰績，捧起冠軍獎盃，在歐洲賽場揚起五星紅旗。

這是一個純民間的、沒有教練證的董路帶領足球小將們創造的奇蹟。足球小將奪冠之後，人們迅速將目光投向足協。網上有傳言說“足協發聲明未經官方批准的出國比賽是非法的，將受到處罰”。

不過出於嚴謹的態度，我仔細查了足協的官網，卻並未找到這個聲明。通過人工智能軟件進行最大範圍的搜索，也指出事實情況是“足協未作正式發聲”。

雖然中國足協並未有官方正式聲明，但足協主席宋凱是以個人名義給足球小將發了賀信的。

當年貴州村超爆火之後，網上也有傳出足協要“進行指導”，但經查至少並沒有公開作這種表態。村超爆火的同時，2023年4月6日上午9時，國家體育總局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會議在京召開。國家體育總局局長、黨組書記高志丹開門見山點明形勢任務“當前，體育改革已進入深水區關鍵時刻，‘三大球’振興任重道遠，巴黎奧運會備戰時間緊迫、任務艱鉅，充分發揮全面從嚴治黨的引領保障作用尤爲重要。”關鍵是，此次會上，胡光宇、劉愛傑、陳戌源、於洪臣、劉奕、李鐵、王小平、陳永亮、黃松、董錚等人的腐敗案被逐一通報，釋放震懾效應。另有6位部門和單位負責同志因頂住巨大壓力，堅定與歪風邪氣作鬥爭而受到點名表揚。此時的足協內部正處在系統性的大改革前夜，體育界正處反腐風暴中心，應該也沒精力和心思去操心貴州村超的事情。改革成效如何當觀其行，但今日的足協已經不是往日的足協了。只是整個體育界當然也包括足協在內前幾年的大改革，可能絕大多數普通人至今還完全不知道，依然還在以往日思維看足協。

當時一些媒體上的評論居然還把董路對村超的言論和反應作爲足協的負面態度。今天來看，人家董路當時說這話並不是針對村超，而是對當時中國足球的恨鐵不成鋼，當時他已經立志是要在足球的競技成績上打翻身仗並且已經在付諸行動。

後來受貴州村超成功的影響，其他各省的足球超級聯賽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江蘇的蘇超爆火之後，網上也有傳出“足協要求來指導蘇超，但蘇超主辦方稱我們不是搞足球的，只是一個純粹的文旅活動，是歸文旅部門管，不歸足協負責。”但至少公開的消息上並沒有這些傳言的內容。

我們談以上這些當然不是有任何要爲足協辯護，也不是簡單地說媒體傳言錯了。之所以出現如此之多關於足協的言論，的確是以前的足協與國足太過於讓國人失望。但爲了真正科學地談清楚問題的實質，我們就更加需要特別嚴格地以事實爲準。

國內各省“X超”的成功爆火，以及董路率領的編制外的足球小將2014(U12)獲得世界冠軍，是一個實踐的結果，而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唯一的終極標準。中國足球的實踐以清晰無比的結果證明了足協以及國足的確存在嚴重的問題。

不僅如此，最近一系列民間個人或企業的意外成功（如張雪機車、耿同學講故事），無疑促使我們在今天必須思考一個最底層的重大課題：合法性與合理性的關係。

二、足球的巨大商業利益

如果中國科技獲得了重大突破，中國科協沒有發賀信，人們會不會有意見？回答是不會。那爲什麼當中國足球小將獲得世界冠軍以後，人們卻會關注足協有沒有發賀信的問題呢？當人們賦予一個組織一種義務的時候，在潛意識上其實也是在默認其擁有某種對應的權力。當國足一次又一次刷新人們底線地輸球時，人們總是將目光轉向足協，但在其他領域都極少有這種情況。這是否意味着，足協擁有了他不該有的、不合理的權力？這是否是中國足球不是在進步，而是不斷無下限退步的關鍵原因之一呢？

一個行業協會是做什麼的？應當是屬於爲行業發展提供服務的非政府組織，也就是不具有政府權力的非營利、公益性組織。協會的主要職能一般是行業服務、行業自律、行業代表和行業協調。具體工作有制定行業標準，提供標準認證服務，協調行業內爭議，推動行業發展，組織行業會議、展會等。

但是，足協是什麼性質的機構呢？中國足協主要管理全國足球事務，擁有行業管理、聯賽監管、國家隊組建及裁判管理等核心權力。2025年改革後，職業聯賽運營權交給中足聯，足協側重監管和規則制定，足協保留聯賽所有權和監管權，對中足聯制定的政策備案審覈，還負責解決聯賽糾紛。職業聯賽的裁判員選派、評議、處罰以及紀律監管，依然由足協直接負責，這一點沒變。因此，足協至今依然保持了某些政府權力，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行業協會性質的單位。

有人可能會問，其他體育項目的協會也有類似的情況，爲什麼單單是足球出現這麼大問題？這個過去可能沒有人認真思考過。其實道理也很簡單，權力的泛化如果沒有利益的伴隨，一般就不會有太大的動力自我膨脹。行業協會雖然說是非營利性組織，不過，在提供服務的同時收些費用不僅是合理的，也是全球所有協會的慣常做法。例如會費、舉辦會議的服務費、組織撰寫標準的收費、建設實驗室提供產品標準認證或通過考覈提供人員資格證（教練證等）的服務費。

問題是，如果權力過大，擁有了政府性質的權力，並且伴隨的利益也過大後，就可能出現權力的不斷自我膨脹。那爲什麼足球的利益性遠超過其他體育項目？也有人心裏很不平地問過一個問題，爲什麼其他很多體育項目拿到了世界冠軍，但獎金和收入卻遠遠抵不上連國門都衝不出去的國足？其實道理也不復雜，關鍵原因在於比賽的觀衆數量、比賽場次、廣告位數量等。

例如，以乒乓球比賽作爲對比。2025年乒乓球亞洲盃是在深圳大運中心1.8萬個座位的體育館舉行的。時間從2025年2月19日到2月23日5天，居然把128場比賽全打完了。一般是三個球檯同時開打，前面比賽完了後面接着打。也就是觀衆買一張票可以看很多場比賽。前4天的小組賽和淘汰賽階段一天可以打24場。只是最後冠亞軍決賽階段是一張球檯在比賽。‌‌‌‌

乒乓球賽一般只能在室內舉行，可以避免自然風的影響。這個可容納1.8萬人的深圳大運中心體育館已經算是全球乒乓球賽場館中比較大的了，很多是容納六七千人。

但是，足球比賽場地遠遠比乒乓球比賽的場地大得多，按標準是7,140 m²/ 98 m²=72.86倍。足球場館的觀衆數量一般如下：

普通職業聯賽（中超、中甲、歐洲二流聯賽）：2萬～4萬人
頂級豪門 / 五大聯賽主力：5萬～8萬人
世界盃、歐洲盃、奧運會主體育場：6萬～10萬人
小型專業球場/低級別聯賽：0.8萬～2萬人

中國鳥巢國家體育場座位約9.1萬人，平壤五一體育場更是達11.4萬人。所以，足球比賽最低級別的賽場觀衆數量是與乒乓球比賽最高級別差不多的。

觀衆多，商家就願意贊助。場館面積大，可以容納的廣告位就多。每個足球比賽的門票只能看一場比賽，賣得票數就多。這就是足球的商業價值是所有比賽中最高之一的原因所在。同理，美式橄欖球、南亞的板球等都同樣是商業價值比較高的賽事。美國NBA籃球場館容納的觀衆平均在1.81萬人，大多在1.7萬至2萬區間。最小的NBA球館鵜鶘冰沙王中心也有16,867座。

乒乓球比賽的時長是不固定的，因爲是按一局11分，3局2勝，5局3勝或7局4勝等方式計算。如果一方很快拿到11分，並且先達到勝局數量，那比賽很快就結束了。3局2勝制快的12分鐘就打完了。

如果比賽焦灼，時間會長一些。這些因素其實是不利於商業價值，因爲一方實力越強，打得越漂亮的比賽，觀衆越沒時間看廣告。

而足球是固定時間制，進球數量很少，所以觀衆的情緒很容易被調動，這些因素也非常有利於商業價值的提升。

過去人們對體育比賽沒有認真思考其商業價值，建議以後的乒乓球等比賽可以參考足球的賽制，以固定局數，固定時間，算最後總分數的方式來比賽。無論實力差距多少，都不要那麼快就比賽完結束，你結束了就沒看頭了。觀衆買了票沒看夠，觀衆不滿意；賽事組織者和商家也都沒得到足夠的回報。即使已經確定輸了也得把時間打完，因爲得算總分數，作爲運動員個人長期晉級的成績參考。

正因爲足球最大的商業性，在過去並未被足球制度設計者充分考慮到，因此讓其野蠻生長，成爲一種對足球事業具有最大破壞性的力量。具有商業性本身並不絕對是壞事，甚至可能是好事，問題在於必須按商業規律來設計制度。

三、合理是合法的基石和終極判定標準

我們過去在法制和法治問題上受西方思想影響太深了，遺毒過重。這種遺毒在於把合法性置於絕對化的境地，並且將程序正義作爲合法性的絕對體現。甚至在潛意識中被灌輸了“只要程序正義，越是不合理的判決和處理結果，卻越是能體現出法的精神”，如果持這種觀念，那就本末倒置了。當法律制定出來以後，的確需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且要遵守執法的嚴肅性。但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卻必須以合理性爲絕對的前提。合理性是合法的基石和終極判定標準。

一切法律、規章、制度都是人制定的。當法規與利益產生耦合以後，具有執法又能制定法規的部門就有可能自覺不自覺地不斷制定出新的維護自身利益，卻不一定合理的新法規。這個過程如果不斷地自我強化，整個社會的合理性就會越來越弱，法規成爲越來越不合理地固化特定羣體利益的保護傘。機制外、體制外的創新動能難以被社會正常秩序吸納。

什麼是合理性？就是爲人民服務的初心。這是讓我們的法規永遠合理的根本保證。

中國足球是一個極爲典型的反面案例。但凡足協介入的事情，不僅沒有一個能搞好的，而且全是反向地發展。比賽成績越差，得到的經濟激勵卻越強。而在足球體制外生長出來的村超、省超，足球小球卻都是一飛沖天。如果事情是這樣，還要足協做什麼？還要國足做什麼？

足球小將奪冠之後，關於董路沒有教練證的各種輿論甚囂塵上。

據中國足協官方《 2025 數字年報》披露，截至 2025 年底，持證足球教練員總數爲 12.5976 萬人，較 2024 年增加 1.629 萬人。其明細構成爲：

職業級： 238 人
A 級： 1316 人
B 級： 2916 人
B 級及以上合計： 4470 人
C/D 級及初級：約 121506 人（佔總數約 96.5% ）

董路沒有足球教練員證，也就是他連 C / D 級及初級的教練員資格都沒有。這就出現一個問題了：約 12 . 6 萬持證教練沒有帶出世界冠軍，而一個沒有教練員證的董路帶出了世界冠軍，那獲得教練員證到底憑的是什麼法規？這些法規合理嗎？試問一下，難道帶出世界冠軍不是獲得教練員資格證絕對壓倒一切的最硬核條件嗎？董路沒有教練員資格證不是他的問題，而正是教練資格證的法規問題。

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的終極標準，也是檢驗足球教練員資格證唯一的終極標準。

一旦違背合理性，合法的最終一定不合法。只要是合理的，不合法就必須讓它合法。如果不能讓合理的合法，那樣的法律本身就是非法的。

法規本來應當是合理性的積累和固化，但在現實社會它卻時常成爲不合理利益關系的固化。所以，在沒有持續地充分證明自己合理性的前提下，過度地強調自己的官方地位、合法性、權威機構身份、合法的帽子等等，只不過是公開地固化自己不合理地位的借口而已。

如果事情一定要發展到“只有把足協和國足完全取締，中國的足球事業才能獲得正常發展”的地步，那就是一場革命了。

今天的以色列之所以極力地促動一場針對伊朗的戰爭，誰都知道唯一的真正動因是內塔尼亞胡面臨坐牢的風險，而只要他一打仗，從法律上他就可以成爲戰時總理免受處罰。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居然被個人通過法律牢牢地綁架，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卻因法律條文而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這就是西方的法制思想將會是他們最終必然陷入衰退的根本宿命。

中國足球爲我們清清楚楚地提供了一個現實的案例，去證明中國歷史上的週期律及其真正的原因。各個王朝發展到最後只能通過一場革命，像唐朝末年黃巢那樣拿着名冊把所有不斷自我合法化的不合理利益集團，全部在物理上清除乾淨才能完成社會的重構。我們的未來不能再重走這樣的老路了！

幸好這只是足球，無論敢於輸給誰、無論實際輸給誰都無關國運的大局。但如果影響國運的一些機制，例如學術、軍事、科技、金融、醫療、文宣等也變成或即使是部分變成曾經的足球，那麻煩就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