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拍“四渡赤水”這個題材的難與易

剛看過電影《四渡》，這部電影總體上來說值得一看，也有很大亮點，並且看過後受啓發解開了不少重大的歷史迷案。例如：

與四渡赤水相關的三位戰神與“ 毛澤東式神仙作戰模板 ”：毛澤東、粟裕（網友先別急，我知道他當時不在中央紅軍）、郭勳祺（又一個令人詫異的發現）。只有通過後兩位戰神，才能真正全面理解作爲戰神的毛澤東。
本文會對戰神從科學的角度進行嚴格定義，並闡明他們三人爲什麼是戰神。
更進一步，還有一個困擾了我很多年的歷史謎團將被解開：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會師後，爲什麼他南下的戰略是錯誤的？以往對此的解釋都很難說服人，要麼是低到以私心爲出發點的政治鬥爭說，要麼是高到路線、主義、格局等“只能說絕對正確，卻又完全是雲裏霧裏”的解釋。這個問題的本質其實是張國燾認知與溝通能力的問題，這其實也是今天相當多的人、尤其是衆多創業者們依然還在犯的特別讓人遺憾的錯誤。

這部電影也有令人非常遺憾的重大缺憾，最重要的就是沒有充分且正確地表現人民性，本文將會補齊這個缺憾。建議觀衆在看這部電影前，同時看一下1983年版的《四渡赤水》，以及其他相關軍史的專業資料。本文雖長，但特別值得反覆看幾遍，無論軍事史學界，軍事愛好者，特別是想創業的人，需要深入從中體會人類最成功的這個創業團隊的關鍵成長史。

現在拍這個題材的電影既非常困難，又可以說很容易。

困難之處在於，對比於1983年版的《四渡赤水》，片中當年國共雙方的核心人物基本都是專業的特型演員出演，達到空前甚至可能絕後的巔峯狀態，後來的演員要超過他們當然就難如登天。當年對很多特型演員是有要求的，除了專一的角色外不能再接其他角色。最經典的有：

毛澤東——古月

周恩來——蘇林

朱德——劉懷正

劉伯承——傅學誠

蔣介石——趙恆多

以上演員都是長期在多部作品中扮演對應的特型角色，他們從外在形象、形體動作、語音腔調等所有形象上，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不斷深入研究他們所扮演的歷史人物。當年古月與特別熟悉毛澤東的中央領導人在一起時，這些領導人居然都瞬間進入到曾經與毛主席在一起時的精神狀態，情不自禁地真把他當成毛澤東了。能夠將人物演到這種程度，當然是現在的電影《四渡》中基本都是非專職特型演員出演難以相比的了。主角劉燁在演這部作品之前，在《建國大業》與《建黨大業》中出演過青年時期毛澤東，多少算有一點基礎。但與《四渡赤水》相比，顯然在這一點上就差太遠了。

說很容易則是因爲，歷史上的四渡赤水本身就是一個“神蹟”，只要基本尊重歷史事實，這天然地就是一個不斷翻轉曲折、引人入勝、歷久彌新、百看不厭的故事。

兩部電影顯著的區別是：《四渡赤水》節奏相對比較平緩，並沒有去太多展示戰鬥的激烈和殘酷，反而把大量鏡頭用來展現戰鬥的間隙，毛澤東和其他中央軍委領導人是如何苦思冥想地判斷下一步對手的行動，確定下一步的行動方案。在《四渡赤水》之中，充分體現了有大量的決策思路是有其他中央軍委成員甚至中下層指揮員，當地的老百姓參與，是集結了軍隊和人民智慧的過程。這個真實還原了作爲戰神的毛澤東是如何能夠做到成爲神的科學原因。

而《四渡》則節奏非常緊湊、緊張刺激，讓人感覺電影中展現的歷史過程本來是打了三個月的仗，卻在三個小時之內就打完了。因爲四渡赤水的過程太過複雜曲折，普通人一點一點看可能很快就看暈了。可以算作《四渡》的一個亮點是接近尾聲時，用特定藝術手法把毛澤東和蔣介石兩人拉到同一個棋盤也是沙盤上直接對弈，將前後下棋的關鍵過程高度濃縮成總長僅以分鐘計算的簡介，這樣將整個前後邏輯集中地、清晰地展現出來。

《四渡》的創作人員嘴上說是不要神化任何人，但事實上的效果卻是在電影中簡單地把毛澤東神化了，把他描述成了僅憑其一己之力就讓一切盡在掌握，完全掌控蔣介石的神。問題只是這種神化的方式卻並不完全符合毛澤東爲什麼會成爲神的真實科學原因。

二、以四渡赤水爲代表的毛澤東式神仙作戰模板

1.作爲戰神的毛澤東與粟裕

第一位戰神毛澤東，這個基本不會有太大爭議。只是《四渡》這部電影的創作人員曾表示過希望不要神化任何人，也不要醜化任何人，過去很多年也時常有人大談所謂“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但事實上，這部作品的實際效果卻是有利於重新理解作爲戰神的毛澤東。本文要用科學的方法，清晰地證明毛澤東何以成爲戰神。或者毫不客氣地說，我們就是要把毛澤東用完全科學的方法，重新樹立到他應有的“神”的位置上。

第二位戰神是粟裕。這麼一說肯定很多網友忍不住會講：汪老師你是不是搞錯了，粟裕沒參加中央紅軍的長征啊，他當時是作爲抗日先遣隊北上到達紅十方面軍方誌敏那裏了，怎麼會與四渡赤水扯上關係呢？原因在於：雖然紅軍中非常傑出的將領數以百計、千計，但唯一能重新將毛澤東以四渡赤水以及前三次反圍剿爲代表的、我們可稱之爲“毛澤東式神仙作戰模板”演繹了一遍又一遍，不斷創造出逆天戰績，甚至把這個作業抄得可以說超過了毛澤東的唯一戰神。七戰七捷、豫東戰役、淮海戰役等，全都是四渡赤水那樣的毛澤東式神仙作戰模板的一再復刻。

當年毛澤東一看到七戰七捷戰果時，可以說是能用“心花怒放、愛不釋手”來形容——這作業交得實在是太漂亮了。毛澤東當時也是一眼就看明白了七戰七捷戰法的人。當時不僅很多我軍傑出的將帥看不明白，甚至也有很多人不完全認可這場戰役的。原因是不管怎樣，七戰七捷後不久整個蘇中解放區包括蘇中解放區的首府海安全丟了。地盤全都打沒了，你還說你都打贏了？但毛澤東肯定完全不會在意這些的。四渡赤水前本來也是曾經有想法在當地建立根據地的，也佔了遵義，但四渡赤水後當時佔的地盤也全丟了。他早就明確說過，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四渡赤水戰役過程地圖

毛澤東指揮的第一次反圍剿戰役地圖

毛澤東指揮的第二次反圍剿戰役地圖

毛澤東指揮的第三次反圍剿戰役地圖

粟裕指揮的蘇中戰役七戰七捷、豫東戰役、淮海戰役過程不能說與四渡赤水完全一樣，只能說是一個模子復刻出來的。淮海戰役全過程太過複雜，都很難在一張圖中完整展示出來。網友可以自行下載三階段地圖參考。

這裏我們也順帶更深入解釋清楚一個很容易弄混的問題，無論學術界、官方還是網上都曾討論過：淮海戰役的指揮者到底是誰？是鄧小平還是粟裕。從正式職務的任命上來說，鄧小平是這個戰役的最高指揮。不過，這裏我們只要明白董事長、總經理、總設計師的區別是什麼，就會很清楚理解這個問題了。因爲淮海戰役事關太過重大，作爲“董事長”的毛澤東甚至整個“董事會”是大量親自參與項目運作的。所以，這也是爲什麼有學者說“真正的指揮者事實上是毛澤東”的觀點也有一定合理性的原因所在。這個項目正式任命的“總經理”是鄧小平，“副總經理”是劉伯承、陳毅、粟裕、譚震林，他們一起組成總前委。那爲什麼在人們心中粟裕與淮海戰役的關係又如此特別呢？因爲他除了是“副總經理”外，還是淮海戰役的“總設計師”。淮海戰役的完整戰役計劃肯定有很多人的參與。但客觀地說，主要的戰役構想、尤其最初從小淮海變成大淮海的決定性戰役構想，主要是出自粟裕之手。這就是濟南戰役進行到第8天，也就是1948年9月24日的傍晚，粟裕發給軍委的電報中提出的“小淮海”構想，以及11月8日粟裕、張震聯名發的戰史上著名的《齊辰電》提出的“大淮海”構想，這個是沒有任何爭議的。粟裕也是在戰役進行過程中，對很多重要轉折做出非常及時和精準預判的人。大家說的都有道理，但又都不全面。只有明白了以上這些關係，才能全面準確地理解。

毛澤東最著名的軍事著作之一：《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收錄於《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頁碼1193—1198 頁），這是1946年9月16日毛澤東爲中央軍委起草的黨內指示，該文的基本軍事思想其實就是毛澤東親自指揮的前三次反圍剿以及四渡赤水的核心軍事思想。但他寫這個文章時完全沒有引用四渡赤水等自己親自指揮過的戰役作爲案例，而引用的第一個戰例就是粟裕指揮的蘇中戰役（就是普遍所稱的“ 七戰七捷”，此戰役1946年8月27日結束，半個月後毛澤東就寫下了這篇傑出的作品）。因爲如果毛澤東用自己親自指揮的戰役作案例的話，很可能軍中相當多的人心底裏會認爲：毛主席，你是神，我們是人，這種戰法我們學不會啊。但用粟裕的實戰案例，就可以很好地讓大家來學習：你看，粟裕都能這麼打，其他人當然也都可以學會啊。當然，爲了不讓大家覺得太偏心，文中也引用了當時劉鄧指揮的晉冀魯豫野戰軍，陳毅指揮的山東野戰軍等戰例讓大家學習參考。但在這些戰例中，客觀地說七戰七捷實在是太像四渡赤水了。

2.毛澤東式神仙作戰模板

儘管毛澤東軍事思想具有普遍性的軍事理論價值，但因其在特定歷史階段的針對性，還是形成了以四渡赤水爲代表的“毛澤東式神仙作戰模板”，這種特定戰法模式有這樣一些共同的特點：

戰前在戰略上是敵強我弱的態勢，甚至我軍在敵軍大兵重重圍困之中。
我軍以隨機遊走的方式讓敵軍基本失去有效作戰方向。所以，事後看整個作戰過程的地圖，往往都是像各種麻花一樣令人眼花繚亂。
實現以上狀態同時也給我軍帶來一個很大困難，就是要靠雙腿持續地一路狂奔，遠超出敵方意料之外地隨機出現在戰場任何關鍵的位置。
正因爲如此，加上戰役中的所有我軍戰略意圖需要極端保密，不僅不能讓敵方知道，甚至我軍參戰的大量高級指揮人員一時也不知道爲什麼要這麼一路狂奔，有時剛跑到一個地方，馬上又說掉頭往回跑。這往往引起內部指揮人員的不理解甚至不滿。當年參戰的林彪的一軍團是在四渡赤水中立下汗馬功勞的，但就是身在其中立下大功的他，也無法理解毛澤東爲什麼要讓他們這麼長期處於一路狂奔的狀態。打完四渡赤水後林彪甚至提出要彭德懷換掉毛澤東，認爲幹革命不是搞體育比賽。粟裕時常也面臨同樣的麻煩。作爲我軍傑出將領的林彪不僅看不懂他親自參與的四渡赤水戰役，他也看不懂粟裕的打法。他在看過粟裕的戰果資料後，直陳“粟裕盡打神仙仗”。劉伯承元帥是直接有大量與粟裕協同作戰經歷的，他也不完全看得明白粟裕是怎麼打的，看過相關資料後直接坦陳：“這仗只有粟裕能打，我是不敢打的”。
在出敵意料的方向上集中優勢兵力打出一個戰果，然後又迅速地隨機出現在另一個地方。就這樣連續地形成足夠小的戰爭維，將戰略上的敵多我少、敵強我弱，轉換爲特定戰爭維裏的我之絕對多數、敵之絕對少數，我之絕對優勢、敵之絕對劣勢。通過形成一系列這樣的戰爭維，將一個總體上敵強我弱的戰役，分解爲一系列戰爭維中我強敵弱的子戰役。通過一系列子戰役的勝利，集合成最後戰略上的重大勝利。當作戰能力上不能形成零傷亡作戰的絕對武器優勢的話，必須以這種戰爭維分解來形成局部的優劣勢轉換。絕對的以少勝多和以弱勝強是絕對不可能的。
如此之大的戰役往往卻不是按最初設計的作戰計劃進行，而是在作戰過程中會臨時改變，甚至是根據最新戰場形勢一再改變作戰計劃。這往往是大項目運作的大忌，搞不好就會弄得一片混亂。這就需要效率極高的調度和執行能力。這樣一來，別說是對手搞不清我方要怎麼打，甚至連自己的高級將領往往都搞不清下一步要怎麼打了。所以，這個作戰模板的操作難度的確非常高。

如果說上面兩位大家都比較好接受的話，本文要談的第三位戰神可能大大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這就是郭勳祺。

三、郭勳祺——被歷史埋沒的戰神

1.郭勳祺贏的可不止7位元帥

其實，在軍事史學界有很多人都知道，人們常把郭勳祺稱爲“土城戰神”。很多人說這場戰役足夠郭勳祺吹一輩子牛皮的，人們這麼講的時候，其實心裏是帶着調侃、輕鬆、詼諧的情緒來說的。言下之意：郭勳祺你小子就是運氣太好，當年紅軍實力太弱，再加上情報失誤，讓你佔了天大的便宜，碰巧贏了一場可以把牛皮吹破天的勝仗。他以一個旅長的身份指揮兩個旅（6個團），居然贏了毛澤東、周恩來與朱德總司令親自指揮的三個軍團，其中有後來的7位元帥，6位大將，298位開國將軍，如果算上所有將軍級別的國家領導人居然是528位參與的戰役。最後逼得朱德總司令都拿着槍親自衝上前線，陳賡大將帶着可以說是作爲保衛中央警衛部隊的幹部團壓上去，勉強與郭勳祺打了個平手。

我們將用全面系統的史料，以及完全科學的軍事理論證明，郭勳祺能贏這場仗真的不是運氣好，絕對不是偶然的，他真的就是一位超級戰神。他前後擊敗的我軍元帥可不是7位，而是9位，大將不是6位，而是8位。當然，如果要最硬核準確地說，真正直接與郭勳祺對戰過的大將其實是3位：陳賡、許光達、王樹聲。其他大將當時雖然戰役時在紅軍所屬部隊，但未到前線，或未直接參與和郭勳祺的部隊對戰。不過，他們畢竟也還是屬於當時的參戰者。

真正需要讓人特別關注和深思的是：郭勳祺可不只是在土城戰役中戰勝過毛主席親自指揮的中央紅軍——此戰事實上迫使中央紅軍放棄了最初北上過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戰略意圖。

在2年前的1933年5月襄陽南障馬良坪合圍戰中擊敗過賀龍元帥、許光達大將（當時是紅三軍第八師第二十二團團長）指揮的紅三軍（原紅二方面軍），當時直接與郭勳祺部對戰的許光達二十二團差一點全軍覆沒 —— 此戰事實上最後迫使紅三軍長征。

不到一年後的1935年11月，在天蘆名雅邛戰役的核心決戰百丈關戰役中，擊敗了由朱德、徐向前元帥、王樹聲大將指揮的南下紅四方面軍，導致其遭遇慘敗，紅四方面軍十天內傷亡2萬多人 —— 此戰事實上迫使紅四方面軍放棄了南下的戰略意圖。

因爲土城戰役是毛澤東重回紅軍指揮中樞後打的第一仗，戰略意義至關重大。遭受挫折後周恩來爲避免毛澤東自信心受影響，極力把失敗的責任全攬到自己頭上，說是他負責的情報失誤。這也使得後來的軍事史學家全都直接採納了周恩來的這個說法。但事實上，如果我們用戰爭維概念來進行最精確計算的話，即使按情報失誤後的青槓坡戰爭維中的兵力對比來看，紅軍還是佔據數量上相當大的優勢，最初設定的集中優勢兵力殲滅其一部的戰略設計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紅軍從4:1絕對優勢下降到2:1的相對優勢，對郭勳祺部的預計從原來4個團的5000至6000變成6個團1.1-1.2萬。紅軍數量優勢確實不再絕對了，但畢竟還是兵力數量優勢啊！並且，紅軍是先佔了土城，以逸待勞，郭勳祺部是遠道而來倉促應戰的。在這種情況下，郭勳祺部居然差點打到了毛澤東與周恩來所在的中央軍委指揮部！

此戰雙方傷亡是差不多的，都是3千多人，交換比在1:1。如果雙方兵力差不多，打成這種結果可以理解。但一定要清楚郭勳祺部在土城戰役的特定戰爭維裏，是以弱勝強、以勞攻逸獲得的這個戰果。

清楚了以上這些戰史，是否就會開始有些恐懼感，對郭勳祺也有了完全不同看法了？

《四渡》這部電影中對此有一定側面的反映：毛澤東在土城戰役後與周恩來、朱德交談中，一度有些對自己指揮能力自信心動搖了。朱德與周恩來都極力勸說毛澤東不應當這麼想。

2. 對日作戰百戰百勝

郭勳祺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也多次以弱勢兵力屢建奇功。郭勳祺在帶兵出川的抗日前線2年間連續立下赫赫戰功，在武器絕對優勢的日軍面前也幾乎是未嘗一個敗績。我遍查各個信息渠道，除了最後在襄樊戰役中，康澤完全不聽他的建議最終被俘以外，他征戰一生交戰無數，還真沒發現有其他任何一場真正的敗績。在當時國共雙方的將領中，能有如此逆天軍事才華的人還能找出幾個？現在說他是戰神證據難道還不夠充分嗎？

淞滬會戰失敗後，中國軍隊30萬人向西潰退，日軍第6師團沿太湖西岸包抄，意圖切斷國軍退路。郭勳祺率144師急行軍搶佔長興夾浦、金村一線，孤軍死守三晝夜。最終以弱勢兵力、傷亡千人，郭勳祺自己親上前線、左腿被機槍擊穿受重傷的代價，硬是擋住了日軍谷壽夫的第6主力師團先頭部隊的進攻。戰鬥中郭勳祺是依託山地誘敵機械化部隊進入炮兵伏擊區（又是我軍最擅長的打法），擊毀多輛日軍坦克、戰車，擊斃日軍300餘人；日軍騎兵、步兵多輪衝鋒全被擊退。此戰成功掩護了30萬兵敗處於崩潰邊緣、很可能被日本合圍全軍覆沒的中國軍隊安全撤離。郭勳祺戰後受到嘉獎，晉升爲第50軍軍長。

1938年，郭勳祺在皖南抗日前線。引自《紅巖春秋》2025年第7期
在著名的臺兒莊戰役中，奉命主動出擊安徽蕪湖，猛攻日軍116師團外圍陣地，有效牽制了蕪湖日軍主力，使其無法增援臺兒莊戰場。
1938年5月饅頭山江防大捷，攻佔長江咽喉饅頭山高地（又是搶佔制高點），構築江岸炮兵陣地。後持續轟擊長江日軍運輸船隊，累計擊沉、擊傷日軍艦船70餘艘，切斷日軍長江補給航運，極大削弱江南日軍後勤能力。
1938年7月收復前江口、煤炭山反擊戰勝利。1938年全年，以一個軍兵力鎮守數百里江防，多次粉碎日軍渡江、向西滲透企圖；在繁昌、南陵一線長期拉鋸，形成穩固第三戰區西部屏障。

這樣一位國民黨軍中戰神級的人物存在，爲什麼在過去默默無聞，遠遠不如杜聿明、白崇禧、王耀武、黃百韜、邱清泉、張靈甫、胡鏈、孫立人、薛嶽等人知名呢？這纔是需要我們深思的地方。如果說戰力值可以計算的話，後面這些國民黨傑出將領的武力值加起來可能都不如郭勳祺，只有粟裕可與之相提並論。

對於國民黨爲什麼會丟掉統治地位最後敗退到臺灣，有太多人從各個不同方面進行討論和總結。但如果純粹從軍事人才方面來說的話，國民黨軍隊將領中，真正能與毛澤東、粟裕這樣的戰神級人物有一戰之力，唯一可以擺得上臺面的只有郭勳祺。或者說，唯一能在軍事上真正有可能擊敗共產黨軍隊的，只有郭勳祺。但這位戰神不僅蔣介石完全理解不了，而且被他輕易地埋沒了。

唯一沒有與他交過手的元帥陳毅，卻與他在抗日戰爭中聯過手，多次給新四軍提供過軍火、藥品。郭勳祺早年就同情共產黨，並且救過陳毅和劉伯承的命。他在與陳毅聯手抗日的過程中已經完全認同了共產黨，甚至提出要向陳毅投誠。只是當時國共正處於合作時期，這麼做可能會影響大局、當時的新四軍最高領導人項英也不同意，因此只能暫時作罷。

3. 被蔣介石埋沒

郭勳祺爲什麼能成爲戰神，蔣介石是看不懂的，但他與陳毅過從甚密，蔣卻是一眼就看在心裏。1939年1月因戰功突出升任23集團軍副總司令、兼50軍軍長。只是他一直沒有出現在各個知名戰役的主戰場，大多是在打側翼。但年底蔣介石卻以“袒護新四軍、作戰不力”爲由，剝奪其軍權，調陸軍大學特五班學習，自此離開前線作戰部隊。在國家急於用人之際，如此超級戰神卻再未獨立領兵對日作戰，這真是中華民族天大的遺憾。

到了解放戰爭後期，實在沒人可用了，蔣又要郭勳祺出山，卻又不讓他真正有實際的指揮權力。1947年蔣介石強令啓用郭勳祺，任命爲第十五綏靖區副司令官，司令爲康澤，駐防襄陽、樊城，扼守漢水中游。郭勳祺本不願赴任，但迫於軍令只能就職。襄樊戰役中，郭勳祺多次提出合理佈防方案，康澤猜忌其“通共”，拒不採納。如果完全交郭勳祺來指揮第十五綏靖區，襄樊戰役的最後結果真不一定是什麼樣。

蔣介石老是這樣，對人才是用、又不用；想讓傑出的將領去指揮，又找一個聽話的外行作正職壓住其一頭，或者凡事又指揮其聽命蔣自己的微操。中國古代是能幹者爲主帥，然後派一個聽話的做監軍。蔣介石則是“讓監軍作主帥，能幹者作副手，然後聽命於他的微操”。淮海戰役時讓劉峙作主帥，杜聿明作副手也是這種典型的安排。這是不是很多創業者和企業的模式？恨不能是董事長、總經理、總工程師、大項目經理、生產廠長全都集於自己一身。

毛澤東、粟裕、林彪等在關鍵時刻也有越級指揮的微操，但在根本上他們是讓各級能幹的將領充分發揮作用。這是蔣介石與毛澤東關鍵性的差距之一。

1948年7月，劉伯承、鄧小平等令王近山率中原野戰軍一部和桐柏、陝南軍區部隊攻克襄陽、樊城，郭勳祺與康澤一同被俘。

這真的是有點宿命的感覺。郭勳祺是在襄陽的馬良坪合圍戰中首開擊敗紅軍記錄，最後卻又是在襄陽被解放軍俘虜，最終結束了他一生傳奇的軍事生涯。順便說一下，我老家就是襄陽的，所以我對郭勳祺感到特別親切。我在上中學時就經常聽到當年襄樊戰役的事情，當時就有人不斷提到康澤有一個很厲害的副手，康澤卻不聽他的。只是當時我連郭勳祺的名字都沒記住，因爲類似情況在國民黨軍中也並不鮮見，所以過去一直對郭勳祺沒有特別看待。當年紅軍遭遇的多個與郭勳祺有關的戰役都知道，只是原來都是從紅軍一側來討論的，郭勳祺也不是最高指揮者，所以也沒關注到他們居然都與郭勳祺有聯繫。只是在這次看《四渡》之後要寫文章查資料時，才突然發現居然有這麼多改變我軍重大戰略方向的關鍵性戰役都與郭勳祺有關，驚訝得我可以說是目瞪口呆。—— 原來如此。

4. 爲新中國立下大功

但凡在戰場上被俘虜的國軍高級將領，一般都會領到“功德林學院入學通知書”。但郭勳祺是極少數的例外，並且是真正憑他自己本事的例外。在他被俘後，鄧小平和陳毅馬上就去接見了他。郭勳祺當時就對陳毅提到，他老早就向陳毅正式提出過要向新四軍投誠，是新四軍不接，這真的不能怨他啊。

所以同他一起被俘的康澤很快接到“入學通知書”，而郭勳祺卻馬上主動請纓回四川策反川軍。中間還遇到一個插曲，郭勳祺獲准離河南返川，途經漢口被白崇禧部下扣押，押往南京軟禁醫院；1949 年初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上臺釋放政治犯，郭勳祺才得以在除夕脫身返回成都。他回去後祕密聯絡川西地下黨，9月正式會見川西地下黨負責人胡春圃、易野源，全盤接受策反任務，利用數十年川軍人脈奔走勸說各路國軍將領，可以說是成效斐然。

組建武裝維持地方、策動大批部隊起義。
自設川西人民保衛軍總司令部，任總司令，收攏地方自衛力量，保護成都城市設施、工廠、百姓，防止潰兵劫掠。
勸降第16兵團董宋珩、曾建元，90軍副軍長陳華等將領。
成功促成第十八兵團李振部5個師在成都起義（12月26日簽訂和平協定）。
登門遊說潘文華、劉文輝、鄧錫侯三大川軍巨頭，推動三人彭縣起義。
成都解放前夕成立臨時警備司令部，收繳潰散國軍武器物資，全部移交解放軍軍管會，完整保全成都城，避免戰火破壞。

新中國成立後，郭勳祺長期分管四川地方的交通、水利，對四川地方建設做出巨大貢獻。1959年12月28日，郭勳祺於成都病逝，終年64歲，一代戰神以這樣神奇的方式落幕。

問題就在於：他晚年成我們自己人了，即使郭勳祺本人顯然也不願讓人提起他早年居然曾讓三個紅軍主力喫過大虧，尤其是讓毛主席、周總理、朱德總司令、9位元帥、8位大將，500多開國將軍參戰的紅軍都喫過虧的歷史。這要提多了不成罪過了嗎？

所以，一代戰神就這樣被歷史遺忘了。但我們今天的後人需要尊重歷史，並且從中吸取更多的教益。

四、對“什麼是戰神”的科學定義

如果我們只是按上面這麼說，很可能會有人提出不同的質疑，原因在於對“什麼是戰神”需要有準確清晰的科學定義，否則就沒有統一理解的前提。

對於戰神，有如下的關鍵特點：

1.對戰場情況及走勢的精準判斷力

這是首要的且最重要的特點。有一個俗語叫“上帝視角”，就是指能洞察一切，以及一切的未來走勢。在下棋的時候，如果對手能完全預判你的所有預判，你的一切謀略在對手眼裏就全是明棋，那這個棋就沒法下了。

爲什麼郭勳祺能打贏土城戰役？我軍從井岡山時期逐步接受毛澤東軍事思想開始，一直到抗美援朝戰爭，最擅長的戰術素養是什麼？—— 搶佔有利地形以及搶佔制高點，這已經成爲我軍刻進肌肉記憶的本能。如果你春遊時去爬山試試，即使年輕力壯的小夥子，徒手爬到山頂也會累得氣喘吁吁。如果有對手搶先在山頭設下陣地，從上往下打槍，你要從山下拿着槍往上攻，這難易差異有多大可想而知。

假設紅藍雙方在平原上條件完全一樣時擊毀效率都是10%，紅方搶先佔了山頭建好阻擊陣地，藍方是從山下往上攻。紅方的擊毀效率可能就加強成20%，而藍方降爲5%了。這就是搶佔制高點的重大意義所在。

土城戰役前毛澤東與中央軍委在土城設下埋伏，計劃集中全軍力量，爭取全殲川軍前來圍堵的郭勳祺部。這是非常典型的毛澤東式戰法，計劃本身是絕對沒錯的。如果郭勳祺按戰前的設想，也是國民黨軍包括後來的美軍一再重演的，走山溝正常道路前來，紅軍在兩側山上設下伏擊陣地，即使情報有誤，戰役結果可能依然會是最初設想的全殲或至少重創郭勳祺部，只是損失的確可能更大一些。

但是，郭勳祺幾乎是預判了我軍所有的預判，他居然是提前搶佔了本來是我軍預設想佔領的兩側制高點，這就迫使紅軍本來設想的是從兩側山頭往下打、不得不變成從山下往山頂上攻了。這其實就是郭勳祺以弱勝強獲得土城戰役勝利的關鍵原因所在。

在解放襄樊的戰役中，郭勳祺同樣是近乎於準確預判了王近山所有的預判，幸運的是康澤一句也沒聽他的。

粟裕在大量戰役中之所以能一再重現“毛澤東式神仙作戰模版”，根本原因就在於他總是能對戰場形勢，敵方的預判做出精準的預判。如果沒有這個前提，很多戰役一旦判斷失誤有可能面臨的就是全軍覆滅的結果。最能體現粟裕戰場極致判斷能力的是淮海戰役後期，中央給他的絕密情報是徐州的杜聿明集團會從東南方向突圍撤退。粟裕非常清楚：這個情報來源是絕對可靠的。實際情況是這個作戰計劃是郭汝瑰負責制定、劉斐審批、蔣介石下令後由速記員沈安娜記錄、由國民黨最機要的9位通信人員發報傳達。除了最後9位通信人員裏有2位不是地下黨外，其他全是我地下黨。這樣的情報怎麼可能有錯？雖然粟裕不知道這些具體情況，卻知道中央有極爲可靠的絕密情況來源。但粟裕接到這個絕對可靠的情報後思來想去無法說服自己，最後堅定地傾向於判斷杜聿明還是會從西南而不是東南方向撤退。事實證明了他判斷的精準性。

我在南郵上大學時畢業設計的課題是：強噪聲干擾背景下的信號檢測。能在正常情況下做出正確判斷是一種能力，但能在強噪聲干擾背景下依然能做出正確的判斷，這就是神了。

四渡赤水中最能反映毛澤東極致預判能力的，是他堅決阻止林彪與聶榮臻提出的攻打王家烈建議。3月10 日凌晨1時，林彪、聶榮臻二人聯名向中革軍委前敵司令部發出萬急電報，建議全軍進攻打鼓新場、消滅駐守此地的王家烈黔軍部隊。這個建議得到了除毛澤東之外所有人的贊同，並且已經做出了11日發起總攻的決定。因爲王家烈此前已經反覆遭受紅軍嚴重打擊，戰鬥力和士氣非常低落。不僅容易打，而且很關鍵的是打鼓新場全城囤積大量軍民補給。對物資奇缺的紅軍來說，這簡直就是已經送到嘴裏的肥肉。林彪、聶榮臻電報中，明確將 “物資充裕，可補給全軍” 作爲三大作戰理由之一。但只有毛澤東看出這是一個巨大的陷阱，極力阻止這個計劃。事實證明他的預判完全正確。

爲什麼戰神能夠做出精準的預判，因爲一般人只是從事物的表面直接信息線性的看問題。但是戰爭，其實也包括很多社會活動是一種循環因果的過程。你不僅要自己去根據獲得的信息進行預判，更重要的是必須預判對手心裏在如何預判，並且根據對手的預判，尤其是他會如何來預判我方的預判。因此，戰神不僅是會看表面的情報等軍事測量數據，更重要的是會在內心深處站在對手的位置上進行研判，並將這個過程來回反覆進行。我軍看到了附近的王家烈最好打，而且還有大量物資。但蔣介石會更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他會怎麼想？——就在紅軍嘴邊，並且肥到這種程度的肉紅軍豈能放過？那不是全面合圍並殲滅紅軍的戰機嗎？

賺最大錢的機會，往往會成爲滅頂之災的陷阱。

爲什麼毛澤東認爲四渡赤水是他一生最得意之作？雖然這場戰役前後變幻多端，但其最困難、也是最關鍵的要點是調孫渡的滇軍離開雲南。這個目標的極端困難之處在於，龍雲從私心角度出發堅定要求孫渡別離開原有的雲南防線；如果從國民黨軍整個圍堵戰略來說，孫渡死守住雲南防線也是一個關鍵。所以，調孫渡的滇軍離開這個防線近乎於是不可能的事情。要調孫渡得先調蔣介石到貴陽從而才能實現將軍抽車。雖然我們沒有找到相關歷史資料證明毛澤東是提前有意要調蔣介石到貴陽的，但歷史事實卻就是這樣，蔣介石的確就是在紅軍最需要的時候被調動到貴陽，給了紅軍將軍抽車的機會。

要調蔣介石從重慶到貴陽，就得讓他深信紅軍已經絕對不可能再逃出生天，已經陷入死局，同時這個機會又可能面臨失去的危險，必須馬上不惜一切地抓住。但如果直接這麼呈現，蔣介石有可能不一定相信事情已經發展到這個局面。所以三渡赤水這個複雜的局就是演戲——公開渡過赤水做出一付向西攻擊古藺的駕勢，再突然隱蔽消失，讓蔣介石着急要尋找紅軍動向。他心裏一定在不斷進地預判，紅軍到底要幹什麼，要向哪裏運動？並且他有能力預判出進攻古藺可能是假象，真正的動向很大可能還是向北過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因此他要求重點偵察這一方向。而後中央軍委大功率電臺突然出現在蔣介石預判的北向地區，完全驗證了蔣介石的預判。臺下整個國軍將領一片“蔣委員長英明”的掌聲。如果紅軍主力真的向這個方向突圍，這已經是國民黨軍重兵圍困的地區，紅軍已經陷入死局。而後紅軍一個團帶着電臺僞裝主力向蔣介石認爲的方向繼續北移，主力卻悄悄於3月20日夜晚至21是凌晨四渡赤水。蔣介石很容易認爲紅軍四渡赤水是已經發現被完全合圍後的倉皇逃竄，這個時候已經是接受全殲紅軍榮光的時刻，又是重大戰機如果不抓緊很有可能失去的時刻。他自己在這幾天的日記中詳細記錄了其決策去貴陽的過程。得知紅軍成功四渡赤水後非常憤怒，前面自以爲得意的預判落空非常失臉面。最重要的是認爲之前抓不住紅軍是因爲他在重慶離前線太遠，不能有效調度各路人馬。因此就緊接着於 3 月 24 日從重慶飛到貴陽“督戰”。

蔣介石剛到貴陽第二天的3月25日，彭德懷、楊尚昆致電朱德，建議向南急進，搶渡烏江。這一建議的提出，說明紅軍高層此時已經掌握了蔣介石在貴陽的情報。這表明在蔣介石到達貴陽的第一時間，紅軍決策層瞬間就做出了佯攻貴陽，將軍抽車調滇軍的決策。這個戰機的出現表面上看是偶然，但也是在毛澤東腦子裏運轉了很長時間甚至是刻意引導的預設場景。

蔣介石到貴陽的時間點早了晚了都不好，就是在這個時間點正合適。因爲如果早了，蔣介石在貴陽待的時間一長，他或者他的手下其他人很自然就會想到在貴陽的風險問題，稍有風吹草動就可能溜了。如果晚到貴陽，紅軍四渡赤水後時間一長，其他國民黨軍隊就會在滇軍還沒被調出之前先運動過來了，紅軍還是沒法跳出包圍圈。搞不好還得五渡、六渡赤水。

四渡赤水最後能成功，蔣介石與毛澤東打的“配合”簡直是天衣無縫、完美無缺。這是整個四渡赤水中最精彩絕倫的地方。

爲什麼紅軍進攻蔣介石所在的貴陽，孫渡接到增援命令一定會全力狂奔過來？電影《四渡》中給出了一個人性弱點的詮釋：孫渡的副官問孫渡，龍雲不是要求他們絕不能動嗎？孫渡說：你懂個屁啊，還有什麼能比救駕功勞更大的？龍雲就算明知是紅軍計謀也不敢攔啊，你擔得起對委員長見死不救的死罪嗎？實際歷史中，蔣介石從3月28日至4月4日，幾乎每天都在給孫渡發急電甚至幾封急電，還空投過手令。3月28日和29日的命令運動目標還不是貴陽，但從31日開始目標就是貴陽了，當天他就發了兩封加急電，嚴令孫渡晝夜趕路，4 月1日前抵達鎮西衛（貴陽西側清鎮附近）。4月1日就是救駕的特級急電 + 空投手令（關鍵節點）。4月2、3、4天天都是催促孫渡的特急電令。直到6日清晨，孫渡縱隊先頭第八旅抵達貴陽清鎮機場，完成 “救駕”。

所以，歷史的真實情況是，那幾天紅軍佯攻貴陽的動作已經快把蔣介石給逼瘋了。

2.對戰爭規律最深刻的理解和學習能力

戰神對戰爭基本規律有最深刻的理解。毛澤東把軍事規律居然歸結爲極簡的一句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二渡赤水前紅軍獲得了國民黨軍將於2月13日發起總攻的情報。《四渡赤水》中對此有很具體表現，當時紅軍中有人說我們準備“突圍”，毛澤東說“你講得有些太好聽了一點，準確地說是悄悄地逃跑”。在殘酷的軍事勝負面前，作爲戰神沒有任何面子可言。

他們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能力遠超常人。爲什麼郭勳祺能對紅軍的動向有如此精準的預判能力？1931年郭勳祺率川軍第21軍教導師出川，在湖北一帶參與對湘鄂西紅軍的作戰。剛開始也不太適應，但僅通過很短時間的雙方較量，他很快就掌握和學會了紅軍作戰的游擊戰風格與戰術，並且迅速找到應對之策。他把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和戰法精髓學到手了，這就是爲什麼他打起仗像極了我軍最經典戰法的原因所在。而其他國民黨將領與我軍交手也非常多，也有想學的，但絕大多數人就是學不會。

3.很可能不是職業軍事家出身

他們三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沒上過正規軍校，都是軍事的非科班出身。正因如此，纔沒有軍事教科書的條條框框約束。

職業軍事家受過系統的專業訓練，一旦如此，就有條條框框了。但要成爲戰神，是不能有任何條條框框約束的。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百將更難求，但戰神在過去是隻可遇不可求。

粟裕只有回憶錄等少量文獻存世，而郭勳祺更是幾乎沒有詳細史料留下。因此我們很難完全理解郭勳祺是怎麼在各個戰役或戰鬥中做出精準判斷的。他們可能更多用“天才”“天生的軍事家”來形容。但毛澤東作爲戰神非常值得研究之處，不僅在於他自身的偉大，更在於他留下了極爲豐富的文獻資料，他是極力希望把他如何成爲戰神的經驗儘可能傳遞給全體人民解放軍，甚至更多領域的。只是他可能更多使用的是通俗的，甚至是哲學化和藝術化的語言在傳遞這些經驗。

我出版的《超越戰爭論》一書，是用科學的公理化方法和語言，將毛澤東軍事思想全部用數學公式推導出來。這本書的另一個名字就叫《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數學原理》，並且在給軍校、軍隊系統講課時都是採用的這個標題。毛澤東是神，也可以說不是，因爲他是可以被普通人學習的神，並且他一直是希望人們學會如何成爲戰神的。只不過粟裕與郭勳祺通過自己天生的悟性，把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精髓全學到手了。

只有理解了郭勳祺之後，我們才能清晰地解開一個歷史懸案和謎團——當年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以後，毛主席爲什麼要堅決反對紅軍南下？這是我心中很長時間一直無法解開的謎團。過去對此所有的解釋，的確是存在巨大矛盾的，明顯讓人難以信服的。

五、紅四方面軍長征前連續的重大軍事勝利

要知道，紅四方面軍與其他方面軍在長征前是有顯著不同的。其他方面軍長征前基本都是遭受過重大的軍事挫折，但紅四方面軍在長征前卻是在徐向前指揮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軍事勝利，一直到開始長征時都是如此。這個顯著差異在過去一直沒有被充分關注到。

1932年12月，紅四方面軍翻越大巴山，連續擊潰川北守軍，佔領通江、南江、巴中三縣，站穩川北，奠基川陝蘇區，取得入川后首勝。

1933年2月至6 月，粉碎田頌堯 “三路圍攻”，殲敵 1.4 萬，收復全部失地，根據地直接擴大一倍；戰後部隊由 4 個師擴編爲 4 個軍，實力大幅躍升。

1933年8月至10月，連續取得三場外線勝仗。

儀南戰役：攻佔儀隴、南部，奪取嘉陵江東岸鹽井，解決根據地食鹽供給。
營渠戰役：殲滅楊森部主力，開闢營山、渠縣大片新區。
宣達戰役：擊潰劉存厚 23 軍，解放宣漢、達縣，收編王維舟川東遊擊軍，組建紅三十三軍。

三場戰役無縫銜接，向外拓展根據地，總兵力發展至 8 萬，川陝蘇區成爲全國第二大根據地。

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粉碎劉湘“六路圍攻”，取得規模最大的決定性大捷。當時劉湘集結20萬川軍140個團，分六路合圍，歷時10個月。紅軍先東線萬源保衛戰頑強堅守，後全線大反攻，關鍵一仗黃貓埡伏擊戰全殲田頌堯1.7萬主力；全役總計斃傷俘敵8萬餘人，繳槍3萬支，是土地革命時期單次殲敵紀錄。此戰徹底打垮四川軍閥主力，根據地恢復並小幅擴張。

1934年底—1935年初，反六路圍攻結束後持續取得勝利。

廣昭戰役：主動出擊廣元、昭化，重創胡宗南先頭中央軍。
陝南戰役：北進陝南，擊潰陝軍，繳獲大批物資，牽制敵軍兵力，爲嘉陵江戰役創造條件。

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前取得嘉陵江戰役大勝。

從上可見，紅四方面軍在開始長征前，軍事上可以說是一路凱歌。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有自身生存壓力的原因，但更大程度上說是配合中央紅軍四渡赤水，北上渡過金沙江和大渡河而開始長征。從廣昭戰役（1935.1）、陝南戰役（1935.2）到嘉陵江戰役（1935.3）等，本身就是應中央軍革委電令，策應中央紅軍的行動。中央紅軍是從30萬減員到8.6萬開始長征，紅四方面軍可是從入川時的1.4萬人一路凱歌發展到8萬人開始長征。

所以，當張國燾帶領紅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匯合時，心態的嚴重失衡也不是沒有原因的——我紅四方面軍是一路勝利發展到8萬人，爲配合中央紅軍連續作戰獲勝，然後開始長征，怎麼中央紅軍會是一路失敗到懋功會師時才剩2萬人？他之前完全沒想到中央紅軍已經衰減到這種程度。

所以，他要回四川去發展真不是完全沒道理啊！紅四方面軍有8萬人，加上中央紅軍2萬，一起就有10萬。四川多崇山峻嶺，打游擊的條件並不比井岡山差多少。不管怎麼樣，整個四川的條件總比陝北要好很多。這也是爲什麼他提出“打到成都喫大米”口號的原因所在。有人提出毛澤東提出北上抗日，與張國燾的格局完全不在一個層次。南下是偏安一隅。這些說法當然是正確的，可是卻無法說服人。設想一下如果當時沒有李德博古的錯誤導致井岡山根據地丟失，肯定不會離開井岡山，這不也是離當時抗戰前線很遠嗎？難道就不是偏安一隅了？川軍出川抗日，也是從四川出發；國民黨政府後來都遷到四川堅持抗日。有影響但也沒有本質影響啊？如果成功了，“打到成都喫大米”就是通俗易懂，直擊人的痛點；失敗了就成格局不高了。所以，這個在面上說說可以，真要作爲一個學術結論很難讓人信服。

尤其是：最初中央紅軍在四渡赤水開始時，基本設想就是過長江入川與紅四方面軍匯合，並在四川發展根據地的。那爲什麼繞了一圈在懋功會師後，一定就不能再入川發展呢？到底是什麼本質變化完全改變了這個決策？

原來普遍認爲的理由有很多，表面看似乎都有道理。但如果真深入分析起來卻又都很難完全說得清楚。因爲如果要對比北上進入陝北與南下進入四川哪個條件更好，事實上在當時是極爲困難的。

在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1935年6月12日會師兩個星期後的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召開了決定紅軍未來走向的會議，史稱“兩河口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報告，對紅軍未來向什麼方向發展有如下建議：創建新的根據地首先要便利於我軍作戰，應力求具備如下三個條件：

地域寬大，好機動。松潘、理番、懋功地域雖大，但路狹，敵人容易封鎖，我不易反攻。
羣衆條件好，漢族人口較多的地方。松潘、理番、懋功、溫川、撫邊等8個地區人口只有20萬，且藏民佔多數。
經濟條件好，要比較寬裕。松潘、理番、懋功一帶糧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不易解決，軍事補給困難，在大草原和遊牧地，既不習慣又不安全。鑑於此，黨中央決定在川陝甘建立新根據地，而且必須迅速前進。

以上確實是當時紅軍盡最大可能根據可以接受到的客觀信息做出的分析判斷。但實際上，向北與向南發展到底哪個更好，單純從客觀條件上說是很難說清楚的。在紅軍進入陝北以後並不是由此就安全了，事實上依然是危機萬分。陝北當時只有200萬民衆，而圍困陝北的東北軍與閻錫山部隊就有50多萬。紅軍依然處在生死邊緣，甚至當時有計劃繼續向中原地區進軍，相當於繼續長征。如果不是西安事變逆轉整個局勢停止了這個行動，當時有可能真就離開陝北了。松潘等人的確人口少，但實力增強了可以向更多地區發展啊？

當時對否定南下的判斷中，有三個軍事上最重要的因素，其中兩個是公開被各個史料表述清楚的：

一是如果紅軍進入四川，四川的劉湘在態度上肯定會全力攻擊紅軍，川軍作戰實力不像原來那麼弱。但這個理由可能很難完全說服張國燾：長征前本來紅四方面軍就是在四川大開大合地與劉湘打啊，劉湘也是全力攻擊紅四方面軍啊，紅四方面軍幾乎都打贏了啊？再打回去，並且是與中央紅軍合兵一處再打回去，紅軍應該更有勝算啊？是中央紅軍瞭解川軍，還是與川軍打了很多年的我張國燾更瞭解川軍？所以從這個角度顯然根本無法說服張國燾。

二是國民黨的胡宗南和薛嶽會進入四川，與劉湘合兵一處一起剿滅紅軍。這個的確是與原來的紅四方面軍處境有一定的不同，但問題是去陝北就沒有別的國民黨軍圍剿嗎？也有啊！西北軍和閻錫山也是50萬大軍圍堵啊！那區別有多大？況且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之前胡宗南就已經與紅四方面軍開戰了，紅四方面軍長征前的三次戰役（廣昭戰役、陝南戰役、到嘉陵江戰役）都是與胡宗南交戰的，打贏了，廣昭戰役攻堅雖然受阻，但至少也是重創了胡宗南部隊。爲什麼與中央紅軍合兵一處後再打回去反而就打不贏胡宗南了，真的是無法理解啊！會師以後四川的局勢已經發生了變化，敵人兵力增強了。但紅軍會師後兵力也增強了啊，況且全是我軍精銳中的精銳匯合到一起了，戰鬥力應該是爆增啊！

真正核心的關鍵原因是第三個方面，川軍中有一位戰神郭勳祺。如果說紅四方面軍長征前的劉湘軍隊與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的劉湘軍隊有什麼本質區別，顯然，唯一的本質區別就是郭勳祺回到四川了。紅四方面軍在四川獲得一系列勝仗時，郭勳祺是在鄂西與紅三軍交戰（1931年），然後又去貴州與中央紅軍交戰。紅四方面軍在四川就沒與郭勳祺較量過，不知道他的厲害。但這個怎麼勸張國燾呢？國民黨軍中有那麼多軍長、司令，怎麼把一個當時還是旅長的郭勳祺看得那麼重？1935年1月土城戰役時郭勳祺是旅長；土城戰後劉湘提拔了郭勳祺（這個不用問想都想得到，打了這麼大的勝仗，川軍在中央軍和其他地方軍頭面前給劉湘掙了多大的面子！肯定得提拔啊），1935年5月正式升任模範師師長，半年後的11月就經歷百丈關戰役。當時紅軍是模糊地知道郭勳祺會被提拔，但並不確切知道他的具體職位變化情況。這就更無法確切地拿來說服張國燾。如果說“你張國燾打不過郭勳祺的，所以回四川是死路一條”，張國燾心裏會怎麼想？因爲你毛澤東在土城沒打過一個川軍旅長的郭勳祺，就認定我張國燾也打不過？是不是因爲你中央紅軍不行呢？

中央紅軍尤其毛澤東非常清楚地知道郭勳祺不好對付，因爲直接在他那裏喫過虧啊。可是這樣非常重大的關鍵信息在張國燾那裏卻還處於一個非常模糊的狀態。這個話又沒法簡單說明白，說出口了張國燾也不可能聽，甚至很可能反被他嘲笑。本來這個信息差要彌補一點都不難，甚至別人想攔都攔不住，這在中央紅軍那裏是高度公開的信息。可是如果張國燾一開始就堵死了溝通可能性，那就沒辦法了。尤其是，如果一上來就形成了對立的架勢，就不敢再說真話了，因爲說了對方即使理解了也可裝着不理解，並且硬把這個當成一個攻擊武器。你說郭勳祺不好對付，他可以很高調地說：能理解中央紅軍當年處境比較艱難，三個軍團連一個川軍旅長指揮的兩個旅也打不過，但不能因此就對川軍產生膽小畏懼的情緒。

當認知能力不足時，一切就很可能變成表面上空洞的路線、覺悟、主義、格局、精神等等以絕對政治正確爲藉口的、毫無意義的拉扯。

所以，當年的歷史真的是給張國燾設下了一個巨大的認知陷阱，他可能到死都沒理解清楚，他當時碰到自己命中的剋星是郭勳祺。這是不是說張國燾有點冤呢？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會遇到各種各樣考驗的，如果他能像周恩來、朱德等那樣更早理解到毛澤東是戰神，就不會去在心態失衡下陷入思維的極度混亂了。

更重要的是，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以後，無論張國燾想得到什麼，你總得先利用這個機會充分地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瞭解清楚情況，整個中央紅軍丟失井岡山根據地，後來是如何一步步走到懋功的。這個需要你張國燾先充分了解清楚了再作決定啊！只要張國燾誠心去問，或者只要情商稍微高一點點說“中央紅軍的同志們辛苦了，你們這一路是怎麼走過來的？我在四川真的是擔心死你們的安危了。大家好不容易到一起了，是不是可以多談談心，相互交流一下經驗教訓，相互學習和了解，以便以後一起並肩協同作戰？”。他只要這麼高姿態地先設一個大家心情放鬆的檯面，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們肯定竹筒倒豆子，把前前後後經過全講清楚。況且，以當時張國燾的地位和身份，中央也有義務把前前後後的情況向張國燾通報清楚，也特別希望與紅四軍合兵一處了安全感能暴增，後面做事情的實力大漲。

你先了解清楚情況以後再作決定嘛！哪怕你張國燾有一些私心也沒關係，但一切的決策必須是在瞭解所有決策信息的前提下才可能是正確的。

張國燾是怎麼做的呢？他與中央紅軍會師見面的第一眼，馬上就得出全部結論了：你中央紅軍不如我嘛！當時中央紅軍在紅四方面軍面前，真的是有些壓力的。人家紅四方面軍是一路凱歌來長征的，中央紅軍卻是歷經磨難。我們現在看來四渡赤水是神一樣的戰績，可是站在當時的形勢，在張國燾眼裏看來，你中央紅軍不管說什麼都是一路逃出來的啊。雖然主要是博古和李德的責任，但在這個時候，在紅四方面軍面前卻不好把所有錯全往他們身上說，好像別人都沒責任，全是博古和李德的錯。雖然事實就是這樣，但毛澤東和周恩來也不能一上來就簡單地這麼說啊。當時雙方差一點產生衝突，李德還挺身而出保護了毛澤東。

當張國燾與中央紅軍一見面，追問周恩來的唯一問題就是中央紅軍現在到底還剩多少人馬。這樣一問，馬上就讓雙方之間沒法溝通了，因爲這等於以小商販之間的合作那樣，一上來只是問：你現在身價有多少？你出得起多少錢？

一旦張國燾一上來就抱着這種態度交流，那就沒法說任何話了。直接回答有2萬，等於直接認同張國燾中央紅軍很弱的判斷；如果不馬上直接回答，張國燾就會認爲是你自感很弱卻還在躲躲閃閃。所以，後面再說任何話全成言語糾纏，無論說什麼，在張國燾心底裏全都會當成藉口，根本沒意義了

本來，張國燾在黨內的資歷非常深，是李大釗的弟子，建黨最初期的資深元老之一，又是當時長征時期所有紅軍裏算是打得最好的（雖然此前也因爲他的錯誤決策導致紅四軍在鄂豫皖根據地的第四次“反圍剿”失敗，由此才於1932年底轉入四川發展）。當時毛澤東是與中央軍委所有將領們列隊出去好幾裏迎接張國燾。這本來是對張國燾最有利，最榮耀的時刻。他就是什麼話都不說，後面也會有極高的地位。從那個時候開始如果他什麼事情都不用再做了，只要跟着毛澤東走就可以了，然後任何時候都缺不了他的地位。但是，張國燾做出對其自身命運影響如此重大決策的信息基礎卻是粗糙至極 —— 這難道不就是絕大多數人的思維方式嗎？

我沒時間也沒興趣聽你講那麼多，你就說你現在能出多少錢、你現在身價是多少吧！張國燾只不過是一個認知能力與普通人無異的人，僅此而已。你這樣的認知能力、心態，對於跟小商販做個小生意無可厚非。但你是想鬧革命，是要領導一個那麼大的團隊去搞事業，還是這種小商販的認知能力和處世心態，那肯定就不行了。

最後毛澤東爲什麼在得知張國燾鐵了心要南下後，迅速地做出不辭而別也要馬上北上的決定？得知張國燾可能會採取非常規行動當然是一個原因，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因爲賀龍的紅三軍也與他們會師了。賀龍和毛澤東只要一會面簡單地一對賬，馬上就會充分得知原來對方也在郭勳祺那裏喫過大虧。這就更使毛澤東清楚知道南下的後果了，必然會在遇到郭勳祺時有大難。如果沒有郭勳祺的存在，南下真的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的，毛澤東當時也不是說絕對反對南下，與什麼“路線、格局、主義”沒有任何關係。但因爲川軍中有郭勳祺在，紅軍就絕對不能南下了。

這也很好地解釋了一個我過去非常迷惑的問題，爲什麼毛澤東和中央紅軍都反對南下，卻安排了朱總司令與他們一起南下？因爲朱德總司令在土城戰役中是親自拿槍衝到第一線的，最瞭解情況。另外如果紅四方面軍真遇到麻煩，只有朱總司令的權威能更方便地將隊伍帶回來。這些後來的真正歷史，事實上毛澤東他們在事前就已經安排好了。

在井岡山第五次反圍剿、過湘江時眼睜睜看着幾十萬紅軍損失。走過那麼多艱難險阻，好不容易兩個紅軍隊伍會師，卻又要眼睜睜看着紅四方面軍遭遇大難。這是爲什麼毛澤東說這一個時間是他一生最至暗的時刻之一。

一個創業的核心團隊成員中，只要有一個不合適的高層人員，就可能會讓其事業在一些極其低級的問題上遭遇滅頂之災式的慘重損失。

毛澤東後來對國民黨軍中連級的軍官情況都要仔細瞭解清楚。因爲你不知道有哪個中下級的軍官中冒出一個神來，就可能會徹底顛覆整個戰局。別說是中下級的軍官，在我軍中有無數普通士兵成爲戰神級的兵王，在一些關鍵性的戰鬥中爆發出驚天偉力，創下逆天戰績。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這類案例特別多。只以頭銜、官階來看問題是很可能要喫虧的。這就是張國燾留給後人真正的慘烈教訓。

對所需要認識的對象測量數據必須要足夠完備，並且要有足夠的分辨力和靈敏度。尤其是要在一開始創造出接受儘可能充分完備信息的環境。但是，絕大多數人都只是憑藉最表面的概念就直接得出結論，並徹底封死後面交流溝通的渠道。一旦如此，說什麼都沒用了。

六、人民性

在過去，因爲公知的多年猖獗，人民性已經僅僅被當成一個政治概念。但是，如果瞭解整個紅軍長征的經歷，在很多環節真的是生死一線之間。很多時候事實上已經走入絕路，但總是通找到一些完全意外的密徑讓紅軍絕處逢生。給紅軍指出這些密徑的，正是當地的人民。所以，是毛澤東爲紅軍指出了正確的方向，卻是人民爲紅軍指出了正確的成功密徑。例如，在大渡河時，紅軍事實上已經走入比當年石達開更危險的絕路了。當年石達開過大渡河時，每年都會有的汛期還沒到來，是他爲慶祝小妾生孩子自己耽擱了三天時間，結果等他準備過河時汛期到來，河水猛漲，很難過河了。但紅軍到達大渡河時，是汛期已經到來，靠渡船已經不可能順利渡河，重蹈石達開覆轍幾乎已成定局。但當地一個叫宋大順的清末秀才告訴紅軍，在上游有一個鐵索橋可以過河。他小時候曾親眼目睹了石達開覆滅的過程，他一生中曾無數遍想過當時石達開如何才能成功過河，直至紅軍到來。

宋大順的後人宋光華，是大渡河博物館第一代管理員；宋大順的曾孫宋福剛‌是該館的現任副館長。

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讓人似乎感覺紅軍能成功走完整個2萬5千里長征背後是蒼天的安排和助力，而真正的天就是人民。

任何戰略的真正落地需要克服執行過程中每一個環節的難題。這些難題中只要有一個突破不了，整個戰略就得落空。二渡赤水後重佔遵義，這是總體的戰略安排。但其中有一個很難克服的障礙：突破婁山關。這是一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隘。如果只是正面強攻不僅損失巨大，甚至有可能真的突破不了。婁山關的極其艱險也是王家烈和國民黨高層沒太擔心的原因所在。

最後是當地板橋泗渡鎮幸福村村民肖開模，他們家世代在婁山關山區背鹽、採藥，熟悉點金山幾乎無人知曉的懸崖小徑。他帶領紅軍從這條密徑爬上點金山，從背後襲擊婁山關守軍，成功突破。

在《四渡》中，描寫成毛澤東靈機一動，給出“從婁山關背後祕密襲擊守軍”的主意。以這種方式將毛澤東神化，並不完全合適。這個功勞當然需要歸功於毛澤東，但需要有正確的邏輯——是當地的人民爲紅軍指出成功的密徑，但卻是毛澤東思想指引紅軍找到能指出密徑的人民。

首先是以調查研究爲核心的社會測量與軍事測量方法。當時制定重佔遵義策略時，早就知道婁山關的極其重要和關鍵。因此，對婁山關的軍事測量是多層次、全方位、高密度的。

1935年2月紅軍二渡赤水回師黔北，攻佔桐梓後，紅三軍團擔負主攻婁山關任務，彭德懷、鄧萍、彭雪楓組織多層級地形偵察，核心勘察內容分四層：

高層指揮員實地勘察（彭德懷、鄧萍）

彭德懷親自到前線偵察，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親赴前沿抵近偵查，赤腳攀爬山地，摸清整體地貌：

婁山關主通道爲川黔公路，關口右翼全是垂直懸崖，完全無法通行；

公路正面被黔軍多層工事、交叉機槍火力嚴密封鎖，正面強攻傷亡極大；

關口左側羣山陡峭，無現成大路，但有當地山民採藥、背鹽的隱祕羊腸險道，可攀崖迂迴至守敵側後；

鎖定點金山爲全局核心制高點，此山居高臨下，能完全壓制關口全部陣地，是破關關鍵。

偵察連夜間滲透偵查

2月24日夜，韋傑帶領軍團偵察連先行潛入婁山關北麓南溪口：

摸清黔軍杜肇華旅兵力分佈：關口、點金山、大尖山、小尖山均築戰壕、機槍陣地；

測繪山間小路走向，標記敵軍崗哨、警戒範圍；

摸清板橋敵軍預備隊位置，判明敵人增援路線；

探明點金山山體坡度、崖壁攀爬落腳點，確認迂迴路線可行性。

十三團前沿抵近勘察

主攻團團長彭雪楓帶營連幹部抵近關口觀測：

區分三處高地：點金山（主制高點）、大尖山、小尖山，三處互爲犄角；

記錄敵軍工事層次：山腳散兵壕、山腰機槍陣地、山頂主堡；

測算正面公路敵軍火力覆蓋範圍，確認僅左翼山道可實施側翼包抄；

結合嚮導口述，完整勾勒出“正面牽制 + 搶佔點金山 + 左翼迂迴敵後”的作戰地形方案。

走訪當地羣衆踏勘隱祕山道

向板橋、泗渡村民詢問山間古徑，覈實三條關鍵小路：

直通點金山後山的採藥險路；

繞到大尖山側後的鹽道；

板橋側後方迂迴小道，用於截斷敵軍退路。

最後是在最熟悉道路的肖開模帶領下成功攀爬上婁山關背後的點金山。

電影《四渡赤水》中是有一個藝術化的人物“赤水伯”，他給毛澤東指出了去婁山關的近路，以及婁山關背後有一個密道。“赤水伯”這事實上是以很明顯的方式濃縮了赤水河當地人民爲紅軍提供的大量幫助和支持。

只有最瞭解當地情況的本地老百姓纔會給出最精確、分辨力最高的軍事測量數據。問題是：他們爲什麼要把這些數據提供給紅軍？

《四渡》中也呈現了當地人民的支持，例如提供過赤水河的門板。並且電影中一再突顯毛澤東不斷關注要給錢，電影表現紅軍在徵用當地老鄉的門板時都特別突顯了要給錢。紅軍不拿羣衆一針一線，嚴守紀律，公平交易這個確實是不錯的。給錢當然大家都能看得懂，平等的買賣關係也不算錯。

但是，人民性絕不僅僅是錢和市場交易的問題。

是毛澤東給了紅軍一個靈魂：這是一隻人民自己的軍隊。這絕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市場買賣關係。這隻軍隊是在用生命保護人民的利益，也是在用生命服務人民的利益。因此在關鍵時候，人民不僅會用財物，而且會用生命去主動支持這隻軍隊。這是爲什麼國民黨軍隊學不會毛澤東軍事思想，即使像郭勳祺那樣學會了，也待不下去的根本原因，也是紅軍爲什麼在長征中一次又一次從絕境中找到生路的密徑原因所在。

更是毛澤東爲什麼會成爲神的原因所在。

本文寫作和發表時，廣西等很多地方正遭遇水災。受困於洪水中隨時可能被洪水吞沒的人最渴望聽到的就是有人喊：

解放軍來了！

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