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當年輕人感到不舒服，他們會怎麼做？

今天的年輕人，爲什麼越來越難在現實裏安放自己？

有些人對一句話、一個動作、一次沒有回應的溝通變得格外敏感。她們會反覆確認：我是不是被冒犯了？我的感受有沒有道理？我要怎樣把它說出來？

也有些人開始頻繁想象遠方。離開原來的城市、工作和生活節奏，去別處重新開始。可真正抵達以後，遠方也會變成具體的房租、關係、安全感和日常秩序。

正面連接成立五年後，我們做了第一次線下活動，名字叫“即興”。第一場主題是《年輕人的敏感與遠方》。我們從兩篇稿子出發，一篇關於一個大學生如何一次次感到被冒犯，併爲自己的感受尋找語言；一篇關於一個年輕人如何離開北京，去遠方生活，又重新理解現實。

它們看上去是兩種經驗：一個留在原地，一個不斷出走。放在一起，會看到同一個問題：當現實越來越難以處理，年輕人會如何表達不適，又會如何想象出口？

下面是根據現場錄音整理出的文字。爲了閱讀順暢，做了少量精編和結構調整。如果你對下次活動感興趣，可以在本次推送的次條找到參與方式。

一篇投稿

於蒙：對，《走四方》最開始是一篇投稿，其實是作者想應聘。她發來的是他之寫過的一個作品。這個稿子最開始叫《旅居之後我發現還是上班好》，寫的是他怎麼離開原來的那份很無聊、很重複的工作，去各個地方旅居，然後最終又回到北京。

我們看到的時候，會覺得它肯定沒有辦法直接發。但裏面有一些東西很有意思。這個作者不會寫非虛構，這個一看就知道，但他會寫事。你可以不會謀篇佈局，不會調整結構，這些都可以後面再學。最重要的是你要會把一件事情如實地寫出來。事情怎麼發生的，你就怎麼寫；你怎麼想的，你就怎麼寫。這個特別難。

另一個讓我覺得很當下的點，是他會用一些很大的詞來寫自己的感受。比如他寫去酒店面試，對方要他穿制服，他會說，穿了制服之後我感覺自己失去了主體性。再比如聊到無人駕駛，他會說別人是精英視角。通常來說，我們不太鼓勵作者這麼寫，因爲這些大詞很容易蓋住更具體的經驗。但這個作者用這些詞的方式又很像現在年輕人的表達方式。你在很多年輕人的文章和聊天裏都會看到類似的東西。

由左至右，曾鳴、於蒙、洪蔚琳、李潔琳、張蘋

曾鳴：我對這篇稿子的最初印象特別直接。我記得那天我是在樓下抽菸，把那篇投稿看完的。看完的感覺很奇怪：你會覺得它寫得特別差，又寫得特別好。它差在技術層面，好在那個東西已經在裏面了。那個東西是什麼？我當時想到的是《在路上》。年輕人去一個很遠的地方，這個主題當然不是新的，每個年代都有，但每個年代的“在路上”又都不一樣。

我後來也一直跟於蒙說，我覺得這個題是有某種公共性的。你從表面看，它寫的是一個年輕人辭職旅居；你往後看，它寫的是一個人爲什麼想離開自己本來的生活，爲什麼遠方會對她有吸引力，遠方真正抵達之後又會發生什麼。這種東西不是一個技術問題，它裏面有一個核心。

遠方怎麼變成了具體生活？

於蒙：後來這篇稿子怎麼改，過程其實很長。我回看了我跟作者的微信，整個聊天記錄很像一個非虛構寫作的一對一課程。最開始我跟他說，你要寫的是具體的事件，不是用事件去解釋你的觀點。後來我們又討論，寫完事件以後，你得讓讀者知道你想表達的是什麼，再後來我們討論詳略和節奏，哪些事情要展開寫，哪些事情一筆帶過。再到後面，就開始討論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你的自我暴露要怎麼寫。很多第一人稱寫作都會卡在這裏。你有很多內心活動，可你不能時時刻刻都在解釋自己。

第一次跟作者線下見面，是去通州最東邊。她住在一個非常遠的地方，大家看稿子也知道，她當時上班單程就要三個小時。我們第一次見面，其實把稿子裏後面幾個特別關鍵的部分都聊出來了。一個是她在三亞和幾個男生相處時感到的不適，一個是她和幾個女生的友誼、爭論以及她在這些關係中的反應。我覺得這兩個部分，後來把這篇稿子從“旅居生活記錄”往前推了一步。

比如她在三亞認識了一個擺攤的男孩，對方坐在路邊喝酒，跟她說“來聊聊天”。這句話具體什麼語氣，我們沒法還原，但她非常明確地覺得不舒服。她會覺得，我們還沒有到這個關係程度，你怎麼可以這樣跟我說話。後來她又認識了另一個男孩，對方一直給她發微信，她又會陷入一種很累的狀態：他是想跟我談戀愛嗎？我不想，那我該怎麼辦？這些東西如果只是概括寫出來，會很輕。真正聊下去，你纔會發現她對關係邊界的感受非常細。

後面還有酒吧裏的幾次經歷。一個是駐唱歌手講黃色笑話，一個是服務生用手摸了她的後背。她的第一反應是，這是不是性騷擾？第二個反應是，我是不是反應太大了？是不是我應激了？然後她去跟女性朋友討論。朋友支持她，說你去跟那個男生說清楚。她真的去說了。這個地方特別有意思，因爲對方很快就道歉了，她反而開始無所適從，又開始反思自己，會不會給別人造成困擾，會不會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強加給別人。

由左至右，曾鳴、於蒙、洪蔚琳、李潔琳、張蘋

曾鳴：但那個男孩其實一直說的是“我不記得了”。

於蒙：對，但他也道歉了。然後這個女孩就開始反過來問自己：如果別人沒有覺得被冒犯，那我憑什麼覺得我的感受更正確？如果別人不覺得酒吧裏那種氛圍有問題，那我憑什麼非要說還有另一種更先進的生活方式？這些是她最開始沒有意識到應該寫進去的。我們見面聊了以後，那個部分才真正長出來。我覺得那是這篇稿子裏很重要的一層。

遠方被什麼塑造？

洪蔚琳：我自己作爲讀者，再回頭看這篇稿子的時候，一個特別強烈的感受是，作者前面寫她旅居之前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狀態，寫得太具體了。她怎麼五點多爬起來，怎麼坐公交、換地鐵，怎麼去做一份複製粘貼的工作，怎麼下班，怎麼回來，怎麼第二天繼續重複。這些動作寫得很細。你會感覺一個人的真實生活空間非常逼仄，她的身體都舒展不開。一個人在這樣的物理空間裏，能發展出來的東西本來就很有限。

與此同時，現在大家在手機屏幕裏接觸到的世界又很大。尤其是更年輕一點的人，很早就通過互聯網得到大量概念、理念和生活圖景。一邊是現實生活很窄，一邊是網絡空間特別大，我覺得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很容易塑造出類似的狀態：你跟外部世界有點隔着一層，但你會非常深入地待在自己的內心世界裏。

張蘋：我有類似的感覺。我重新看《走四方》的時候，會把它當成一個文學作品來看。它裏面有很多非常當下的、卻很少被認真寫出來的細節。比如作者在路上擔憂司機會性侵她。這種念頭很多年輕女孩肯定都出現過。司機只要關掉訂單、偏離導航一點、帶你走一條他覺得更近的路，女性心裏那條線就會立刻彈起來。

張蘋：作者和女性朋友們聊一些社會議題，比如一個女性藉助情色資本上位可以被理解嗎？薩莉·魯尼會寫這些東西。但是非虛構其實很少寫這些。可這就是我們正在經歷的生活。作者把這些東西都寫出來了，所以我讀的時候會覺得，她寫出來的是一種今天的生活質地。

於蒙：我們後來第二次見面的時候，聊得更多的是作者這個人。她說自己交友如果她感到被冒犯，她很難講述自己的感受。這個東西后來讓我意識到，“遠方”寫到最後，其實就不再只是一個地方的問題了。它也跟人和人如何建立關係，如何確認邊界，如何在陌生環境中活下去有關。

敏感爲什麼要被說出來？

《一個大學生的敏感樣本》最早被編輯部看到時，切口其實很傳統：一個在校園裏不斷投訴的人，一個看上去有點“刺頭”的年輕人，她和學校、老師、同學之間會發生什麼。做着做着，稿子的重點變了。大家慢慢意識到，真正需要理解的，不只是她爲什麼投訴，也包括她爲什麼這麼需要確認自己的感受，爲什麼會藉助 AI，爲什麼很多看似“小題大做”的事情，在她那裏會變成真正過不去的坎。

李潔琳：這個題最開始是我看到了張桐朋友圈。她先是投訴圖書館簽到系統的問題，過了一陣投訴早操噪音，再後來又投訴飲水機不乾淨。我當時挺佩服她的，她把跟老師、學校之間溝通的過程寫得很詳細，發在朋友圈。我最初是想寫一個在校園這個小單位裏做微抵抗的女生。

這和我過去找題的興趣點有關。我之前也會關注一些校園裏的小抵抗，比如幾年前南大男生偷窺女廁所之後，學生們不滿校方處理結果，在校園裏貼聯名信。那時候我去找張桐，心裏想的還是我們在選題會聊過的，一個有正義感、也有點刺頭的人，在發聲時會遭遇什麼。但後來去採訪，慢慢發現事情比我原來理解的更復雜。

我跟她見面，第一天主要聊她五六次投訴的事情。第二天去跟她上了一節英語課，發現她們班同學基本都沒怎麼在聽，只有張桐一個人坐在後面，跟老師有反應，會笑，會回答問題。第三天她去考試，我在酒店裏聽她和輔導員的錄音，看她整理的材料。她幾乎每一次對話都錄了音，郵件、文檔、對話都整理得非常完整。後面幾天就是在補訪各種細節。

由左至右，於蒙、洪蔚琳、李潔琳、張蘋

稿子的重心變了

李潔琳：最早我以爲她線下也是一個像網上展現出來那樣，有攻擊性的、很有條理地跟學校抗爭的人。見到以後，發現她不是。後來採訪往下走，我纔開始意識到，她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在於她投訴了什麼，而在於她怎麼感受這些事情，又怎麼試着把這些感受說出來。

我採訪頭兩天寫給於蒙的memo，基本都只是在複述張桐做了什麼。於蒙後來跟我說，她看不到我對張桐的理解。再往後走，我們才慢慢發現，這個人不能只被寫成一個“投訴機器”。她不是發現問題、生成投訴、然後事情結束。她裏面有很多猶豫、害怕、後悔、確認、反覆，這些東西一開始都不在表面上。

於蒙：這個稿子從最開始到最後，有一點點推翻我們通常做特稿的方式。最早在選題會上，大家設想的是一個很傳統的報道角度：一個不順從的人，怎麼面對學校、體制以及周圍人的看法。這種故事大家都能想象。可越採訪越發現，這並不是那個方向。她當然有“刺頭”的部分，但更深的是，一個年輕人如今在一個什麼樣的孤立狀態裏，她怎麼和周圍人相處，怎麼確認自己的感受。

後來讓我覺得這個稿子真正往前走了一步的，有兩個點。一個是 AI，另一個是一個很小的細節：張桐在大一的時候曾經有一次和老師請假，話還沒說完就先想哭。這個細節特別重要。它讓我們知道，她後面爲什麼要用 AI 來武裝自己，爲什麼她那麼想把自己變成一個冷靜、理智、條理清楚的人。因爲她知道，如果只用自己的原生狀態去表達，她很快就會崩掉。

AI 爲什麼這麼重要？

李潔琳：她使用AI的頻率非常高。投訴信、跟老師的文字溝通、跟室友吵架，這些都用AI幫她生成。她跟我說，她很怕自己用原來的語言沒有辦法講清楚自己的訴求。她有一句原話，我印象很深：她說她從來不用自己的語言去跟他們對話。

她也會把很多不確定的感受拋給AI。比如輔導員說過，她認爲張桐的行爲也傷害到了她。當知道這個之後，張桐那天晚上自己去湖邊騎車，邊騎邊哭，她會想，我真的傷害到輔導員了嗎？後來她又把這個問題拋給AI。這個事情才讓我意識到，她也非常怕傷害別人，她也會想，自己是不是做得太過了。

於蒙：這個題裏AI很重要，不只是因爲它是一個工具。我覺得它更像進入了人與人之間。你跟輔導員溝通，跟室友溝通，跟戀人溝通，它都可能在場。去年它還沒有像現在這麼徹底地進入日常。但張桐這個題裏，我們已經很明顯地看到了：當代年輕人的一種新武器已經在那兒了。

曾鳴：我來的路上還做了一個小實驗。我把稿子裏晾衣服那一段衝突的前因後果輸給 AI，告訴它，我是 A，我和室友張桐發生了一點摩擦，因爲她把衣服晾在我的衣服旁邊，我感受很不好，請問我該怎麼辦。AI 當然會告訴我，我的感受是合理的，我應該怎樣表達。然後我又換一個身份，告訴 AI 我是張桐，她那樣對我說，我也覺得被冒犯了，我該怎麼處理。AI 同樣告訴我，我的感受合理。

這件事讓我很在意的一點是，現在每個人都擁有了一套可以迅速把自己感受合法化、理論化、概念化的工具。它會給你詞，給你解釋，也給你支撐。這裏面最複雜的地方是，一個人的感受當然是重要的，我們如實地表述感受也當然重要。但當你藉助工具表達感受的時候，這個工具究竟是在幫助你釐清問題，還是在進一步簡化問題，這件事並不簡單。

爲什麼是年輕人？

後半場，兩篇稿子的討論開始慢慢交叉。編輯們不再只談《走四方》裏的旅居，也不再只談《敏感》裏的投訴。大家開始從兩篇稿子裏反覆提取共同的東西：一種越來越細的感受力，一種越來越難處理的關係，一種愈發強烈的公平感，以及“我到底要忠於世界，還是忠於我自己”這樣的搖擺。

曾鳴：我們以前其實很少有選題是直接寫“年輕人”這個羣體的。因爲“年輕人”作爲標籤，很容易被操作成一種流量對象，我們對這種方式其實是不感冒的。可後來我們回頭看會發現，正面連接已經寫了很多關於年輕人的報道。它們加在一起，慢慢地讓“年輕人”變成了一個真正值得談的東西。

爲什麼值得談？因爲年輕人有一個特殊之處：他還沒有被完全社會化，還沒有穩定的職業身份，還沒有在社會上找到一個固定位置。所以當一個社會怎樣對待年輕人、年輕人會遇到怎樣的困境，這件事本身，就能說明我們身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於蒙：我印象特別深的是，當時跟實習生聊“大學生不拍畢業照”的時候，他們提到牀簾。現在大學宿舍裏幾乎人人都會拉牀簾。十八年前我上大學的時候，一個宿舍也許只有一兩個女生會這樣做，那時候這是個新鮮現象。今天它已經變得非常普遍。牀簾對我來說就是一個非常直觀的意象：大家越來越願意把自己的空間保護起來，不管是物理上的還是精神上的。

“我”是怎麼長出來的

洪蔚琳：我覺得這兩篇稿子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們都寫到一種今天很典型的狀態：一方面，很多年輕人的現實生活非常窄，非常逼仄；另一方面，他們又很早通過互聯網接觸到非常廣闊的世界和非常複雜的概念。在這種狀態下，一個人會更深入自己的內心，也會更容易把每一點感受都放大。

這會拋出一個新的問題。因爲每個人都開始仔細研究自己的感受，人和人之間那些過去被抹過去的差異，現在都浮出來了。浮出來以後，它們必須被處理。可大家並沒有形成一套成熟的方法去處理，所以很多問題就被交給 AI、交給長文、交給更復雜的表達。

曾鳴：我昨天其實也在想這個事情。我們都年輕過，年輕本身當然不構成一個主題。誰沒有年輕過，誰沒有在年輕時遇到困難？真正重要的是，在你的年輕裏，有什麼是這個時代特有的。對我這一代人來說，成長過程中“我”這個東西其實來得很晚。我們很晚纔有一種非常普遍的感覺，知道你要成爲你自己。再往前推，很多東西天然是在抹掉個人的輪廓。

所以我會覺得，現在一個人的形成方式跟以前很不一樣。今天打開小紅書、微博、任何一個平臺，它都在告訴你，你是你自己，你有自己的邊界、觀念和標準。每個年代，一個人怎麼被塑造成“一個人”，是完全不一樣的。這樣想會很有意思。

張蘋：我會感覺最近操作的年輕人稿子，其實都繞着一個問題：我到底要忠於世界，還是忠於我自己。更早的時候，強調個體視角是一種反抗，它幫助我們從那種宏大的敘事裏掙脫出來。走到現在，問題又變了。過分向內看，會不會也讓我們失去了一種向外連接的可能？

表達變困難了

張蘋：語義是會磨損的，但感受不會。主體性、冒犯、應激，這些詞的語義會被反覆使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一個人在當下感到委屈、緊張、受傷，這個是真的。大家去找 AI，我覺得很多時候並不是爲了給自己找一個概念，而是想知道，我這一刻的感受到底是什麼。

曾鳴：這裏我想分清楚兩個層面。一個人的感受當然重要，這件事沒什麼可反對的。但當我們需要借工具去表達自己的感受，這個工具是不是恰如其分，就是另一回事了。你會看到現在很多心理諮詢師都在說，來了新的熱詞以後，很多人會迅速用它去定義關係和衝突。可有些事情也許並沒有那麼複雜，它只是矛盾，只是相處中的不舒服。工具當然能幫人，但它也可能把問題推向更快的概念化和簡化。

洪蔚琳：我會覺得現在的問題在於，大家太不確定了。到底是自己的感受合理，還是別人也值得被顧及？到底是她傷害了我，還是我也傷害了她？以前很多人不會一直停在這個問題上。現在會。AI 之所以重要，跟這種不確定感直接相關。大家太想找到一個第三方來給自己一個答案。

於蒙：昨天我們還聊到一個朋友談戀愛也會用 AI。我突然覺得，今天很多年輕人特別在意的是一種表達的效率。我要把我的想法說清楚，爲了這個目的，我可以用 AI，或者寫很長的東西。和我們以前那種“爲了讓生活順一點、關係繼續往前走，所以很多事情抹過去”的效率，是不一樣的。

洪蔚琳：我會覺得，今天很多年輕人並不是主動追求這種表達效率，而是很多關係問題已經橫在面前，不處理不行。以前很多事情可能直接就不存在於你的意識裏，現在它會自動浮現出來。浮現出來以後，如果你又沒有更好的處理能力，你就只能去借助一種外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