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中國資本市場迎來了一個令人痛心的時刻。知名經濟學家、被業界尊稱爲“基金業之父”的王連洲先生因病與世長辭，享年87歲。王連洲的家人於7月13日發佈訃告，遺體告別儀式將於7月16日舉行。
從草莽初創的探索期，到如今百花齊放的全面資管大時代，中國資本市場走過了波瀾壯闊的數十載。在這條鋪滿荊棘與繁花的道路上，王連洲掛帥並主持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下稱《證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託法》（下稱《信託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投資基金法》（下稱《基金法》）這三部核心金融大法的起草工作。
他不僅是證券行業重要規則大廈的搭建者之一，亦是行業底線的守望者。在矇昧初開的年代，他爲中國資管行業搭建了“四梁八柱”（《證券法》《信託法》《基金法》，這三部法律被業內稱爲資本市場的"四梁八柱"）；在狂飆突進的歲月，他始終大聲疾呼要堅守“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的職業操守。斯人已逝，幽思長存。王連洲的離去，帶走了一段厚重的資本往事，也給當下處於轉型深水區的金融從業者，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追問。
痛別“規則掌燈人”
7月的夏日，驕陽似火。在中國金融圈的多個微信羣和朋友圈裏，瀰漫着一層難以化解的哀思。根據訃告，王連洲的遺體告別儀式定於7月16日舉行。消息傳出，公募基金、信託、券商等各個領域的資深從業者紛紛表達了深切的悼念。
經濟觀察報記者採訪了一位與王連洲有過交集、目前已退休的前金融機構高管，通話中，他聲音中難掩悲痛與遺憾。
“聽到王老仙逝的消息，我的內心非常沉重。”該人士對記者表示，“老先生用其半生心血，在最荒蕪的土地上，一磚一瓦地爲國內資管行業搭建起了穩固的‘四梁八柱’。如果沒有當年那些基礎性法律法規的保駕護航，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百萬億級的大資管市場是不可想象的。”
在談及對王連洲的個人印象時，這位人士用了八個字來概括：“謙遜純粹，溫和通透。”他回憶道：“無論是在行業高層論壇，還是在私下的學術交流中，王老從來沒有居高臨下的官架子，也從不以‘基金業之父’自居。他看問題極其尖銳直白，直指利益分配的核心與人性的弱點，但表達方式卻又如春風化雨，溫和而包容。他是一個真正把一生奉獻給了中國金融法治化進程的純粹學者。”
這種純粹，貫穿了王連洲的整個職業生涯。從1992年臨危受命接手《證券交易法》（後演變爲《證券法》）的起草，到2000年退休後退而不休，持續爲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鼓與呼，王連洲的個人命運早已與中國資本市場的起伏跌宕緊密連接在一起。
立法的博弈密碼
王連洲不僅是歷史的參與者，也是歷史的記錄者。在他口述的《資本往事》一書中，那些枯燥的法律條文背後，隱藏着無數次驚心動魄的部門博弈、理念衝突與時代妥協。
回顧《基金法》的艱難難產過程。許多現代從業者並不知道，這部被視爲公募基金“根本大法”的法規，其最初的立法初衷其實與現在的面貌大相徑庭。
1999年3月，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成立了投資基金法起草組，王連洲擔任組長，副組長爲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經濟法室副主任朱少平、北京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中心主任曹風岐教授。
《基金法》起草過程中歷經曲折，前後耗時四年半，召開過大大小小的由國內外專家學者、業內人士，以及基金投資者參與的各種討論會和座談會；直接或間接參與討論立法的人員不下數千名；專門以書面的形式徵求各個省市有關單位和業務部門的意見，反覆易稿不下數十次。分歧、爭議、激烈辯論貫穿在整個《基金法》的起草過程中。
其中，爭論最爲激烈的問題之一就是不同性質的基金在資金募集、組織架構和風控邏輯上存在天壤之別，且分別歸屬不同的部委監管。在長達數年的起草過程中，各方意見如亂麻般交織，利益訴求難以統合。面對這種幾乎無解的僵局，包括王連洲在內的領導小組經過反覆衡量，最後起草組決定“先易後難”對證券投資基金單獨立法，避免了更大範圍的爭議。
王連洲曾用幽默而又略帶感慨地將其稱爲“種瓜得豆”。這部耗時4年半、跨越兩屆人大的法律，打破了國際上很少對單一金融產品單獨立法的慣例。雖然留有遺憾，但這顆“豆子”卻在隨後的二十年裏，孕育出了今天突破39萬億規模的公募基金這棵參天大樹。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的呼喚
縱觀中國基金業二十八年迅猛發展，從最初老十家基金公司破冰，到如今上百家公募管理人同臺競技，管理規模的幾何級增長無疑令人矚目。然而，伴隨繁榮而來的，是行業生態中屢禁不止的亂象。
作爲中國金融法治的拓荒者，王連洲深諳“徒法不足以自行”的道理。他清楚，金融行業的本質是信用，而信用的核心在於人。
在王連洲晚年的諸多公開發言和文章中，“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這八個字被他反覆提及。他指出，基金行業的當事人之間，在權、責、利的匹配上存在着先天的不平等。基金管理人無論業績好壞，憑藉龐大的管理規模依然可以旱澇保收地提取高額管理費；而作爲弱勢羣體的中小投資者，卻要獨自承擔淨值下跌的苦果。
面對2007年至2018年間共有33宗公募基金“老鼠倉”案件發生，步入晚年的王老痛心疾首。他曾在接受採訪時動情地質問：“基金管理人的工作是資產信任受託管理的載體，因而是神聖的，提出忠誠地服務於基金持有人並非奢求，而有的基金經理人卻搞老鼠倉另謀私利，那怎麼能行？！”
他沒有陷入單純的道德說教，而是從制度和人性的雙重維度進行剖析。他坦言，制度再嚴密，也無法百分之百杜絕利己的人性作祟。當一個人用免費的他人資金來爲自己博取名利時，風險與收益是不對稱的。因此，他提出了一個至今仍振聾發聵的論斷：基金業的健康發展，固然需要專業的投研人才和健全的激勵機制，但更加急需、也更加稀缺的，是從業人員的“職業良心”。
百折不撓的底色
瞭解一個人的思想軌跡，必須追溯他的生命源頭。王連洲堅韌不拔的性格底色與平民視角的悲憫情懷，根植於他的早年經歷之中。
1939年，王連洲出生于山東冠縣。在那個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知識是他改變命運的唯一稻草。爲了增加考上初中的機會，年少的王連洲曾憑着一雙腳板，徒步跋涉140多華里，跨省前往河北大名縣參加考試，之後又長途跋涉折返山東聊城。這種爲了目標跋山涉水、不辭勞苦的韌性，幾乎成爲他一生的縮影。
時代的洪流推着他不斷轉換賽道。1960年，他考入山東工學院物理專業。後因國家經濟調整政策，整個專業被成建制轉入山東財經學院財政金融專業，意外地開啓了他的金融生涯。
畢業後，他被分配到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他幾經輾轉，最後到四川東河公司參加貨幣印製的“大三線建設”，一干就是八年。這些跌宕起伏的基層歲月，讓他看透了社會底層的生活邏輯，也讓他對財富與責任的理解更爲深刻。
1979年，王連洲重返央行印製局，成爲中國人民銀行體系內蒐集、研究中國曆代貨幣的創始者。對中國幾千年貨幣史的梳理，賦予了他俯瞰資本變遷的宏大歷史觀。1983年，他調入全國人大財經委，從一名金融研究者轉型爲國家金融法治的頂層設計師。
從《證券法》的六年半拉鋸戰，到《信託法》長達八年的跨法系磨合，再到《基金法》歷經四年半的一波三折，王連洲以愚公移山般的毅力，在體制內外、部委之間、中外學者之間穿針引線。
正如香港證監會原主席、中國證監會原首席顧問梁定邦所言，“1992年，王連洲先生等人開始爲起草中國《證券法》做準備工作的時候，我認識了他。當時的中國證券市場還很年輕，很不成熟，充滿了值得研究和解決的問題。王連洲先生和他的同事們一直苦苦求索。……王連洲先生作爲這部法律起草的具體組織者和參與者，因其始終不渝、堅持不懈、持續不斷的努力，在業界備受尊崇。”
王連洲的一生，都在試圖解答一個核心命題：在資本的狂歡中，如何安放普通投資者的利益？
他深知，資本市場不僅是企業融資的平臺，更應該是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載體。如果一個市場只能造就少數人的暴富，而讓大多數人淪爲被收割的“韭菜”，那麼這個市場的發展不僅偏離了公平，更潛藏着巨大的社會矛盾風險。
我們懷念王連洲，不僅僅是因爲他參與起早了《證券法》《信託法》和《基金法》的條文，更是因爲他終其一生都在捍衛金融的常識與良知。在當下這個算法狂飆、產品迭代眼花繚亂的金融科技時代，我們很容易迷失在複雜的K線與模型中，忘卻了金融的源頭是“信”，底座是“法”。
王連洲走了，但他用半生心血澆築的“四梁八柱”依然矗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