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覺我什麼都不是，我整個青春和未來，都握在三個人手裏：哈梅內伊、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
3月31日，我們在網上聯繫到了一位伊朗作家，法特梅赫·賈馬爾波（Fatemeh Jamalpour）。她的作品《長夜後的陽光》曾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從開戰第一天起，她就在收集伊朗普通人的日記並進行採訪。
關於這場戰爭，我們知道得很少。新聞裏大多是戰報、數字和政客的動態。斷網加劇了封鎖——開戰十五分鐘後，伊朗互聯網被切斷，全國連接量僅剩正常水平的百分之一。外界極難獲知真實情況，伊朗的普通人也無法發出聲音。
但通過這百分之一的連接，法特梅赫找到了兩位採訪對象：
戈爾珊，三十六歲，前石油公司工程師，住在德黑蘭北部。她是極少數擁有上網特權的用戶。
達裏婭，二十七歲，住在德黑蘭南部的一間地下室，是一名社工兼自閉症兒童教師。
她們以事無鉅細的方式，講述了戰爭的真實面貌。這些細節足以讓我們重新理解“戰爭”：
戰爭會重塑感官。導彈的爆炸不是聽到的，而是身體感受到的震動。它更像地震。
睡眠會變成“狗眠”，那是一種永遠沉不下去的睡眠。你會有無法自控的強迫：一天清點十幾次物品，開二十幾次冰箱門，就像狗會因焦慮而不停轉圈。
你可能失業。僥倖有工作的人，也要冒着被炸成碎片的風險出門。戰時的通貨膨脹摧毀了生計：在此時的伊朗，每天買四個麪包，就可能花掉一個月的工資。
戰爭意味着刪除。網絡斷了，健身房關了，路燈滅了。買不到藥，餐桌上不再有肉。這些被刪除的詞條總和，就是現在的德黑蘭——已經沒有什麼叫做“日常生活”的東西了。
但還有 更深層的痛苦。這也是這場戰爭的特殊之處：內部的壓迫並未隨外部襲擊而消失。戰場上的失利被否認，新領導人的賀詞貼在爆炸聲不斷的樓牆上。德黑蘭正遭受雙重夾擊：上方是戰機、爆炸和黑色的天空；下方是檢查站、便衣和鎮壓部隊。在伊朗，戰爭不只是新的暴力，它成了舊暴力的一種新的框架。
兩種暴力共同侵蝕着生活。達裏婭感嘆：“我感覺我什麼都不是，我整個青春和未來，都握在三個人手裏：哈梅內伊、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
“這是兩夥人之間的爭鬥，兩夥人都與我沒有任何關係。”達裏婭想告訴外界，不要被一種“拯救敘事”所迷惑。這次襲擊不是一場拯救。
對數百萬伊朗人來說，這場戰爭的意義，不是勝利，不是報復，不是救贖。只有這個心願：生活，能從某個地方，重新開始像生活的樣子。戈爾珊說：“我們只想要一種普通的生活。”
斷網
“我們也許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空襲預警信息來自敵國的國家”
襲擊開始十五分鐘後，網絡被切斷。封鎖已持續三十五天，全國連接量只剩正常水平的百分之一。普通民衆與外部世界完全隔絕：既無法獲取必要的信息，也無法讓自己的聲音被外界聽見，這種處境如今已進入第六週。
戈爾珊說：“你既沒法正常獲取新聞，也沒辦法聯繫家人。花大價錢買了VPN的人，找到了上網的門路。其餘的人，要麼只能看電視和官方敘事，要麼只能看Baleh（類似中國的微信）之類的國內應用裏的羣組。”
在這場戰爭裏，網絡不只是被切斷，它還按階級分層了。新聞，這種人的基本權利，成了需要被購買的東西，於是它進而成爲一種特權。爲了幾個小時的連接，花掉的錢在別處足以開始一段新生活。戈爾珊被迫使用不安全的VPN，必須退出Apple ID，鎖住聊天記錄，不斷刪除一切。她始終處於一種戰慄中，等待手機被入侵或沒收。
以色列軍方會在社交媒體X上發佈襲擊預警，境外的波斯語媒體也會轉發。但由於國際網絡斷了，這些救命的消息被隔絕了。戈爾珊說：“我們也許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這樣的國家——消息不來自自己的政府，而是來自即將襲擊自己的國家。”
斷網讓一些人丟掉了工作。達裏婭原本爲一個Instagram頁面製作內容，隨着網絡封鎖，這份工作停了。和許多人一樣，網絡斷掉的那一刻，她失去了這部分收入。對那些依靠線上業務維生的人來說，這不只是斷了網，更是斷了生計。
但VPN也成了一種新的團結形式。在國外的朋友替他們購買VPN。在Baleh的羣組裏，每當有人連上了國際網絡，就會在羣裏發一些重要的東西：一小塊新聞，一條預警，或者只是一個信號——在這條斷開的連接的另一端，還有人在。
聲音
“你知道這是戰爭，但它更像是地震”
達裏婭和許多伊朗人漸漸能分辨戰鬥機、轟炸機、防空炮和無人機的聲響。她這樣分辨爆炸和防空火力的區別：“炸彈聲很沉。那是孤立的一聲悶響，即便有幾連發，中間也有明顯的間隙。而防空炮火是一串接一串的，很快，但聲音更虛。”
信息真空中，感官被無限放大。戈爾珊住在德黑蘭海拔最高的地方，無論哪裏被襲擊，聲音都會在山間迴響。那些聲音更像大地的轟鳴和地震。“這是一種精神上的悖論”，她說，“你知道這是戰爭，但它更像是地震”。每次襲擊後，她都要對着一份十八人的親友名單逐一撥號，確認所有人還活着。
她把一些夜晚叫做“恐怖交響曲”。戰機的轟鳴混進雷聲，每次光亮，心跳停一下；每次黑暗，腦中就開始勾勒最壞的可能。“不像是在看世界上最恐怖的電影，而像是活在那部電影裏。”
戈爾珊的家迅速改變了面貌。她不再睡在牀上。她把牀墊搬下來鋪在地板上，因爲她覺得地面更安全。她貼好了窗戶，把沙發推到窗前擋着。她拉上窗簾，把房間弄暗。她把桌上的大型擺件和花盆移走。桌子上現在擺的，是那些在緊急關頭可能變得至關重要的東西：蠟燭、打火機、手電筒、水、藥品、充電寶，以及各種可能突然就有了意義的雜物。
她說：“有一個房間已經不再是房間了，它變成了某種等待死亡的候診室。瓶裝水、應急採購的物資、救援袋、衣物、急救箱，還有一雙必須時刻放在觸手可及之處的鞋子。白天我可能會走進那個房間十次。我只是站在那裏，打量。我問自己：有什麼遺漏了嗎？如果十分鐘後我必須離開，該怎麼辦？如果好幾天都回不來呢？我放不下的東西是什麼？”
在達裏婭的講述裏，家與其說是庇護所，不如說是一個懸置的空間。她住在德黑蘭南部一棟房子的地下室裏。她看不見爆炸的光，但能感受到聲音和震動。她說：“什麼時候爆炸更猛烈，真的很難說清楚——完全說不準。老實說，那種感覺、那種震動、那種聲音，跟任何別的東西都不一樣，更深沉，更令人恐懼。”
達裏婭說，“戰爭也有階級結構。所有安全建議都在說’遠離窗戶’之類的話，但我住在我父母家的地下室，根本就沒有窗戶”。
爆炸發生時，父母會跑來找她，一家人互相摟着，等震動過去。
一天夜裏，特朗普威脅要轟炸發電站，戈爾珊決定“練習黑暗”。她關掉了燈，藉着燭光喫飯。她用手機拍下了當時的自己：一個坐在黑暗裏的人，焦慮，茫然，每咽一口食物，就要硬吞下一大塊梗在喉頭的什麼東西。
“防空炮火不停地射，天空在吼，大地在顫”，她說，“我打開咖啡機，端着咖啡站在陽臺上，哪怕死亡就在頭頂那片轟鳴的天空裏”。
城市
“德黑蘭已經沒有什麼叫做日常生活的東西了”
在戰爭的第七天，以色列襲擊了德黑蘭周邊的石油設施。用達裏婭的話來說，那天德黑蘭街頭的流浪貓都變成了黑色。天空落下的東西讓城市異常骯髒而沉重：菸灰、燃料微粒，以及落在人臉上、樓房外牆上，將一切染暗的空氣。
戈爾珊從家裏的窗口望見了同一天。所有的窗戶都被燻黑了。濃煙從四面升騰，在天空中盤旋，就像煙霧和油膩的黑色正從上方下雨。“德黑蘭聞起來有煙味，有金屬氣息和燃油的氣味”，她說，“像一座被扣在巨大玻璃罐子下面的城市，一間巨大的毒氣室”。
那一天，在街上看到的一切裏，讓達裏婭最難以忘懷的，是那些騎摩托車送外賣的人：“既停不下來，又找不到地方躲。必須繼續接單送貨，把錢帶回家。在這裏，戰爭不只是爆炸，也是工作場所，是必須穿行其中的空氣，是必須橫穿的街道，是必須送達的快遞。”
戰爭之前，德黑蘭是一座永遠堵車、永不停歇的城市，嘈雜、疲憊，生氣勃勃，在夜裏都能開到很晚，有那種疲憊中依然存活着的生命感。
“現在它變得非常空，”達裏婭說，“城市的夜晚不再有生氣了。以前，人們還能從德黑蘭的夜裏得到一絲慰藉；心情不好，就說：我出去走走，總有什麼地方亮着燈，總有個可以去的地方。但現在，那種氣氛沒有了。一到黃昏，街上就佈滿了檢查站、陰影和沉默。”
最糟糕的變化之一是路燈熄滅。“路燈大多都關着。戰爭最初幾天，連巷子裏的路燈也關掉了，小巷就變得不安全，尤其是我們這種比較窮的街區。地鐵免費了，這是好事。水的問題已經很久了，想做件簡單的事，水就是不夠用。特朗普一直威脅要斷電，如果真斷了電，我們就完蛋了。”
“德黑蘭已經沒有什麼叫做日常生活的東西了。”達裏婭說，走在街上，所有窗戶都貼着膠帶，每家的陽臺都堆滿瓶裝水。“那種家門以外的城市生活，已經從我的人生裏抹去了。”
排隊的隊伍沒有變：麪包店門口依然人頭攢動。人們買麪包，像是在維持普通生活最後一個還在呼吸的跡象。加油和購物的隊也還在。商店開着，食物還能買到，但嬰兒奶粉和藥物開始越來越稀缺。銀行裏取不到現金。
人們漸漸習慣了戰機的聲音。那些反對襲擊的人，和那些曾經呼籲特朗普、內塔尼亞胡軍事介入的人，如今都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一片每隔幾小時就被戰機轟鳴震顫一次的天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開始沿着支持戰爭和反對戰爭的界限劃分。人們變得越來越孤獨。
只有新領導人穆傑塔巴·哈梅內伊（編者注：阿亞圖拉·賽義德·阿里·哈梅內伊的兒子，在其父2月28日遇襲身亡後，於3月9日成爲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第三任最高領袖）在照片裏神采奕奕，它配上賀詞和口號，張貼在一座爆炸聲至今未停的樓牆上。
睡眠
當生活碎成一千片，而支撐點逐一被拿走
“我的作息已經不像任何一種秩序了。像是生活出了軌，我懸在白天和夜晚之間。”她形容自己的睡眠，“與其說是休息，不如說是墜落。每隔半小時，我就會心猛地一跳、口乾舌燥地醒來；手不自覺地摸向手機，看一眼趴在地墊旁的狗，嘆口氣，閉上眼，等下一次驚醒”。
在這些講述裏，失眠不只是一個臨牀症狀，它是一種語言。身體用它來說一些言語無法表達的事。無法入睡，是因爲身體仍在守望：守望親人，守望可能再次響起的聲音，守望那條可能永遠不會來的消息。而睡眠一旦被奪走，其他一切便開始失去形狀。
“昨夜，我垮了。感覺每一天，我都在從內部一層層坍塌。”戈爾珊說，轟炸聲太響，戰機飛得太近，“我假裝能承受，假裝可以正常呼吸，假裝這只是又一個普通的夜晚。”但當一切沉寂下來，她放聲大哭。她抓起水杯摔了出去，“我想讓我的房間知道，碎成一千片是什麼感覺”。
戈爾珊陷入了奇怪的強迫：不停洗東西，手機電量必須保持在90%以上，還備着另一部關機狀態下充滿電的手機。“我無緣無故地開了二十多次冰箱門，不知道在找什麼，也許是某種強迫，也許是某個小小的希望——希望能在裏面找到什麼，能驅散胸口那片沉重。我想喫東西，又不知道想喫什麼。我不喫正經的飯，只有咖啡、茶，還有大量的糖和甜食。”
她躺在地板的牀墊上，在崩潰與撐下去之間來回擺盪。頭髮亂成一團，沒有力氣洗臉，不敢照鏡子。
是，她不再睡在牀上，而是把牀墊鋪在地板上——貼近地面讓她覺得安全。
她靠着掙扎和強撐，逼自己維持着日常生活的表演。“我儘量不讓任何人看出來。我把眼淚留到獨處時。然後洗把臉，抹上口紅，梳好頭髮，重新走上街頭——在戰火中，把自己活成了一名戰士。”
達裏婭承受着另一種失眠和疲憊。她每天還得早起上班。她在一所NGO學校教阿富汗孩子。同時，她還有抑鬱症。她的耗竭不僅來自恐懼，更因爲所有讓人撐下去的東西都被拿走了。
“也許聽起來很荒唐。戰爭之前，我計劃節食，打算去健身房辦卡。健身房關了。就連散步都不安全。對一個有抑鬱症的人來說，散步很重要。我以前騎摩托車，那對我的抑鬱很有幫助，但現在如果想騎車或者抽菸，只能待在家裏。他們轟炸了德黑蘭的石油設施，下了酸雨，你甚至不能開窗，更別說抽菸了。戰前我們還剩什麼？就是一根菸，和騎車出去轉一圈——這些他們也拿走了。”
達裏婭談到她的抑鬱，談到被迫中斷的心理治療，談到某個時刻浮現的自殺念頭。她說：“我的線上心理諮詢課程也因爲斷網取消了。在最糟糕的處境裏，你沒法走進新治療師的診室。有一天，當我開始有自殺的念頭，我打給精神科醫生的診所。接線員說，醫生去北部了。是的，整個社會的焦慮水平都非常高，你真的能感覺到每個人都站在懸崖邊上。但與此同時，也有一種病態的冷漠。人們說：‘隨便打吧，打完算了。’這很可怕——絕望已經到了讓人寧願死也不願繼續這種處境的地步。”
動物
暴力不只作用於人，它蔓延到了所有生命形式裏
“自從養了寵物，昨夜和今早我第一次沒有餵狗，因爲我起不來了。”戈爾珊說。
每一聲響動，戈爾珊的兩隻狗都會跳起來。泰迪，她的小西施犬，茫然地四處張望，一臉惶惑。克洛伊，她的蘇格蘭牧羊犬，會陷入極度的焦慮，渾身顫抖，圍着自己轉圈。
如果襲擊發生在白天，戈爾珊會把它們帶進浴室，坐在地板上，抱着它們，大聲地和它們說話，用手機播放音樂或視頻，希望那些來自外面的聲音能少一些直接地進入它們的身體。她給它們的項圈訂做了銘牌，刻上她自己的號碼和一個可以信賴的朋友的號碼。
戰爭之前的泰迪，是一隻睡在窗邊、陽光照着臉、對每一點細小的聲響都會低吼的狗。如今，它已經學會了躲藏。這個對比，以及泰迪“無辜的眼睛”，令戈爾珊感到羞愧。戰爭逼得一個人無法履行最基本的承諾——讓一個依賴你的生命感到安全。
當爆炸變得激烈，她把兩隻狗抱在懷裏，在浴室地板上坐了一個小時。“它們在顫抖。我只是撫摸它們，我的舌頭打了結。從我自己的痛苦，從它們的無辜，從德黑蘭的疼痛裏。我想，也許我的觸碰能編織一個謊言，讓它們相信什麼都沒有發生，我們都會沒事的。但我自己也不信。”
“抱着它們顫抖的身體，我在想，它們真的太不幸了。不幸於它們只是中東普通的狗，一輩子不是被禁止，就是在導彈下活着。然後我想，也許不只是它們，這裏的樹木也不幸，就連天空也是命苦的。”
達裏婭也談到她的貓。爲了壓過爆炸聲，她給貓播放大聲的音樂，餵它們黃油和果醬當零食，儘管她知道這對它們的健康不好。
許多戰爭敘事裏，動物是缺席的，沒有人把它們放在故事的中心。但在這裏，它們的存在很重要。它們證明了暴力不只作用於人，它蔓延到了所有生命形式裏。如果想知道戰爭走到了多遠，答案也許是：遠到小狗不再睡在窗邊，遠到酸雨將流浪貓染成了黑色。
在戰火中的德黑蘭，戈爾珊堅持出門喂流浪動物。這些天，狗和貓是最安靜、也最無助的受難者。它們不明白疏散警告，不知道那種聲音意味着危險，也無從向任何人求助。它們只是害怕、飢餓，懷揣着小小的願望，死去。
戈爾珊看見一隻貓，臉因爲附近建築的爆炸幾乎毀容了。她把它送到了一個獸醫診所，希望它能活下來。她還給戰火中的鳥放了水和鳥食。她又見到很多狗被主人遺棄，有些受了傷。戈爾珊只能給它們帶點食物，並努力幫它們尋找臨時看護者。
“我希望我有一棟大房子，大到沒有一隻會被獨自留下，沒有一只要在恐懼和飢餓中度過黑夜。”她說，“那種匱乏比任何事情都更讓人心碎。這些天，一切都在需要我們：人、動物，還有這座城市本身——它還站在那裏。”
臉部因爆炸被毀容的貓
生計
戰時不只意味着匱乏，而是一種“刪除的經濟”
每天早上，達裏婭依然必須出門，在一個已經垮掉的世界裏繼續工作，彷彿仍在過正常的生活。這種義務與不穩定之間的張力，在這些日子最令人精疲力盡。
她在好幾處打工：在NGO學校教阿富汗孩子、去殘障孩子家裏上課、給Instagram賬號做內容。這是很多伊朗年輕女性熟悉的狀態：好幾份工作，沒有一份完全穩定。網絡一斷，內容製作的工作就停了，那部分收入也沒了。去學校變得不安全，那部分工作也被打亂了。
她哥哥叫她不要去上班，通勤太危險。她回答：我有分期付款要還。她恐懼的不只是沒錢，還有被市場拋棄。如果現在走了，三個月後學校也許就會換人。對於一個在不穩定的市場裏勉強立足的人來說，戰爭威脅的不只是生命，還有經濟獨立的最後一點可能性。
戰爭之初，伊朗並沒有出現糧食或基本生活物資的大規模短缺，但價格急劇攀升。這個國家多年來已被制裁、通貨膨脹和貧困磨損，戰爭只是讓這場危機更深了一層。
達裏婭說：“與其問什麼變貴了，不如問人們的餐桌上還剩下什麼。”
戈爾珊談到一個桑加克麪包賣到十一萬土曼（較往年暴漲約30倍。每天4個麪包的開銷，就能耗盡一個普通工人的月薪）。折扣超市人滿爲患，曾經代表中產舒適生活的地方卻門可羅雀。肉、伊朗米、咖啡、堅果、價格昂貴的水果，漸漸從人們餐桌上消失了。
在這場戰爭裏，戰時經濟不只意味着匱乏，而是一種“刪除的經濟”。那些被逐一刪去的東西，單拿出來也許都微不足道，但合在一起，它們構成了“尋常生活”。咖啡被刪除了，健身房被刪除了，水果被刪除了，心理治療被刪除了，計劃的能力被刪除了，購物的從容被刪除了。通過這些細小的刪除，戰爭從內部一點點蠶食着生活。
孩子
達雅留下了口吃
開戰那一刻，達裏婭恰好在德黑蘭西部的一所自閉症兒童學校裏。那時正值課間，戰爭先以聲音的形式降臨，然後是哭聲。那些自閉症孩子也許還沒有語言去理解發生了什麼，但他們在讀大人的臉。
達裏婭和其他老師試圖安撫孩子，可還沒弄清楚發生了什麼，母親們就已哭着衝進來。孩子們也許不懂戰爭，但他們懂得母親的眼淚。看見母親哭，他們也哭了起來。學校當天關閉。
對於自閉症孩子來說，戰爭不只是爆炸聲，更是“結構”的喪失。學校曾是他們與世界相連的錨點，讓他們在重複而可預期的節奏中喘息。如今，錨點斷了。
達裏婭談到一個殘障孩子，如今被困在家裏。“我去他家裏上課，這個孩子的生活裏幾乎沒有任何娛樂。他早上醒來，除了學習，也許會待在角落裏玩一個足球遊戲，或者打開那些app，上下滑動看看。但他沒有網絡，什麼都做不了。他跟我說，他的生活簡直就像單獨監禁。”
這句話令達裏婭震驚，這是從一個也許連監獄是什麼都不甚瞭然的孩子嘴裏說出來的。也就在這一刻，達裏婭的過去與現在猛然相遇：她，作爲見識過這些手段的人，聽見一個孩子說他的生活變得像單獨監禁。在這樣的時刻，戰爭不只是一場外部的危機，它還是對早年那些被囚禁、被圍困的經歷的一次重演與延伸。
達裏婭的另一處工作地點，是德黑蘭南部沙赫里亞爾的一所NGO學校，專門爲阿富汗難民兒童服務。這所學校原本就困難重重：通勤困難，危險，時常停課。現在則更加惡化，達裏婭沒辦法去到那裏，沒有辦法在網絡斷掉的情況下爲學校募集資金，沒有辦法跟進孩子們的治療，也聯繫不上醫生。
達裏婭說，孩子們很害怕，做噩夢，夢見自己死了，夢見房子塌成了塵土，夢見玻璃四處飛濺。大人不知道該怎麼解釋。“世界上有些人彼此之間有問題，他們現在正在打架”，這是達裏婭覺得最誠實的回答。
戈爾珊三歲的小侄女達雅，經歷了一場跨越半個伊朗的逃亡。基什島遭到轟炸後，家人帶着她逃往查拉克。一路上，他們駕車，坐登陸艇，穿過大海，經過了黑暗蜿蜒的山路，路上兩次遭遇土匪攔截，還有整整兩個小時沒有信號。當他們終於抵達時，幾小時後一枚導彈打在了五百米外。
達雅因爲驚嚇留下了口吃。大人告訴她那只是“雷聲和閃電”，但她在電話裏對姑姑說：“雷聲和閃電變得好大……但它是紅色的。”
她躲在桌子底下，邀請姑姑玩一個“快速躲避”的遊戲，好讓“雷聲和閃電燒不着頭髮”。玩累了，她輕聲說：“我不想玩遊戲了，我想回我自己的房間。”戈爾珊爲此和妹妹大吵了一架，爭論是否該在達雅面前談論戰爭和恐懼。但她也知道，爭吵沒有答案。在一個焦慮的大人們共同告訴孩子“有什麼東西碎了”的世界裏，“保護”與”否認”之間的界限已不復存在。
恐怖
“你等着，回頭再跟你算賬”
戈爾珊說起她決定不再屈服的那一天——她出門去花市，想給陽臺和家裏買幾盆花，也許能給這個在戰火中的家帶回一絲生機。“每年這個時節，陽臺都會變得綠意盎然、充滿生機，但那天，我是硬逼着自己走去的。城市淹沒在油膩的菸灰和令人窒息的塵埃裏，但生活還在繼續。”
一個檢查站攔下她。她已經經過九個檢查站了，但最後一個不一樣。
在那裏，一個拿槍的少年要檢查她的手機。他們先是客客氣氣地搜了後備箱、手套箱和座椅下邊，然後轉向了手機。戈爾珊瞭解法律。她說：“這是私人物品。“她要求出示令狀，看了看，令狀上並沒有提到可以檢查手機。
但對方語氣嚴肅，斬釘截鐵：“打開手機，輸入密碼。”
她沒敢說不。她懂法律，知道自己的權利，但有時候恐懼比知識更有力量。
少年翻看她的相冊。問：“這是哪裏？”戈爾珊說：“我家的陽臺。“少年又看了她母親發來的消息，一條一條地讀下去，最後只說了一句：“不要散佈謠言。”
戈爾珊神志不清地穿過了檢查站。開了一會，她才意識到，自己不知怎麼就上了城北的一條高速公路。她已經沒有力氣再去花市。“我把車停在路邊，哭了。現在出門，我有時候甚至不帶手機。”
巴斯基民兵（又名動員窮人組織，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下屬的準軍事化組織）每天會在夜裏巡邏，他們組成車隊，高喊着“海達爾 海達爾”的口號呼嘯而過。軍事力量的存在比以前可見得多了：便衣特工、巴斯基民兵和鎮暴部隊帶着重型機槍守在敏感地點。戈爾珊說，“這座城市有一股伏擊的氣味”。
“當把國家推向懸崖的那些人，藉助政府的擴音器嗥叫，我們的國家就在他們的無知之火中燃燒。”就在她拍攝那面復仇旗幟、聽着那些嘶吼的時候，一架戰機從她正前方低空掠過。
這座城市同時被來自上方和下方的威脅夾擊。來自上方：戰機的轟鳴、爆炸、煙霧、斷電，和那片黑色的天空。來自下方：檢查站、便衣人員、武裝巴斯基民兵、政權宣傳的擴音器、政府口號，還有那些至今仍要控制身體、手機和行動自由的軍事和安全力量。
戈爾珊說：“這座城市困在兩種聲音之間：戰爭的聲音，和否認的聲音。”這句話道出了伊朗人戰時經驗的本質。外部的襲擊既沒有停止內部的鎮壓，也沒有將它稍作逼退，只是把它放置在了一個更加恐怖的語境裏。
達裏婭也談到那些街區裏的檢查站。一條街一條街，一個街區一個街區地設着。她被攔住的次數少一些，但這並不意味着安心。僅僅是武裝男人的存在、巡邏摩托的往來，本身就是焦慮的一部分。
檢查站到處都是，始終都在。達裏婭用帶着苦澀的幽默說——
“讓我忍不住想笑的是，我出門時大大咧咧，通常是騎摩托，從不戴頭巾。然後那些哈梅內伊的支持者就站在街上，舉着旗子，喊着口號。每次我經過他們時，那些警察看我的眼神，就像看前任一樣。就好像他們剛開始一段新戀情，正忙着應付新問題，然後我們——他們的前任，‘女人、生命、自由’的人——走過他們身邊，他們那個眼神像是在說：‘你等着，回頭再跟你算賬。’”
達裏婭這裏提到的，是2022年9月爆發的“女人、生命、自由”抗議運動。運動的導火索，是年輕女性瑪沙·阿米尼在韋扎拉街的道德警察大樓裏被害。此後，伊朗許多女性，包括達裏婭，都公開挑戰強制頭巾令，在公衆場合自願着裝，不再戴頭巾。
戈爾珊說，有一天，她偶然來到了一座被轟炸摧毀的建築前：道德警察的大樓，或者用她自己的話說，“韋扎拉街上的那個恐怖之地。就是那個地方，我們親愛的、素未謀面的、客居此城的瑪沙·阿米尼，在那裏被不公正地殺害。”
那天，當戈爾珊走到那裏，那棟樓已經不存在了。它被摧毀了。她在那裏站了好幾分鐘，只是看着。她無法相信。“但奇怪的是，我的腦海裏還是記得那棟樓的恐怖。我的心跳加快了，臉變得滾燙。那同樣的恐懼，那種多年來壓在我胸口的東西，又回來了。即使那棟樓本身已經不在了。”
從戰爭第一週，以色列開始襲擊檢查站。這些襲擊並非“精準打擊”，普通市民同樣難逃一死。而政權開始在檢查站部署十二歲的兒童志願者。一次襲擊中，一名十三歲的孩子也遇難了。
戈爾珊的朋友目睹了一場慘劇。檢查站前排起車龍，一輛坐着三個年輕人的白車被攔下。幾個武裝人員圍了上去。不到三十秒，爆炸發生。人體碎塊飛上空中，車和人瞬間被撕成了碎片。朋友說，那是他這輩子看過最恐怖的電影——是真實的，不是虛構的。
德黑蘭和其他伊朗城市，不像以色列或烏克蘭的城市那樣有防空洞或空襲警報，因爲防空設施在此前的襲擊中已被摧毀，人們只能靠煙霧、爆炸聲和電話來判斷哪裏又被擊中了。戈爾珊說：“這座城市滿是監獄、拘留中心、警察局和巴斯基民兵基地，每一條街對我們來說都曾是令人恐懼的——這樣一座城市，連一個像樣的庇護所都沒有留給它的人民。”
友情
“願真主賜福給他的父親祖父和列祖列宗”
戰爭不只是轟炸、黑暗和恐懼。在這些日子裏，另一些東西也在成形：關懷、友情，以及那些讓生命得以維繫的抵抗。
戈爾珊生出了一種近乎瘋狂的母性感。她盡力去養老院送食物，爲養護中心的一百六十個男孩做三明治。這些男孩長期被世界遺忘，如今在戰爭中更甚。他們帶着孩子般的興奮迎上來，接過三明治和飲料，坐下來祈禱、跳舞、朗誦詩歌。但他們比誰都害怕轟炸。恐懼到極點時，他們會失去對身體的控制。
她說：“我留在德黑蘭，因爲沒有我，這座城市就沒有意義。我留在這裏，是爲了那些被迫留下的人，能把生活過得稍微可以忍受一些。你也許可以奪走一個人的生命，但不能奪走他的家園。家是身份，是一切。我留在伊朗，是一個出於愛的選擇，而非迫不得已。我留下，是爲了撫慰這座城市人民的累累傷口。”
對達裏婭來說，抵抗是更細小的日常：翻譯、繼續工作、冒着危險去見朋友、寫脫口秀、不戴頭巾。她不讓戰爭把一切縮減爲單純的生存。
戰爭爆發前兩天，他們剛辦成一場地下脫口秀，來了一百人。他們也排好了下一場演出的時間。然後，戰爭取消了一切。在戰爭中談喜劇似乎無關緊要，但達裏婭覺得，恰恰是這些東西在庇護着人們。
“幸運的是——或者也許是不幸——我們體內的求生本能都很強，人們會抓住小小的東西不放。”達裏婭寫關於戰爭的脫口秀段子，每天往裏加新東西。她以獨特而辛辣的幽默，寫到了那個和她調情的VPN銷售商：“但最後，我贏得了戰爭，因爲VPN賣家先生叫我親愛的。”
有時他們打破規定去見朋友，因爲日子實在難熬。一個音樂人朋友住在電視臺大樓旁，家裏的玻璃和門都被震碎了。其他人給了他很多幫助。朋友們互相敞開家門。達裏婭說，友情是撐住她的最重要的東西。即使外出有風險，她每天晚上逼自己去找朋友。“好像我們的恐懼就這樣被分攤了。”
又一次帶着苦澀的幽默，她談起那個saqi——送私酒的人。1979年革命後，伊朗境內酒類的生產和銷售被明令禁止，但禁令從未消滅地下消費。達裏婭說，這些天，唯一真正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兢兢業業的人，就是那個把酒送到門口的人。
“他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哈梅內伊死的那天，他滿懷熱情地給每家每戶送貨。Vishnovka……一種俄羅斯伏特加。願真主賜福給他的父親祖父和列祖列宗。”
在兩位女性的講述裏，友情成了戰時最重要的生存形式之一。友情就是人們向彼此敞開了家門，互相說着：“別一個人待着，來我這兒。”
有一天，戈爾珊去長途車站送朋友。他們要經由土耳其邊境前往歐洲。送別後，她在路邊坐下來，爲這一切苦難哭泣。在戰爭裏，友情不再只是陪伴，它成了一種庇護。人們坐在一起，一塊看電影，一同被爆炸聲嚇到。達裏婭所說：“好像我們的恐懼就這樣被分攤了。”
哈梅內伊之死
“我們只想要一種普通的生活”
2026年2月28日，星期六，伊斯蘭共和國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死於襲擊。對許多伊朗人來說，他的名字會令人回憶起鎮壓與暴力。然而，戈爾珊和達裏婭並不覺得這是一種解放。哈梅內伊的死不只是一個喜悅的時刻，也是一個空洞的時刻。
一種深重的悲哀揮之不去：將獨裁者送上審判席的可能性，就此消失了。
“他從未受審，就這樣輕易地走了。”戈爾珊覺得，那是一種被剝奪了正義的悲哀：有人離開了，卻沒有問責，不必傾聽受害者的名字，不必承認那些傷口。
達裏婭也感到苦澀：“爲什麼所有這些血，就這樣沒有了答案？”
三年前，在“女人、生命、自由”抗議期間，達裏婭即使入獄也覺得自己擁有力量。“我感覺，終於，我有了某種角色，我有了某種意義。”但現在，“我感覺我什麼都不是，我整個青春和未來，都握在三個人手裏：哈梅內伊、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
在戈爾珊眼中，這場戰爭是三個怪物在她的土地上廝殺。這絕非在“幫助伊朗人民”。達裏婭說出了同樣的意思：“這是兩夥人之間的爭鬥，兩夥人都與我沒有任何關係。”
“這是一場針對伊朗的全面戰爭。”戈爾珊說，它針對土地、基礎設施、記憶和生命。政府在外國襲擊下粉飾太平，隱瞞真相，而主要受害者是這個國家的人民。
達裏婭說出了同樣的話：這場戰爭不會給人民帶來任何正面的東西，她想對伊朗以外的人傳遞的是，不要被一種拯救敘事所迷惑。這次襲擊不是一場拯救。
在爆炸聲中，戈爾珊在凌晨三點寫下了遺囑。她一直在想，該把這張紙託付給誰——一個既值得信賴、又大概率能活下去的人。戰爭不只是廢墟和煙霧；戰爭是：在你還不知道能否看見黎明之前，你已經在想，該把你最後的話託付給誰。
儘管無力，達裏婭依然在前行。她翻譯、工作、寫脫口秀。她覺得這些日子終會過去。這並非出於樂觀，而是出於一種民族記憶：這個國家曾無數次垮倒，又無數次站起。
但在這一切之間失去的，不只是基礎設施，不只是建築、檢查站和石油儲備。失去的，是普通生活的可能性。一種一個年輕女性可以去健身房、騎摩托車、去做心理諮詢、爲陽臺買花的生活；一種自閉症孩子可以把學校當作安全之地的生活；一種小女孩可以談論公園裏的鞦韆，而不是”安全地點”的生活。
也許，從這兩段講述裏浮現出的最誠實的一句話，也是最簡單的一句話。是戈爾珊說：“這本不該是我們的命運。”也許整場戰爭，對數以百萬計的人，其意義就濃縮在這句話裏：不是勝利，不是報復，不是救贖。只有這個心願——生活，能從某個地方，重新開始像生活的樣子。戈爾珊說：“我們只想要一種普通的生活。”
*文中圖片由Fatemeh Jamalpour提供
*文中達裏婭爲化名
編輯——洪蔚琳 顧問——王天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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