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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月
出品 | 騰訊新聞 穀雨工作 室
“ 接力棒已經到我這兒了，我一定要傳下去。 ”
5 月 18 日早上八點左右，在德國生活的華人女性鄭毅潔接到了消息，一名先抵達柏林第一州法院的女生告訴她，由於有大量旁聽者自發前往法院，人數超出預期，庭審地點從原定的A606廳調整至更大的A500廳。 鄭毅潔隨即通知了其他準備前往庭審的女生， “ 別走錯了 ” 。
九點左右，鄭毅潔到達柏林第一 州 法院，法庭外的旁聽隊伍已經從二樓樓梯一路延伸到了一樓大廳，約有六七十人，大多爲 20 到 50 歲的華人女性。一名在場的華人女性回憶，上次在德國華人圈引起大規模關注的案件，是中國留學生李洋潔被害案 —— 2016 年 5 月 12 日晚上，李洋潔在出門跑步時被一德國女性騙至家中，隨後遭其男友虐待、強姦，最終身亡。
本次庭審的被告人是 Zhiting S. ，現年 33 歲，是近期在國內外引發巨大關注的德國華人迷姦案罪犯之一。這起迷姦案的核心成員有 8 人，其中 7 名是華人男性，大都擁有高學歷及體面的工作。他們在一個名爲 “ 德國老司機駕校 ” 的加密聊天軟件 羣組中討論下藥迷姦的手法，分享強姦女性的視頻。他們使用特定暗語進行交流 —— 羣組成員自稱 “ 司機 ” ，把實施迷姦稱爲 “ 開車 ” ，把麻醉藥物稱作 “ 汽油 ”“ 機油 ” 或 “ 燃料 ” ，把下藥稱爲 “ 加油 ” ，麻醉後失去意識的受害者被稱爲 “ 死豬 ” 。
Zhiting S. 案發前在柏林從事醫療相關工作。 他被指控在該起迷姦案中擔任關鍵 “ 技術顧問 ” ，利用自身醫學知識，指導其他成員調配用於迷姦女性的麻醉藥物，部分藥品被僞裝爲化妝品或護膚品，以規避海關檢查。檢方還指控， Zhiting S. 曾於 2019 年至 2021 年在北京居住期間，對其同居伴侶實施多次性侵。
鄭毅潔向我回憶，出庭時 Zhiting S. 戴着藍色口罩和黑框眼鏡，穿着黑色 T 恤，手撐在桌子上，斜眼看向旁聽席。庭審過程中，他帶着黑色耳機聽翻譯內容，時而點頭，搖晃着身體， “ 好像聽歌一樣放鬆 ” 。鄭毅潔說，絲毫感受不到他的悔意。
庭審持續了一個半小時左右，結束後，旁聽的華人女性傅瑩從壓抑的大樓走出來，鬆了一口氣，她告訴我， “ 他們完全不把女性當人，使用的都是非常過量的麻醉，把別人的人身安全完全不當回事。 ”
鄭毅潔告訴我，隨着這起大規模迷姦案信息的曝光，恐慌在華人女性羣體中蔓延。 受害者分佈於德國的多個城市，包括法蘭克福、慕尼黑、柏林、曼海姆、哥廷根、紐倫堡以及荷蘭部分地區。多爲在德國生活的中國女性，既有跟罪犯陌生的留學生、尋找租客的房東，還有罪犯熟悉的女友、鄰居和朋友。這樣的畫像幾乎無差別涵蓋了各類在德國生活的華人女性。和我交談的幾位華人女性都感慨，自己沒有遭遇這樣的事情，僅僅是因爲幸運。
爲了擺脫內心的恐懼，以及出於本能的憤怒，鄭毅潔開始主動出擊。她覺得自己人在德國，離消息源很近，想主動挖掘這起迷姦案的罪犯信息。
她搜索和閱讀了國內外多家媒體報道及公開信息，一點點拼湊出了 Zhiting S. 的學歷，他本科畢業於河北醫科大學，碩士就讀於北京大學醫學部腫瘤學 ， 2021 年抵達柏林，在夏裏特醫學院攻讀博士。
在 Zhiting S. 的學校網站上，鄭毅潔查閱並下載了他的論文，得知 2023 年他在夏裏特醫院讀博期間， 曾參與北京大學腫瘤醫院關於尿路上皮癌 HER2 表達的研究，併合作發表論文。 2020 年讀研期間，他從事泌尿系統腫瘤和黑色素瘤研究，並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表論文《晚期尿路上皮癌的治療進展》。
鄭毅潔還在小紅書和微博上持續關注案件的最新動態，只要看到有人說認識幾名罪犯，她就會去私聊對方。
她找到了十幾位認識 Zhiting S. 的熟人。 Zhiting S. 的研究生同學告訴鄭毅潔，他很懶，輪班的時候不幹活，做實驗不認真，只想着回去玩電腦，一到辦公室就炒股。跟 Zhiting S. 一起喫過飯的人則認爲， “ 他還是蠻正常的，有在羣裏問過其他實驗室是否需要勞動力，他很想留在德國，一直在學德語。 ”
一位自稱認識Zhiting S.家人的國內用戶在微博評論區寫道，他父母都是挺正常和藹的人，不過，“好久沒見到他父母了，以前天天看見的，現在他家大門緊閉都看不見了。”
鄭毅潔去私信了這名用戶，對方回覆 她， “ 他（ Zhiting S. ）小名叫 良良 ，小時候和父母、爺爺奶奶一家五口就住在我家旁邊。他大約上高中那會，家裏父母買了房子。直到上大學前，他是一週會回來一兩次的。他父親曾經說過，等他回國結婚就把這套（老家）房子賣了，在北京買一套房。 ”
鄭毅潔還看到了網友搜索出的 Zhiting S. 的照片，結合她在庭審中觀察到的 Zhiting S. 的狀態，她用 AI 模擬復原了他 在 23 歲、 29 歲和 33 歲的長相，然後把照片發給這些認識 Zhiting S. 的人，有人回覆她， “ 後面兩張我覺得都差不多，挺像的。 ”
瞭解的信息越多，鄭毅潔的恐懼越少，她發現這些罪犯也不是 “ 神通廣大、了不起 ” 的人，她不再覺得震驚或者難以接受， “ 我更好地完成了從被動潛在受害者的心態，轉換到一個主動調查、主動出擊的狀態。 ”
此案最初在中國互聯網上還未引起大規模討論，是一些在德國生活的華人女性博 主在社交媒體上堅持發帖，把德國媒體的報道和庭審現場情況搬運到國內。5 月 6 日前後，鄭毅潔也在社交媒體上轉發了罪犯們的照片，但帖子顯示違規，後來她就只發案件相關信息。
這些信息有時候會消失，消失之後，鄭毅潔覺得自己作爲少數知情的人，更有責任讓更多人關注此事。她跟我提到了勒夏特列原理 —— 這是一個定性預測化學平衡點的原理，指的是在一個已經達到平衡的反應中，如果改變影響平衡的條件之一（如溫度、壓強或參加反應的化學物質的濃度），平衡將向着減弱這種改變的方向移動。她以此說明， “ 我是一個很喫壓力的人，如果壓力來自於不讓我曝光這件事情，我就一定會繼續曝光。 ”
發帖的過程中，鄭毅潔認識了其他的華人女性博主，彼此交流和共享信息，互相支持，整個五月，鄭毅潔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案子的信息傳遞上，她說， “ 接力棒已經到我這兒了，我一定要給她們傳下去。 ”
更多女性通過社交媒體得知了案件情況。鄭毅潔 5 月 去參加庭審的早上，法庭外六七十人的旁聽隊伍中有留學生，也有在德國生活和工作多年的人，還有人專程從外地趕到庭審現場。進入庭審後，有人在本子上手繪庭審場景，畫下罪犯的速寫，有人記下文字筆記，熟練掌握德語的人還會爲其他人解釋庭審細節。
5月20日，柏林第一州法院Zhiting S.庭審現場速寫，圖源張漫盈
傅瑩就是在社交媒體上看到的信息，纔去旁聽了兩次庭審。有網友在評論區提醒她，參加庭審最好戴上口罩和墨鏡，不要被認出來， “ 因爲他們的犯罪團伙還沒有被一網打盡 ” ，但她到現場，發現沒有任何女性有遮擋面部的動作， “ 大家非常大大方方地就去了。 ” 她說， “ 我想用我的行動去支持一下這場犯罪行爲裏面（受害的）華人女性 ” 。
柏林第一州法院內部/圖源HollyJolly
中國機構媒體記者在社交媒體上得知線索後，也陸續對案件做了深度調查，相關話題時不時登上微博熱搜，逐漸在中國輿論場上引起了熱議。一個關注此案的華人女性告訴鄭毅潔， “ 我爸都知道了這個事情 ” 。她們意識到， “ 傳播的程度還蠻廣了。 ”
6 月份， Zhiting S. 的庭審還在進行，仍然有華人女性接力去參加庭審，並在社交媒體寫下長篇筆記，更新庭審現場的情況，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目前 Zhiting S. 最後的庭審日期定於 6 月 24 日。
交談中，我問鄭毅潔，關注此案的責任感來源是什麼。她回答， “ 這是身爲一個女性和作爲一個人的責任。 ” 接着她又補充道， “ 我有這個能力，我有這個時間，我也有這個興趣和好奇心，而且我行動力超強，我也比較有正義感，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難道這個事情就一直被掩蓋，或者裝作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嗎？我覺得作爲一個知道問題和了解這件事情的人，我應該承擔一份責任。 ”
“ 暴力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才能被阻止 ”
今年 4 月開始，兩位常駐柏林的華人女記者孫謙和張漫盈，先後深入調查了這起迷姦案。孫謙告訴我，一些強姦案的取證難點在於案發後幾年精液、指紋等物證很難留存。而本次案件的特殊性在於，罪犯們親手錄下了自己的犯罪視頻，並按照受害者的名號分門別類地放到了不同的文件夾中， “ 就像收集獎盃一樣 ” 。
根據庭審信息和判決書，作案過程中，罪犯們還把視頻和圖片實時分享到了加密聊天軟件 羣組裏，羣組的聊天記錄和犯罪視頻又交叉印證了犯罪事實， “ 他們錄下來自己當做戰利品的這些視頻，最後成了把他們送進監獄的鐵證。 ” 孫謙說。
“ 德國老司機駕校 ” 羣組的核心管理者是張大鵬，案發時 43 至 44 歲。根據張大鵬的領英信息， 2002 年，他從哈爾濱工業大學土木工程專業畢業。 2005 年赴德留學，進入圖賓根大學攻讀計算機專業，最終獲得信息技術碩士學位，並輔修工商管理。被警方逮捕前，他在世界頂級跑車與賽車製造商英國路特斯 ( Lotus) 公司就職，擔任信息技術部門經理。
根據德國多家媒體報道，他從 2020 年起活躍於 加密聊天軟件 上的暴力色情羣組，逐步成爲包括 “ 德國老司機駕校 ” 在內的多個羣組的核心管理者與組織者之一，負責提供迷姦藥物使用建議並在羣組多次直播犯罪過程。 2024 年 1 月開始，張大鵬通過社交平臺搜尋發佈出租房屋資訊的中國女性，以女性化賬號名稱及語氣與對方接觸，隨後假冒租客見面看房，趁機實施性侵。
張大鵬的社交媒體頁面，圖源網絡
今年 2 月 6 日，法蘭克福地方法院作出裁決，認定張大鵬涉及包括特別嚴重強姦、謀殺未遂、非法持有及傳播暴力色情物品，以及違反毒品相關法規等共 22 項罪名，判處 14 年有期徒刑，鑑於法院評估其存在多重性偏好障礙且再犯風險極高，另裁定於刑滿後對其實施預防性羈押。
4 月下旬，孫謙向法蘭克福地方法院申請，獲得了張大鵬案的判決書，約有八九十頁。因爲犯罪視頻錄製得非常清晰，判決書按照作案視頻，詳細記錄了犯罪時間、地點、作案過程，甚至是每一個犯罪動作。
她形容，閱讀判決書的過程，很多時候並不像在看法律文件，而更像是在被迫閱讀一部沒有任何節制、充滿暴力與羞辱細節的色情文本。她還需要把判決書從德文翻譯爲中文，整個過程讓她生理上非常不適。在閱讀和處理判決書的那幾天，她都沒什麼胃口喫飯。判決書中有大量詳細描寫性侵犯的內容，沒有辦法寫在任何公開報道里。
犯罪行爲的強度和 “ 變態程度 ” 也超出想象。 孫謙說，張大鵬曾對同一個受害者在一個晚上的時間使用同一種藥品 20 次藥， 所有下藥次數疊加起來可能要幾十次，他自己錄製的犯罪視頻中，被害人的呼吸明顯受阻，氣道堵塞。判決書指出： “ 氣道阻塞與功能性肺衰竭，會導致即刻致命的窒息。 ” 孫謙覺得，張大鵬是一個 有 反社會人格的人， “ 在他眼裏，女性的命、女性的身體都不是看成活物來對待的。 ”
除了迷姦女性，張大鵬還持有極端嚴重的 嬰兒 色情視頻。 2024 年 11 月 14 日，張大鵬像往常一樣到公司上班時被警方抓獲，警方隨後在他家中查獲 5 個外接硬盤和 2 個內置硬盤，發現 17.6 萬份尚未刪除的色情圖片與影像文件。孫謙在判決書中看到，這些影像幾乎全部涉及女童。
2024年9月，德國黑森州警察局發佈提醒年輕女性謹防中國籍連環強姦犯（實爲張大鵬）的警情通報
另一名罪犯蔣中懿的犯罪行爲也體現出“非人”的一面。案發時他28至29歲，正在慕尼黑工業大學攻讀機器人學專業。
他的主要作案對象是自己的女友。法院認定，在2023年至2024年12月之間，侵害至少發生了八次，每一次都發生在他的住所內：他將麻醉類藥物以高於一般醫療標準約5至10倍的劑量，混入飲料、牛奶或其他乳製品中，等受害者失去意識後進行長時間性侵併拍攝過程。
庭審資料顯示，受害者昏迷後出現舌根後墜、呼吸受阻、面部青紫等危及生命的症狀。即便在這種狀態下，蔣中懿仍未停止施暴，也沒有采取任何救助措施，甚至曾兩度離開現場，將受害者單獨留在室內。法官在庭上指出： “ 被害人之所以沒有出現致死後果 ，純粹只是出於偶然。 ”
4 月 14 日，慕尼黑第一地區法院對於蔣中懿的庭審中，孫謙是唯一一個在場旁聽的華人記者。她 第一次真正看清楚了蔣中懿的模樣，她說這是一個外貌特徵並不明顯的男性，皮膚很黑，戴着細邊圓框眼鏡，判決當天他把自己整理得很乾淨，似乎還抹了髮蠟，庭審持續了兩個小時，他全程面無表情，很認真地記筆記，偶爾會皺個眉， “ 特別像一個在上課的好學生的感覺。 ”
孫謙還對庭審時法官提到的一個細節印象深刻 ，法庭播放蔣中懿拍攝的犯罪錄像時，蔣中懿用手遮住了自己的眼睛， 法官於是提醒他，他曾經花很長時間反覆觀看這些錄像，並藉此自慰，而當這些畫面在法庭上重新出現時，他卻遮住了自己的眼睛。
調查四名罪犯的過程中，孫謙認爲人物形象最矛盾和複雜的是 Tong Z. ，她分析說， “ 在他身上能看到更多他的成長經歷對他所作所爲的影響，在已有的媒體報道當中，對他的人物畫像的還原，也是最爲全面的 ” 。
Tong Z. 案發時 25 歲，是柏林機械工程專業留學生，他青少年時期就到德國讀寄宿學校，在當地生活了十年左右。
張漫盈採訪了認識 Tong Z. 的人，得知 Tong Z. 在柏林做了很多兼職，包括代駕接機、餐館打工和私人健身教練，他的社會交往也很多，這些熟人對 Tong Z. 的評價都非常正面，出現最多的形容詞是， “ 善良、樂於助人、對他們非常友好。 ”
他的兼職同事說，他在工作中是非常靠譜的人。另一位健身學員說，案發之前，他都認爲 Tong Z. 是值得信賴的朋友。 Tong Z. 的健身房老闆知道他犯罪後，甚至覺得震驚和惋惜，他告訴張漫盈， “ Tong Z. 完 全不像那種需要通過性侵來獲得性資源的男性。 ” 不過張漫盈還得知了一個信息，中國留學生圈子內曾流傳他在高中時 “ 偷內褲 ” 的醜聞。
這名在現實生活中幾乎沒有 “ 差評 ” 的男子，卻在加密聊天軟件 犯罪羣組裏高度活躍，他的網名是 “ 白天的上帝，黑夜的惡魔 ” （德語： Gott bei Tag, Teufel bei Nacht ）。羣組聊天記錄顯示，他與主犯張大鵬之間有 2000 多條涉及作案細節的對話， Tong Z. 多次聲稱自己性侵過 18 名女性。
在法院認定的事實中， Tong Z. 最早一次作案發生在 2019 年，當時他還在讀高中。此後約五年時間裏，他先後對至少 13 名年齡相仿的中國女性實施性犯罪，包括女友、鄰居和旅行同伴等。
除下藥後實施性侵外，法院還認定他長期存在偷拍和監控行爲。他曾在自己的住處安裝隱蔽攝像設備，偷拍多名女性更衣，以及發生性行爲的過程，也曾將設備放置於受害者的浴室內，用以窺視對方如廁和洗澡。 他還在個人電腦裏爲每一名受害者都建立了單獨的電子文件夾，其中一個文件夾被命名爲 “ 牀墊上的女人 ” 。
孫謙和張漫盈兩位記者 瀏覽了 Tong Z. 的兩個小紅書賬號，大號名字叫 “ 白日小說家 ” ，呈現的是歲月靜好的健康留學生形象，平時去學校、圖書館、健身房，喜歡健身、騎行、旅行和露營，而在另一個小號上，他的介紹是 “ 華人健身私教 ” ，他在置頂的兩篇帖子裏抱怨 —— 爲什麼有女生同時交往不止一個男朋友。經過採訪和閱讀判決書，張漫盈感受到了 Tong Z. 身上的 “ 反差 ” 。
判決書還附上了 Tong Z. 的當庭自白，他重點回溯了成長經歷，描述自己長期處於孤立狀態，也談到了成長過程中遭遇的暴力。
按照他的說法，他從小沒有在父母身邊長大，曾輾轉寄住在親戚家中，並在此期間遭受毆打，後來進入國際學校讀書，又遭遇教師施暴。 15 歲時，母親將他送往德國求學。剛到德國時，他既不會德語，也缺少照顧和支持。
在此後的很多年裏，他始終難以建立穩定的人際關係，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親密朋友。大量時間裏，他獨自坐在電腦前，孤獨感和疏離感不斷累積。他後來進行的大多數旅行，同行者都是通過網絡認識的女性旅伴。在他的講述中，那是自己嘗試靠近他人、擺脫孤立狀態的一種方式。
法庭上，他這樣解釋自己的心理狀態： “ 我很早就學會了不能依靠任何人，必須在情感上保護自己。這使我深感壓抑，變得猜疑。我從未真正有過情感寄託對象。我雖然從未捱餓，但也從未感受過情感上的溫暖。回想起來，我現在意識到，我常常將情感的親近與控制或記錄混淆。我沉迷於數字影像、視頻和幻想中，卻沒有意識到這可能傷害真實的人。 ”
不過，這些經歷最終沒有成爲柏林法院減輕量刑的依據。法院認爲， Tong Z. 並未在德國的社會文化環境中表現出明顯的失能狀態。他曾與多名女性建立關係，其中包括正式戀愛關係，也能在華人社羣中結識朋友、建立友誼。對於他提及的童年經歷，法院同樣認爲，沒有看到與此相關的創傷後遺症跡象，因此不足以構成對其責任能力的實質性限制，
孫謙告訴我，儘管在法律上， Tong Z. 自述中關於童年經歷和心理狀態的描述，並沒有被法院真正納入量刑考量，但在法律之外，仍然可以從多個層面繼續追問：這些案件究竟是少數個體的極端犯罪，還是某種更廣泛危機的集中顯影？ “ 面對罪犯，在犯罪心理學、法律、道德上常常探討的是 nature or nurture ？天生如此，還是後天成長的社會環境以及教育造成的，而最後的答案可能會是兩者都有。 ”
國外媒體報道《性侵10名女性的學生被判24年監禁》
如果僅從Tong Z. 的“自我敘事”去理解，似乎他的親密關係障礙和孤獨感是導向他的個體犯罪的重要原因。 歐 美的學術論文中有大量關於匿名犯罪網絡羣體的研究，孫謙查閱了資料，發現很多專家都提到一點 ——“ 共同犯罪、共同保守祕密，會使得羣組成員迅速建立連接，而且會產生更強烈的歸屬感，形成一個共同體，彼此之間互相模仿、互相支持。 ”
但當只討論施害者的心理結構時，也會面對公衆和自我的質疑：這會不會是在爲他們開脫？孫謙在採訪中反覆聽到在德中國社羣中的女性這樣反問： “ 中國女性在德國也會面對孤獨的問題呀，那她們怎麼沒有去迷姦男性呢？ ”
這種警惕並非沒有道理。而且孫謙認爲，面對這樣惡劣而廣泛的厭女暴力網絡，繼續追問個別施害者是否 “ 孤獨 ” ，多少顯得有些失焦。 “ 個體的心理困境或許存在，但它並不能解釋，爲什麼這種痛苦最終會轉化爲針對女性的系統性暴力。也不能解釋，這些暴力爲何從男性流向女性，最終變成規模性地對女性的下藥、侵犯和羞辱。 ”
隨着調查的推進，孫謙從一些犯罪心理學家和法學專家那裏接觸到另一種解釋路徑：問題不在於施害者是否孤獨，而在於當一些人主觀感受到失權、無力或被輕視時，可能會試圖通過極端和扭曲的方式重新奪回掌控；而在厭女文化和羣體鼓勵的作用下，這種對掌控的渴望，最終會落到女性身體之上。
這也讓孫謙想到德國哲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弗洛姆的理論，她在報道中引用了弗洛姆《逃避自由》一書中的內容， “ 當一個人在感到自己孤獨、無力、焦慮、被世界壓迫，而又找不到積極的方式去建立聯繫和創造生活時，他就可能轉向破壞性，通過摧毀外部對象，來消除自己面對世界時的無力感，獲得一種假性的力量感。 ”
孫謙說，作爲女性，她在接觸這些案件時，第一反應總是會本能地代入受害者的視角；也正因爲如此，她很難理解這些男性爲何會犯下這樣的罪行。試圖從施害者的心理機制出發去理解案件，對她來說是反直覺的，她需要和自己的直觀反應做一些心理鬥爭。但在和不同的專家討論之後，她越來越覺得，這樣的理解是必要的，其意義所在正是瞭解這種暴力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才能被阻止。
羣體性的惡和全球性厭女
爲了調查迷姦案背後的 加密聊天軟件 羣組，孫謙和張漫盈兩名記者各自進入了多個 “ 代駕羣 ” 和 “ 迷姦藥羣 ” ，在五花八門的羣組裏臥底了十多天，這些羣規模最大的有幾萬人，羣內聊天和更新頻率很高，一小時內就會刷屏一百多條信息：
“ 得不到，就下藥 ”
“ 尋求滿油代駕 ”
關於 “ 迷姦口香糖 ” ： “ 從外表看，你絲毫看不出這會是迷姦藥 ” ，“ 很多跑黑車的司機會常備，有時候拉一些女白領，尤其是出差的女白領，遞給她們口香糖，喫了之後，很快起效， 5 分鐘之內暈倒。隨便開到一個荒郊野外，在車裏就能完事兒，車震完就回來。 ”
一位在 加密聊天軟件 觀看 “ 偷拍資源 ” 的男性告訴她們，很多人最初都是從色情片的廣告進到 加密聊天軟件 的偷拍羣中，接下來是迷姦羣、性虐待羣，難度不斷升級，最後還有一些私密的小羣，要通過內部的羣邀請鏈接才能進去，入羣條件是要成爲它的消費者。
張漫盈經歷了類似 “ 脫敏 ” 的過程。剛進這些羣時，她覺得很壓抑，很受衝擊，很 “ 有工傷 ” 。她在一個資源羣內看到被迷暈的受害女性的照片，這名女生的眼神已經渙散，不像是正常人的狀態，那幅畫面讓張漫盈至今心有餘悸， “ 非常非常恐怖。 ”
但因爲每天都要瀏覽這些內容，張漫盈不得不抽離出來，把它當成一份工作去進行。她想象那些犯罪男性的心理過程， “ 在一個幾千人的大羣裏，當大家都在發買油、代駕、迷姦自己的女性伴侶時，他們就會覺得所有人都在這麼幹，對於犯罪的容忍程度就會逐漸提高，底線則不斷被拉低。 ”
法院在張大鵬的判決書中，強調了 加密聊天軟件 羣組在犯罪中的關鍵作用 —— 正是羣組的交流讓張大鵬等犯罪者對用麻醉藥物迷姦女性產生了興趣，而且他們通過羣組的討論產生了一種 “ 羣體動力 ” ， “ 確認並強化了他的幻想 ” ，其他人的贊同和反饋則 “ 進一步削弱了他的法律意識。 ”
在蔣中懿的庭審中，孫謙聽法官提到，從他們掌握的聊天記錄來看，蔣中懿加入的 “ 和平酒店 ” 加密聊天軟件 羣成員有 4600 多人，遍佈歐洲不同國家， “ 這些羣裏，充斥着大量關於以麻醉手段對女性以及兒童實施性侵的描述和討論。 ”
庭審結束前，主審法官馬庫斯 · 科彭萊特納（ Markus Koppenleitner ）還提到了法國大規模迷姦案 —— 主犯多米尼克 · 佩利科特曾在妻子吉賽爾 · 佩利科特的食物中祕密投放強效鎮靜劑等藥物後實施性侵，長達九年，期間他通過網絡論壇尋找並邀請至少 83 名陌生男子前往家中，在妻子昏迷並毫無知覺的情況下實施侵害。 2024 年，多米尼克和另外 50 名被告人受審， 72 歲的吉賽爾女士主動放棄匿名權，並要求公開審判。
法官科彭萊特納 說： “ 這不是法國現象，也不是中國現象，而是德國和全球共同面對的問題。 ”
在這一系列迷姦案中，最讓孫謙感到棘手的議題之一，是施害者統一的 “ 華人 ” 身份。她並不認爲這意味着問題只屬於中國男性，或只發生在華人社羣內部。但問題在於，案件發生在德國，而施害者與受害者同時集中出現在一個人數相對較少、內部連接更緊、處於移民語境中的華人社羣裏，因此可能被解讀成某種 “ 族羣問題 ” 。
在關注華人迷姦案後，德國女留學生崔穎開始用德語在網絡上檢索類似案件的相關信息，查找到了一部 2024 年 12 月發佈的調查紀錄片《 Das Vergewaltiger-Netzwerk auf 加密聊天軟件 》（《加密聊天軟件 上的迷姦犯罪網絡》），該片由德國北德廣播公司（ NDR ）旗下調查欄目 STRG_F 製作。
德國記者關於加密聊天軟件迷姦網絡的調查紀錄片
2023 年，兩名德國女記者Isabell Beer和Isabel Ströh 潛入了加密聊天軟件 數十個封閉的聊天羣組，發現裏面的男性用戶互相交流和教學如何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迷昏並強姦女性。他們彼此煽動，預告自己即將實施的強姦行爲，並把犯罪錄像分享給整個羣組。規模最大的羣組擁有超過七萬名成員，橫跨歐洲、美洲、亞洲，羣內成員主要用英語交流。
而大多數受害女性大多數都來自這些施害者的直接生活圈，是他們自己的姐妹、母親、女友、妻子。一些施害者聲稱伴侶是同意的，但相當多的男性炫耀地寫道， “ 她對此完全不知情。 ”
羣內聊天記錄極其露骨。一位用戶描述自己的伴侶 :“ 她現在喝得爛醉，又加了幾片安眠藥。希望我馬上就能玩一下。 ” 其他成員興奮回應 :“ 哇，太棒了！她長什麼樣 ?”
緊接着，這位用戶就在羣裏發送照片。部分強姦行爲是在羣組成員的實時圍觀下直播進行的，一位德國男性主動提議把自己的妻子供其他成員強姦，並表示自己已經在網上訂購了迷姦藥物。
部分羣組聊天記錄，截圖來自德國記者關於加密聊天軟件迷姦網絡的調查紀錄片
看完這部紀錄片後，崔穎聯繫了這兩位調查迷姦的德國女記者，彼此交流了德國和中國的迷姦案情況，德國女記者提到，她們在調查的過程中也看到了中文羣組的邀請鏈接，但因爲語言不通就沒有繼續深入，在德語和英語的羣組裏，犯罪的表達比較直接，不會用 “ 開車 ” 等類似隱喻。她們還說，歐美警方對於案件立案的態度更多是需要受害者自己察覺並報案，第三方證據很難作爲立案標準。
崔穎後來把這部紀錄片的內容搬運到中文社交媒體上，有人批評她，在這個節骨眼去講外國的案子，會有“ 洗白國男” 、“ 拉偏架” 的嫌疑。但她告訴我，希望大家注意到，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去德國留學前，崔穎認爲德國在女性權益保護問題上做得更好，根據聯合國最新評估，德國在性別平權方面常年穩居全球前十名，但當真正進入德國社會後，崔穎發現仍然難以擺脫性騷擾問題的困擾，兩年前她有一次點外賣，送餐的男外賣員突然索要她的聯繫方式，並強行進入她家，試圖跟她發生肢體接觸，她後來還發現被男子跟蹤的跡象。
崔穎向外賣平臺投訴後報了警，德國警方只出示了一個警告函，沒有再採取其他保護措施。崔穎瞭解到，很多德國女留學生被性騷擾的案子都以證據不足或者沒有後續告終。她說，在德國這樣的小語種國家去走漫長的法律程序，語言隔閡是一件很難辦的事情。
德國媒體報道《連環下藥強姦犯，或另有60名受害者》，圖源網絡
而作爲一名 22 歲的女性，崔穎在更早的青春期就感受到了來自男性羣體的 “ 厭女心理 ” 。她在國內上初高中時，男生會在課間休息的公共場合講黃色笑話，比如 “ 有人在寢室裏面自慰得牀都在搖。 ” 一位她高中時期敬重的學長，平時會在朋友圈轉發性別平權相關的文章，但她聽說這位學長成年後去嫖娼了，還有一位男生高中時就散播自己前女友的黃謠，後來他順利去世界排名前三的大學讀書，崔穎說， “ 他們再回到國內相親市場的時候，你很難去分辨他們真正的內心到底是什麼樣子。 ”
柏林女留學生 R 對親密關係中的傷害也並不陌生，她在國內時，第一任男朋友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強行 拍下她的私密照片，共享到了一個男性微信羣裏，而第二任男朋友在她明確拒絕的情況下，堅持發生性行爲。她說，這兩名男性現在是大學老師，生活看起來很體面光鮮。而德國留學圈裏一直流傳着各種爆料的 “PDF” ，內容包括 “ 渣男劈腿很多人 ” ，還有男生在國內有女朋友的同時， “ 在國外又談一個 ” 。
R 還提到了 2021 年疫情期間曝光的 “ 灣區 N 號房 ”加密聊天軟件 羣， 當時，一份參與者名單在網上流傳，據稱羣內 500 名成員全部是美國硅谷大廠科技公司的華人男性程序員，他們會偷拍身邊女性的私密照片，或從網絡上盜取相關影像，在羣內分享傳播。 R 將此事發布到社交媒體後，收到一名女性的留言，對方說，自己有位擔任公職人員的朋友，其所在的 微信羣中 大家長期討論如何性侵自己的伴侶，以及民間迷藥的使用方法 。 R 說， 從那以後，每當再看到類似事件，她已經不再感到意外， “ 大家似乎都司空見慣了 ” 。
調查完德國華人迷姦案後，張漫盈感到很無力， “ 大量男性利用了加密聊天軟件 這樣的去中心化平臺、區塊鏈技術等去犯罪，就像一個九頭蛇一樣，根本沒辦法完全清除掉。 ” 她覺得自己身處一個很危險的世界，男性專挑自己的伴侶 “ 下手 ” ， “ 這種事情太過於常見，就覺得男性很難以信任。 ”
此案發生後，崔穎看到身邊的一些女性朋友有一種 “ 倖存者偏差 ” 的心理，她們積極關注這件事，但認爲要跟現實分開來看，有人安慰並說服自己 “ 我男朋友不是這樣子的 ” 。
最終，蔣中懿被一審判處 11 年 3 個月有期徒刑，並裁定 “ 保留性預防性羈押 ” ，在審判中，法官提及了 “ 性偏好障礙 ” 的概念（德語： Störung der Sexualpräferenz ）。法院強制要求他在服刑期間，必須在監獄內接受針對該障礙的專門心理治療，以矯正極端的暴力性行爲傾向。
孫謙查閱了資料，發現在臨牀心理學和法醫精神病學文獻中，有一個相對少見、但與本案高度對應的診斷 —— 戀睡癖（ Somnophilia ），她在報道中解釋， “ 這是一種性慾倒錯（ Paraphilia ），具體指的正是像迷姦案中的施害者一樣，他們的性興奮並不主要來自性關係中的平等互動，而是來自對方處於睡眠、昏迷、醉酒、藥物作用或其他無法回應、無法反抗也無法表達同意的狀態。 ”
孫謙告訴我，她認爲戀睡癖的底層心理或許跟威權體制、父權制的邏輯同構， “ 大家長式的社會環境營造出來的對於女性的規訓，就是你要聽話，聽話到極致，就是你像一具屍體一樣，我對你做什麼你都沒有反應。 ”
“ 我們 要不要對受害者做這麼多的期待？ ”
這是張漫盈第一次參與大規模性犯罪的報道，她以爲自己不會受太大影響，但調查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她始終被一種不安全感籠罩着。出差晚上回到酒店睡不着，她一直擔心酒店的門有沒有被打開。案件相關的信息進入了她的夢境，她夢到身邊的人變成了迷姦犯，夢到有人威脅她的父母，有一天她從噩夢中驚醒後，迅速點進 AI 軟件，希望獲得一些理論支持， “ 告訴我夢跟現實是相反的。 ”
張漫盈無法想象受害者承擔着怎樣的精神壓力。
檢方曾指出， Tong Z. 犯下最爲嚴重的案件發生於柏林，受害者是他通過社交平臺結識的年輕女性，具有輕度身心障礙， Tong Z. 在她飲品中加入高劑量麻醉藥物後，使她失去意識，期間實施性侵併進行錄影。受害者直到警方出示相關影像證據後，才知道自己曾遭受侵犯，此後出現嚴重的社交恐懼及創傷後壓力症狀。
孫謙提到，相比其他暴力性侵案的受害者，迷姦案受害者的創傷反應或許會有所不同，由於藥物作用，很多受害女性對於被施暴的過程沒有記憶，因此她們心理上可能會產生一種認知失調和解離感。
孫謙在蔣中懿的庭審中得知了受害者的狀態 —— 這位被蔣中懿迷姦、差點窒息而死的女友在他被捕的那一晚，才得知長時間以來自己身體異樣的原因，她經常醒來後極度疲憊、頭暈噁心，對前一晚發生的一切毫無記憶，並且無端的情緒低落、只想躺着，甚至在絕望之中懷疑自己，是不是患上了某種精神疾病，會不會在某個時刻結束自己的生命。
被害人後來對法庭說， “ 她至今都無法真正相信自己經歷了什麼。她無法理解，因爲在她的認知中，自己當時與被告人處於一段感情關係之中，日常生活裏也一直有合意的性生活。因而那些發生在無意識狀態下的侵犯，對她來說有一種難以承受的 “ 異己感 ” ：彷彿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但又確確實實發生了。 ”
法官在最終的庭審中還提到，這位作爲被害人的女友，接受了蔣中懿支付的 2 萬歐元 “ 痛苦撫慰金 ” 。這筆錢最終也對他的量刑產生了影響。而 Zhiting S. 在北京的犯罪行爲，涉及到的推定受害人同樣是他的女友，柏林法院新聞發言人說，這位女士已經通過他人告知法院，她與被告訂有婚約，並且要行使其拒絕作證的權利。根據德國法律規定，如果當事人之間存在婚姻或者訂婚關係，通常可以不必出庭指證其配偶或未婚夫（妻）。
蔣中懿在庭審現場，圖源網絡
對於這些親密關係中的受害者，孫謙坦言，她的情緒有過不同層次。如果在一個理想的環境中，她當然希望她們能夠像法國迷姦案受害者吉賽爾女士一樣站出來，但是當下她更多的是理解她們的選擇。她說， “ 有時候所謂（反抗和戰鬥）的勇氣也是建立在很多安全感之上的，是不是？ ”
想要受害者有站出來的勇氣，就需要構建一個對她們而言更安全的外部環境。孫謙指出，這一系列德國華人迷姦案中，華人女性不僅要面對作爲女性的性別暴力，也可能要面對作爲移民、作爲少數族裔、作爲社羣內部成員的多重弱勢處境。
而作爲女性，大家似乎都清楚，受害者的身份標籤會遭到公共輿論更嚴苛的審視。鄭毅潔在挖掘 Zhiting S. 信息時，聯繫了一位夏裏特醫學院的女生，對方說認識 Zhiting S. 和他的現任女友，但這名女生並不想透露自己的個人信息。她提到一點，讓鄭毅潔印象深刻， “ 不想站出來說是因爲擔心會被大家懷疑是受害者。 ”
最近結束調查後，張漫盈跟一位非本案的性侵受害者聊天，這名女生曾被自己的父親猥褻，但現在依然跟父親維持着不錯的關係。張漫盈很困惑，直接詢問她，爲什麼要跟你父親繼續維持這麼好的關係？這是不是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徵？她告訴女生， “ 你可以去抵抗，可以去反抗。 ”
但當張漫盈脫口而出這句話時，她突然意識到自己 “ 非常 aggressive （有攻擊性） ” ， “ 我並不是一個受害者。 ”
這名女生講述道，她跟別人傾訴自己的遭遇，大家都認爲她 “ 懦弱 ” ，非常不理解她的行爲，這讓她感到很受傷。她最近看了韓國電影《世界的主人》 —— 影片講述了童年被親叔叔性侵的女主角李珠仁跨越創傷、拒絕被 “ 受害者身份標籤 ” 定義的故事。她對張漫盈說，這部片對自己影響非常大， “ 我不想當受害者，我拒絕把我自己當成父親猥褻的受害者。 ”
跟這名女生聊完之後，張漫盈反思了很久，
“
也許我不應該去追問爲什麼，或者是我沒有資格去追問這件事情，我期待她去做反抗，就像期待
Zhiting S.
的女友上庭作證，期待蔣中懿的女友不要拿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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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歐去跟他和解。但我作爲一個局外人，我作爲一個非受害者，我很難去真正理解受害者的心理活動是什麼樣，我不知道她們在親密關係中的相處模式是什麼樣，我認爲她們的心理很複雜。而且我最近也一直在想，我們要不要對受害者做這麼多的期待？
”
（來源：騰訊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