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十城記（一）孟買摺疊

總序

很多人都是因爲看了我寫的關於印度的文章才關注了我，可我卻一直覺得，我壓根兒都還沒開始正式寫印度呢！

爲什麼這麼說呢？因爲印度的體量和複雜程度無與倫比—— 整個歐洲加上北美和澳洲，文化多樣性恐怕都比不上一個印度 。畢竟，在英國殖民者到來之前，印度次大陸上曾有五百多個土邦，每個土邦都是一個自治或半自治的封建小王國。大部分人對印度的印象都既刻板又淺薄，甚至連許多印度人自己都對印度不甚了了。而我之前寫的印度，總體而言也比較碎片化，如此大的體量令我無從下手，無論怎麼寫都是管窺蠡測；我的文章都只是從某些角度進行切入，從未能夠用一種全景的方式展現印度的深度和廣度——或許，這本身就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吧。

所以，我花了整整五年時間醞釀“印度十城記”這個系列。這個系列緣起於我在 2020 年底爲當時書稿增補的兩章文字——“孟買加爾各答雙城記”，着重寫了孟買與加爾各答這兩座英國殖民時期的傳奇城市。後來有一次我在給印度城市做排名的時候發現， 印度最大的七座城市 （以人口數量爲標準，只算城市行政區，不算整個都會區）， 居然分別屬於七個不同的民族，使用着七種不同的語言 ——

1. 孟買 （ Mumbai ），人口約 20,961,000 ，主體民族馬拉地人（ Marathi ），說馬拉地語；
2. 德里 （ Delhi ），人口約 16,787,941 （都會區約 3300 萬），主體民族印度斯坦人（ Hindustani ），說印地語；
3. 班加羅爾 （ Bangalore ），人口約 12,764,000 ，主體民族卡納達人（ Kannadiga ），說卡納達語；
4. 海得拉巴 （ Hyderabad ），人口約 9,746,000 ，主體民族泰盧固人（ Telugu ），說泰盧固語；
5. 艾哈邁達巴德 （ Ahmedabad ），人口約 8,059,000 ，主體民族古吉拉特人（ Gujarati ），說古吉拉特語；
6. 金奈 （ Chennai ），人口約 7,088,000 ，主體民族泰米爾人（ Tamil ），說泰米爾語；
7. 加爾各答 （ Kolkata ），人口約 4,496,000 （都會區約 1500 萬），主體民族孟加拉人（ Bengali ），說孟加拉語；

這七座城市的七種語言跟咱們中國不同城市的方言那可是兩碼事，每種語言都有自己獨立的文字、互不相通，南北印度使用的語言甚至分屬印歐語系和達羅毗荼語系。意識到這一情況後，讓我感到頗爲震驚和魔幻，感覺找到了一個描繪“全景印度”的極佳切入點——既然沒人能夠寫得完印度的兩百多個民族、一千多種語言，那如果能取這具有代表性的七個城市來寫，也算是勉強能對印度有一個相對全景式的認知了。

但既然要寫“一城一語”的全景式印度，我覺得極有必要再加上三座城市——

8. 科欽 （ Kochi ），主體民族馬拉雅利人（ Malayali ），說馬拉亞姆語；
9. 阿姆利則 （ Amritsar ），主體民族旁遮普人（ Punjabi ），說旁遮普語；
10. 瓦拉納西 （ Varanasi ），主體“民族”婆羅門，有着全世界最權威的梵語學府，當地晝夜不息的祭祀活動中依然大量地使用着梵語。

這十座城市我都去過不止一次，其中孟買、德里、加爾各答、阿姆利則、瓦拉納西，我早在五年前就曾從不同角度寫過一些。然而這五年間，我看了許多關於印度的書籍、電影，重新梳理了對印度的認知，搭建框架撰寫長文的“功力”更是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這個系列打算在“雙城記”已有內容上進行全新的擴寫和重寫，並加上新的照片配圖。

考慮到大部分讀者對印度的城市缺乏概念，爲了讓大家迅速對這十座印度城市建立起一個初步印象，首先我會試着將這些城市與我們中國的城市相類比。鑑於中印兩國巨大的文化差異，我無法保證這些類比妥當貼切，且作權宜參考。

孟買 相當於上海，這個毫無爭議——都是國家的商業金融中心，都是從沿海灘塗發展起來的新興城市。
德里 相當於北京，這個也沒啥爭議——都是位於北方的國家首都，都是政治中心以及歷史古都。北京有故宮，德里有紅堡。
班加羅爾相當於深圳，信息技術產業發達的經濟特區，一個是“印度硅谷”，一個是“中國硅谷”。
海得拉巴 可類比成都，都位於國家的內陸腹地，融合了歷史與現代，海得拉巴所在的德干高原作爲一個單獨的地理單元對標四川盆地。
艾哈邁達巴德 可類比蘇州，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工業並重的世遺城市 ，自古以來都有着發達的紡織業 ，保留了特色的古城區，同時也有着先進的工業園區。
金奈 是“印度的廣州”，同爲南部港口城市、區域中心，以南印度製造業中心對標珠三角製造業中心。
跟 加爾各答 最相似的城市是香港——或者說“未來的香港”，曾經在被殖民的時期依託大英帝國的全球貿易網絡而輝煌一時，然而在本國其他城市發展起來之後逐漸被邊緣化。
科欽 是“印度的廈門”，歷史上都以港口貿易起家，現在都是南部濱海以殖民建築爲特色的旅遊城市。
阿姆利則 相當於烏魯木齊，同爲西北邊疆重鎮，有着不同於主流的宗教文化和民族認同，當地暗流湧動，中央政府不得不給予額外關注。
中國找不到任何一個類似 瓦拉納西 的城市，我只能勉強將其對標西安，古代曾是整個區域文明的核心，聚集了衆多的文化遺產。

但正如同我們無法僅僅通過以上這十座中國城市就遍覽中國，這十座印度城市也遠不足以涵蓋印度的全貌，值得寫的印度城市還包括 果阿 （主要說印地語，相當於“印度的澳門”）、 斯利那加 （主要說克什米爾語，相當於“印度的喀什”）、 西姆拉 （主要說帕哈里語，相當於“印度的重慶”）等，這個系列暫且放在一邊，下次有機會再來講。熟悉印度的讀者或許會抗議爲什麼榜上沒有拉賈斯坦邦的城市，拉賈斯坦確實堪稱北印度的精華所在，但粉藍白金四色城幾乎平分秋色（粉城齋普爾 Jaipur 、藍城焦特普爾 Jodhpur 、白城烏代普爾 Udaipur 、金城賈沙默爾 Jaisalmer ），沒法找出一個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而且以拉賈斯坦的巨大體量，值得單獨成書。本系列的文章，則旨在以一種不帶偏見、多角度、跨維度的方式，帶大家深入認識一下印度這個“最熟悉的陌生人”。

# SLUMBAI

孟買摺疊

目錄索引

引言

貧民窟初印象

垃圾鍊金術

達拉維改建項目

色彩革命救贖“破窗效應”

種姓社區千人洗衣場

頭頂飯盒的“六西格瑪”神話

爲了“男性尊嚴”負重前行

世界上最昂貴的違章建築

波斯之光帕西族

殖民遺產的傷痕與烙印

CST總站的前世今生

從“印度洪秀全”到“孟買教父”

尾聲

引言

如果讓我評選這個世界上我最喜歡的城市，我會在兩座候選城市中糾結——第一座候選城市是 伊斯坦布爾 ，作爲曾經拜占庭羅馬、奧斯曼突厥的首都，伊斯坦布爾的偉大舉世無雙——我甚至認爲伊斯坦布爾是世界上唯一配得上“偉大”這個形容詞的城市。攝人心魄的山海奇觀，濃墨重彩的歷史底蘊，橫貫亞歐的文化熔爐，都令我發自心底爲之折服，如癡如醉地愛上這座城市。

第二座候選城市便是 孟買 ，我對伊斯坦布爾的愛和對孟買的愛截然不同——伊斯坦布爾帶給我的是一種歷史的參與感，在託普卡珀宮（ Topkapı Sarayı ）臨海的庭院眺望博斯普魯斯海峽船來船往，能讓我真切感受到自己置身於人類文明的宏大進程中，頗有一種“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感懷。

而孟買帶給我的則是一種探險的刺激感，這是一座用鋼筋水泥搭建的野性叢林，在這裏度過的每一天、將探索邊界擴展出去的每一公里，都會有出乎意料的新發現 。雖然印度有趣的地方很多、孟買某些元素也能在別處找到，但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孟買這樣“全方位的有趣”—— 天堂和地獄只在一牆之隔，現代和傳統只在一念之間，極致的奢華與極致的貧困形成了極致魔幻的反差感 。

被孟買這種反差所吸引的人顯然不止我一個，我讀過的很多本關於印度的書都是圍繞着孟買展開的——包括蘇科圖·梅塔的《孟買：慾望叢林》（ Maximum City: Bombay Lost and Found ）、凱瑟琳 · 布的《地下城》（ Behind the Beautiful Forevers: Life, Death, and Hope in a Mumbai Undercity ）、奈保爾的“印度三部曲”（包括《幽暗國度》、《受傷的文明》、《百萬叛變的今天》），以及大名鼎鼎的《項塔蘭》（ Shantaram ）。

許多人讀了《項塔蘭》之後，懷着一種“朝聖”般的心情前往孟買，專門探訪那些書中提到過的地點。而我讀《項塔蘭》的時候，已然對書中提及的很多地方十分熟悉——如利奧波德咖啡館（ Leopold Café ）、哈吉阿里海上清真寺（ Haji Ali Dargah ）、泰姬酒店、科拉巴區（ Colaba ）與納裏曼角（ Nariman ）的濱海堤道與海邊的貧民窟——特別有代入感，立馬能夠想象出書中描述那個場景。《項塔蘭》對孟買這座城市的刻畫，不僅精準而且傳神， 透過文字我都能嗅到孟買那種酸腐與甜膩相交織，混合着香料、汗臭、垃圾、海風的獨特氣息 。

話說香港曾經有一片舉世聞名的法外之地——九城城寨，這座城寨曾是大清在香港的飛地，港英政府對其沒有管轄權，在香港的市中心野蠻生長，成爲了一處奇觀。九龍城寨在香港迴歸前被拆除，美國漫畫家特洛伊·波義爾（ Troy Boyle ）嘆息道：“我寧可他們拆掉的是金字塔！”——如果你能理解這句話，就能理解我何以如此迷戀孟買。 假如說，孟買和伊斯坦布爾這兩座城市中必須有一座被夷爲平地，那麼我寧可他們拆掉偉大的伊斯坦布爾，把孟買保留下來 。

貧民窟初印象

然而我在 2014 年第一次踏足孟買之前，並不知曉孟買是一座如此特別的城市，我對孟買的認知就跟許多人一樣——始於貧民窟。

或許是由於《貧民窟的百萬富翁》（ Slumdog Millionaire ）這部電影太過出名，令孟買的貧民窟 “ 享譽全球 ” ，成爲了孟買的“城市名片”，以至於人們一說起孟買就想到貧民窟，甚至有人戲謔地將孟買（ Mumbai ）稱之爲“貧民窟買”（ Slumbai ， Slum 即貧民窟，這是個通過替換首字母玩的英文梗）。即便是許多從沒到過印度的人，大概也聽過 “ 達拉維 ” （ Dharavi ）這個地方。達拉維貧民窟不僅是《貧民窟的百萬富翁》的取景地，關於它的許多傳聞也十分吸引眼球 —— 諸如全亞洲最大的貧民窟，人口密度高到爆炸， 1440 人共用一個廁所，房屋的月租金只要 6 美金 ……

這種出名同時也帶來了刻板印象和誤解， 人們雖然知道達拉維，但對達拉維以外的孟買一無所知，以爲孟買只有達拉維這一個貧民窟 。譬如《項塔蘭》的主人公曾在貧民窟中生活過，許多人便想當然地認爲他住的地方是達拉維；然而根據書中的一些描述，他顯然是住在南區海邊的科拉巴貧民窟。除此之外，上面傳聞中提到的那些數據，其實也都是以訛傳訛的過時信息——

首先，達拉維早已不是印度或亞洲最大的貧民窟， 2011 年孟買就已經有另外四個貧民窟的規模超過了達拉維，但由於達拉維“成名早”，那麼後來居上者都沒有達拉維那麼大的名氣；第二，網傳達拉維 1440 個人纔有一間公共廁所，這是 2006 年的數據，當然最新的數據也好不到哪裏去 —— 約 500 人一個公共廁所；第三， 6 美金一個月的房租，更是年深日久的老黃曆，如今達拉維一個比較典型的棚戶區小房間，月租金價格在 300 多到 700 多人民幣不等（ 3500-8000 盧比），而售價從 30 萬到 150 萬人民幣不等。

達拉維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地方，還得自己眼見爲實，於是探訪貧民窟就成了我 2014 年第一次去孟買時最主要的目的。

我在抵達孟買之前，先提前在衛星地圖上看好了哪裏有高密度的貧民窟，最後選定了達拉維東邊的錫安（ Sion ）——現代的孟買是一片南北走向的狹長半島，但歷史上的孟買曾是七座島嶼。錫安最初位於主島北緣，後來成了孟買城區和郊區的分界點，如今位於兩座大型貧民窟之間;由於正好在城鐵線路上，交通十分便利。“錫安”這個名字是早期葡萄牙人以聖經中的“錫安山”命名的， 東印度公司曾在這裏修建過一座要塞，其遺址保留至今。

孟買跟香港一樣三面環海地窄人稠寸土寸金，地價房價高企，同樣水平的酒店要比上海貴得多。錫安城鐵站附近 10 平米左右的小賓館房間，要價 300 多人民幣。我那次在錫安連住了三晚，每天清晨傍晚都鑽在貧民窟裏—— 在那之前，我從來沒去過類似的地方，對貧民窟抱有一種道聽途說的刻板印象；而那幾天的探索過程，顛覆了我對孟買貧民窟的全部想象 。

當我第一次進入達拉維的時候，第一反應是懷疑自己是否找錯了地方 —— 這地方就是達拉維？看起來還算可以嘛！按照我對貧民窟的刻板印象，這地方理所當然應該滿是藏污納垢的勾當—— 諸如暗娼、癮君子、乞丐、流浪漢，人們生活在垃圾堆一樣的環境裏，衣不遮體食不果腹，各種罪惡在黑暗的貧民窟中滋生 …… 電影、小說裏不都是這樣的嗎？

然而我所見到的達拉維，除了公共區域垃圾較多、衛生狀況堪憂之外，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的弄堂、棚戶區並沒有太大區別……我瞬間頓悟—— 如果這就是貧民窟，那我應該也算是貧民窟里長大的 。

作爲一個從小在老南市十六鋪長大的上海人，我對棚戶區再熟悉不過了。時光倒退三四十年，上世紀上海棚戶區的衛生狀況和生活水平，未必就比如今孟買的貧民窟更好。 1980 年代我童年時在上海十六鋪的家，連我在內七口人擠在一間僅有 20 多平米的斗室之內——爺爺奶奶睡外屋的大牀，嬢嬢睡沙發；爸爸媽媽睡裏屋的大牀，我睡摺疊鋼絲牀，叔叔睡裏屋的閣樓，沒有任何隱私可言。然而我們這樣的情況絕不算最糟，跟許多同學相比，我們家還算“寬敞”的。上海有種房子叫亭子間，是過去石庫門房屋樓梯轉彎出處的一個小儲物間，不少人一家子就住在這種只有幾個平米的小房間裏。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記得，當時我舅舅家在江寧路 1 號，屋子小得只能放一張牀，實在想象不出他們三口之家是怎麼生活的。

我對上海棚戶區還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情——有些人家會直接把痰盂馬桶裏的屎尿倒在家門外的陰溝裏，以前的陰溝蓋是長方形水泥蓋子，上面經常會有糞便殘留，碰到那種便祕患者的“硬屎”甚至能殘留好幾天；這種陰溝蓋作爲人行道的一部分，一不留神很有可能就會踩上去，成了我童年揮之不去的心理陰影。印度人雖然以隨地便溺著稱，但正因如此他們不會將糞便傾倒在大街上； 大街上確實會有很多牛屎、狗屎，但我至少沒有在人來人往的地方見到過人類糞便 ，單從這點來講，達拉維恐怕還要勝過上世紀末上海的某些棚戶區。出於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固有的“潔淨觀”，貧民窟的人們會把自己的家收拾得纖塵不染，盡己所能地打掃佈置自己的房屋，使其變得更加溫馨舒適；家門前的通道一般也很乾淨，主婦們會一大早就會蹲坐在門前洗刷家中所有的鍋碗瓢盆（印度人喫晚飯的時間一般非常晚，喫好晚飯直接睡覺，盤子會留到第二天再洗）。當然，社區之外的公共衛生那真是相當恐怖，尤其是那些小河浜，已經無法簡單用“污染”來形容了——幾乎被垃圾所填滿，無人管理也無人處理，咱們舊社會的“龍鬚溝”大概也不過如此吧。

▲另一處正在排隊的貧民窟廁所

就好像當年住在棚戶區的上海人並不認爲自己生活在“貧民窟”，孟買貧民窟的居民似乎也並不覺得自己“低人一等” ——這裏的大部分居民絕非我們印象中那種衣不蔽體的 “ 貧民 ” ， 每天清晨從這些地方走出來的年輕人一個個都衣冠楚楚，穿襯衫打領帶；就外表而言，看起來就是正常的學生、公司白領，跟 “ 貧民 ” 似乎搭不上關係 。說到底，孟買這地方的貧民窟，就跟當年大上海的棚戶區一樣，並不是誰都能隨隨便便在此擁有一席之地。貧民窟哪怕再擁擠，對裏面的居民來說，在寸土寸金的孟買能有個供他們遮風避雨並可以稱之爲“家”的地方，簡直稱得上 “ 安居樂業 ” 。我見過那些真正的印度貧民，連這樣一個家都負擔不起，只能露宿在街頭，或者住在簡易塑料布帳篷中；我也去過孟加拉達卡的貧民窟，那裏的房子都是草屋棚屋，連磚牆都用不上，人們直接在地上挖個坑燒火做飯，比起孟買貧民窟至少差了一個時代。

其實吧， 就好像中國只有大城市纔有“城中村”，印度的貧民窟也是大城市的特色 。大城市集中了更多的資源和工作機會，大量農村貧困人口、低種姓羣體湧入，使得貧民窟得以發展壯大。而其他一些印度中小城市，本身人口數量就從未達到飽和，即便有外來的貧民，其數量也往往不足以聚衆成 “ 窟 ”，更多以乞丐、流浪者之類的形式零星存在 。

作爲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達拉維最大的特點就是擁擠——通道如同迷宮般蜿蜒曲折，線纜像藤蔓般伸展，貓狗雞羊等動物和諧相處，忙碌穿梭的身影無所不在；層層疊疊通風極差，私拉的電線密如蛛網，但自來水管很少，當地居民需要在規定時間去供水點排隊打水；各種棚屋私搭亂建向上發展謀求空間，彷彿熱帶雨林一樣茂密生長，許多角落終年不見天日。

跟我們國內房屋特別注重採光不同，南亞由於其炎熱的天氣，人們對暴曬避之唯恐不及，並不介意生活在地洞般的環境中。貧民窟裏一間十平米的屋子可能要住七八口人，全無隱私和空間可言。 在這異常逼仄狹小空間中，有些家庭成員會主動錯開作息時間 ——比方說選擇晝伏夜出的生活，白天趁家裏沒人時睡覺休息，晚上從事出租車司機、保安之類的夜班工作；用廁所、用電、用水甚至更衣的時間也需要經過規劃，這些都屬於貧民窟約定俗成的生存策略。

郝景芳寫過一篇獲得雨果獎的科幻小說叫做《北京摺疊》，講述了未來北京城市被分爲三個空間，每個空間的人羣在不同時間段活動，形成一種 “ 摺疊 ” 的城市結構。我感覺孟買其實倒是跟這種設定有些相似——生活在濱海豪宅區的富人們相當於第一空間；集中在信息、服務、金融產業的中產階級相當於第二空間；佔孟買人口半數的貧民窟居民，則生活在被極致壓縮的第三空間，由於極其有限的空間，人們連作息時間都要錯開——這種情況恐怕在全世界也是獨一份。

我那次在貧民窟裏逛了兩天之後，終於還是“忍無可忍”倉皇而逃。但你們一定想不到我受不了的是什麼 —— 被大量圍觀。

話說孟買的貧民窟其實是由一個個 “積木房子” 攤大堆高組成的，這些“積木房子”成了規模之後有點像養雞場，每塊“積木”都是一個雞籠子。我當時像個無頭蒼蠅一樣亂闖，闖進的那些貧民窟社區可能從來沒有外國人去過。像我這種東亞臉一跑進去， “ 養雞場 ” 立馬就會沸騰， 消息在這個沒有隱私的地方會以音速傳播，所有人都知道有外國人來了，一個個把腦袋從 “ 雞籠子 ” 裏伸出來張望，就好像養雞場的雞集體攝食時的場景 。

成年人相對還比較節制和矜持，可小孩兒們就不一樣了，我感覺自己在他們眼裏不是外國人，而是像外星人般稀奇。一見我進了他們的“地盤”，立馬興奮地呼朋引伴，成羣結隊追在後面，我就好像長了條尾巴似的。 這些小孩兒既不要錢也不要糖，一心一意要我給他們拍照 。最誇張的是，爲了強奪鏡頭前的 C 位，他們互相之間甚至還會大打出手 …… 起初我還挺願意給他們拍照的，有求必應；漸漸地我的熱情被消耗殆盡，有時候就假裝給他們拍一下（反正他們也不看）；再到後來實在疲於應對，不得不落荒而逃。現在回想起來，這恐怕主要是因爲 2014 年印度智能手機尚未普及，窮人平時拍照的機會非常少；而印度人民又十分熱衷於被拍，小孩子更是加倍狂熱。我太太說她小時候看到外國遊客來自己的村子，也會跟其他孩子一起起鬨着“求被拍”。 隨着智能手機的普及，印度人的 “ 被拍欲 ” 似乎已經通過自拍得到了充分滿足 ，後來再去貧民窟就再也沒碰到過當年那種誇張的情況。

雖說貧民窟孩子的“過度熱情”，讓我有些招架不住，但不管怎麼說，這使我對孟買的“貧民窟初體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沒有遇到北印度那種無所不在的騷擾、坑蒙拐騙，只有淳樸友好的當地居民 。

我後來又去了很多次孟買，第二次再去達拉維，才發現第一次從錫安那邊找過去的並非達拉維的核心區域。達拉維歷史最悠久、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是其“貧民窟產業園區 ” ，而這一區域更靠近西線城鐵的瑪欣姆火車站（ Mahim ）。隨着對核心區域的深入，我漸漸瞭解到了達拉維的前世今生。

垃圾鍊金術

很多中國人都以爲那句 “ 孟買再不努力就要被上海超過了 ” 代表了印度人的狂妄無知——說來慚愧，這恐怕只能說明我們對孟買輝煌歷史的狂妄無知。我不知道這句話最早的出處，但我可以告訴大家，這句話曾經是成立的—— 上海的 GDP 是在 2000 年前後才超過孟買的，之前上海的整體經濟狀況一直都要落後於孟買，所以一個印度人在2000年之前這樣說沒毛病；目前上海的 GDP 也僅僅是孟買的 2 倍多一點，遠小於印度和中國 GDP 總量的 5 倍差距 。

孟買的發展歷史跟上海很像，在前海洋文明時代曾是不受待見的灘塗、沼澤，由七座小島組成。彼時達拉維是主島西北紅樹林中的一座漁村——現在達拉維的邊緣依然能見到大片的紅樹林（紅樹林是一種能夠生長在海水潮間帶的特殊植物）。 作爲大英帝國的“親兒子”，孟買在早期幾乎有着無限的資源支持，其經濟發展水平長期以來在整個亞洲都是遙遙領先 。英殖民時期通過填海造陸，把七座小島連成了一個半島深水港，奠定了現代孟買的雛形。英國人當時想把行政金融中心建立在擁有深水港的孟買半島南區（即錫安以南），爲了騰出地方搞城市規劃，殖民政府在 1884 年把南區一些工廠和窮人搬遷到了達拉維這片 “ 荒郊野外 ” 。當然這個 “ 荒郊野外 ” 是 19 世紀末的情況—— 對比上海的話，孟買南區的科拉巴相當於外灘陸家嘴，達拉維則大致相當於徐家彙田林、龍華那一帶 ， 21 世紀之前的上海，田林以西、龍華以南那都是純純的鄉下農村。

當時被搬遷到達拉維的主要是古吉拉特邦來的陶工，殖民政府爲他們提供了爲期 99 年的土地租賃權；而在此之前，達拉維已經有一些皮革製造業入駐，這裏還有個屠宰場提供皮革原料。在印度教的潔淨觀中， 製陶和製革都屬於“不潔產業” ，陶工（ Potter ）要接觸不潔的泥土，而皮匠（ Tanner ）更是要接觸被視爲“禁忌”的動物屍體—— 前者是第四等的首陀羅種姓，後者是不可接觸的賤民 ，讓“不潔產業”遠離城市自然最好不過了。

英印政府以爲將“不潔產業”隔離到了“荒郊野外”便可高枕無憂，毫不在意這些羣體的生活環境，沒有給他們提供任何公共設施——沒有衛生系統、下水道、自來水甚至道路，居民區和小作坊在這裏野蠻生長。然而城市終究離不開低種姓提供的服務和商品，兩者本質上脣齒相依，這種任其自生自滅的做法最後反噬了整個孟買乃至印度。

隨着達拉維的人口越來越多，以及 “不潔產業”的高度集中，再加上公共衛生情況惡劣， 1896 年至 1907 年的印度鼠疫大流行正是從孟買貧民窟首先爆發的 。由於受 “非暴力”觀念等宗教迷信思想的影響，反智的印度民衆信奉“鼠命貴”，認爲老鼠在印度教中是象頭神伽涅什（ Ganesha ）的坐騎，抵制滅鼠運動， 導致鼠疫延續了長達十多年時間，最終造成了孟買人口減半、全印度將近 1000 萬人死亡 。這場大瘟疫成爲了英印政府“治理無能”的證據，嚴重動搖了殖民統治的根基，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印度獨立運動的發展。

印度獨立之後，孟買城區持續北擴，很快將達拉維包圍了起來。在如今孟買的城市地圖上， 達拉維和錫安所處的地段，已經從 19 世紀的“北郊”變成了城市最中心的“黃金地段” ，兩條城鐵線路分別經過達拉維的東西兩邊，龐大的低種姓職業羣體在達拉維形成了一個產業中心，各種各樣的工匠都湧入了這裏。

如果你深入研究孟買的諸多貧民窟，會發現不同的貧民窟有着不同起源的“產業底色” ——比方說科拉巴貧民窟和機場附近的貧民窟，都是起源於參與城市基建的外來建築工人；沃利貧民窟起源於漁民；千人洗衣場貧民窟起源於洗衣工……而達拉維這種從事陶器、皮具生產的獨特起源使之具有輕工業的產業底色，能夠聚集資本並擴大生產，並提供相關的配套工作崗位，從而成爲了“貧民窟中的戰鬥機”，很多人都來此地謀生。

也正是這個因素，使得達拉維一度成爲了印度乃至整個亞洲最大的貧民窟——在僅僅 2.1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了約 125 萬人（達拉維的總人口數量一直是個迷），並提供了 40 萬個工作崗位； 15000 家位於產業鏈底層、不見天日的小作坊每年的產值高達 10 億美元。更出人意料的是，達拉維 85% 的居民都擁有固定工作，且識字率高達 69% （ 2011 年數據），位居全印度貧民窟識字率之首。

從這些產業特性可以看出，印度貧民窟的“形成邏輯”跟其他地方是很不一樣的——其他國家之所以會形成貧民窟，主要是由於經濟貧困和城市化進程中的居住空間擠壓； 而印度貧民窟是種姓制度和潔淨觀在城市化過程中的物理延伸，不同種姓不同行業之間在傳統上存在着天然的隔離制度 。九龍城寨的居民遷出去之後很快就能融入普通的香港市民羣體，而印度貧民窟的居民之所以會住在這裏，並不完全是因爲貧窮、流離失所，他們大都揹負着不可變更的種姓，很難得到其他社區的接納。

由於達拉維的聲名遠播，這個貧民窟如今其實已經成爲了孟買的一個網紅景點。當地旅行社有專門的達拉維觀光項目，導遊會帶着那些西方遊客參觀這裏的產業區和居民區，提供陶藝、皮革製作等體驗項目，介紹達拉維現今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那麼達拉維都生產些什麼東西呢？ 除了傳統的皮革、陶器、銅器、紡織、食品、珠寶加工等產業外，目前最主要的產業是廢品回收 。

廢品回收可說是達拉維的支柱產業， 因爲這顯然是成本、門檻都最低的行業，甚至沒有年齡的限制，能走會跑就能出去撿破爛 。我第一次走進達拉維廢品回收區時被深深震撼到——這片迷宮一樣的工坊區被無數廢棄物所填滿，其中尤以電子廢棄物居多。這些廢棄物被分門別類——堆積如山的紙板箱，一袋袋的電腦鍵盤、電話機，一桶桶彩色電線 …… 那些工人們或將成堆的電線剝開取銅，或將塑料切碎按照顏色分類。他們通過 “ 泡水法 ” 來分離金屬和塑料 —— 塑料漂在上面、金屬沉在下面，他們會直接將赤裸的雙臂伸進廢水中攪拌。 地上的積水泛着五彩的金屬與化學光澤，而許多工人就在毫無防護的作業條件下進行拆解、分類、粉碎等工作，環境之惡劣令人咋舌 。在回收區小巷深處有一個特別不和諧的存在 —— 麪包房，除了正常的烘焙之外，過期麪包會被收集到這裏回爐做成乾脆的烤麪包片，打那兒之後我就不太敢喫印度的烤麪包片了。另外，達拉維的“地溝油肥皂”也很出名，是用回收來的地溝油做成的，打着綠色環保的名號出售。

我平日居家生活期間，驚歎於自己製造垃圾的速度 —— 怎麼垃圾桶總是這麼快就滿了？這些垃圾最終會去哪兒呢？尤其是那些精密複雜的電子廢棄物，混合了各種材料製作的電路板要怎麼處理呢？

跑到達拉維的回收工坊，我才意識到 —— 原來垃圾最終的歸宿就在這裏！ 據說達拉維每天要處理 6500 噸可回收垃圾，相當於整個孟買垃圾總量的 85% ，形成了一個涵蓋原料收集（拾荒）、分揀、加工、銷售的完整閉環網絡，產業利潤率高達 30% 。後來我得知，中國一些地方也有類似的廢品城中村，上百戶人家都以廢品回收處理爲生——不同的是，這些中國家庭不會世世代代和這份工作相綁定。

在空間如此狹小的環境裏，集中了數量如此龐大的電子廢棄物，使我不得不重新審視電子消費品對環境的影響。我們購買的每件電子產品，當初都如此光鮮精緻，令人愛不釋手，然而它們的生命週期很少能超過十年，最終都免不了淪爲一堆難以拆解回收且很容易對環境造成污染的廢舊電路板、電池、液晶屏。

生平第一次，對消費電子產品產生了一種罪惡感。

達拉維廢品回收區中的空氣瀰漫着廢棄物和金屬塵埃的味道，這樣一個地方空氣乃至水土的污染程度可想而知。這些位於孟買社會最底層的人幹着一些最髒最累的活，通過掙取微薄的薪金來養家餬口。由於糟糕的生活環境，肺癌、肺結核、哮喘等疾病在達拉維居民中都很常見。 有一次同去的朋友很感慨地說：這樣的生活環境，不會長壽的吧？我苦笑道：他們的目標應該只是活下去 。後來當我讀到《地下城》這本書時，這種想法得到印證——在貧民窟的居民看來， “財富不是來自人們做了什麼事或做得多好，而是來自他們避開了多少意外和災難。所謂體面的生活，是指你沒被火車撞上、沒得罪貧民窟主、沒染上瘧疾。”

聽起來似乎苦大仇深，這些人應該每天愁眉苦臉纔對。但現實中貧民窟居民的生活就跟大多數人一樣——會有抱怨，會有生活的壓力，但也有歡聲笑語。當我把鏡頭對準他們的時候，大部分人都不會感到尷尬、難堪和羞怯 —— 生在貧民窟雖然不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但這是神的旨意。 就好像狗有狗的生活、牛有牛的生活，作爲貧民窟裏的居民，這便是他們的生活，並且有數百萬人跟他們過着同樣的生活 。

儘管印度憲法廢除種姓制度，然而事實上種姓依然通過居住隔離和內婚制等形式長期存在，整個印度社會依然對 “ 污染 ” 充滿了恐懼；貧民窟的賤民子女即使接受教育，也難以突破職業的天花板；可以說， 只要 “ 潔淨觀 ” 不破除，印度的種姓歧視就永遠會存在下去 ——但這一階級固化終究不像從前那樣牢不可破，跨越階層的渺茫希望終究存在。貧民窟的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夢想，這些夢想不管是卑微還是宏大，大部分都和現實相關——有朝一日能住上大房子、能有一輛自己的出租車、能頓頓喫飽飯、能把自己的病治好……

有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數保底，一切皆有可能。確實有些人實現了自己的夢想，他們通過資本積累或政府組織的搬遷改造離開了貧民窟。印度政府對貧民窟的大規模改建規劃一直都阻力重重，但地產資本的運作始終都在進行。我看到一些開發商通過對達拉維局部區域的拆遷改造建起了高層公寓樓，裏面一部分居民是貧民窟的老業主，也有一些是通過置業搬來這裏的。一些更聰明的貧民窟居民，聯合起了自己的社區達成協議，找開發商把他們的棚屋改建成了高層公寓樓，一轉身就成了包租公包租婆 —— 對於那些初來乍到在孟買打拼的打工人而言，他們負擔不起高昂的公寓房租，貧民窟至少給了他們一個棲身之地。

窮人翻身靠拆遷，此言不虛。比起中國只能被動等政府拆遷，孟買貧民可以自己拆自己。然而由於產權關係的錯綜複雜，這種聯合並不容易達成，所以達拉維內部的高層公寓總是東一幢西一幢，缺乏整體規劃。

達拉維改建項目

不過呢，達拉維的整體改建計劃現已被印度首富阿達尼的集團拿下，並於 2024 年 9 月奠基開工。這個項目預算 30 億美元， 計劃用 7 年時間打造一個“貧民窟轉型示範區”，重新安置貧民窟的居民，保留達拉維“產業文化”的同時支持其進行產業升級 。

我仔細研究了這個項目的數據，且不說這項目能否按照 PPT 上所承諾的做成，就算做成也絕不可能成爲一個“示範項目”進行推廣。因爲， 這本質上是一個財閥賺得盆滿鉢滿、政府賠本賺吆喝、民衆承擔社會成本的項目 。

話說達拉維貧民窟實際佔地總面積 2.17 平方公里，合 535 英畝，改造項目規劃涉及到的核心區域爲 375 英畝（約 152 萬平方米），根據《貧民窟康復法》可以在現有貧民窟地塊上進行強拆，無需額外徵地。

但是呢，我前面就說過達拉維的人口多達 125 萬，把貧民窟拆了肯定得要安置好這些人啊，否則等於逼着他們去別處建立新的貧民窟。而且這 125 萬人裏有個先來後到，不可能所有人都享受同樣的安置待遇，所以政府的政策是這樣的——以家庭爲單位， 2000 年 1 月 1 日前就在這裏定居的家庭大約有 6 萬戶左右（約 34 萬人）， 這些家庭可以免費獲得一套帶獨立廚衛、 350 平方英尺面積的安置住房 （合 32.5 平方米）——達拉維貧民窟家庭戶均人口爲 6 人，也就是說，人均能分到 5 個平方； 2000 年至 2011 年期間遷入的 4-5 萬戶家庭（約 20 萬人），則能以 75 萬盧比（約合 7 萬人民幣）的補貼價購買這樣一套住房； 2011 年之後遷入的家庭（約 30 萬人），可以通過“租賃轉產權”的方式獲得住房——每月付房租，住到一定年限房子就歸你了，相當於分期付款。

大家別小看這隻有 32.5 平米的雞肋住房，如果按照達拉維這個地段的商品房估價的話，大約需要 150 萬人民幣左右 ，是貧民窟居民幾輩子都賺不來的。所以儘管安置房屬於有限產權房（跟我們中國的經適房一樣，理論上在規定年限之內不得交易或出租），申請者仍是有如過江之鯽，光是審覈這些家庭的資格就是個大難題，指不定得搞幾年。要知道印度人偷奸耍滑鑽空子的本領舉世聞名，覈查部門需要挨家挨戶深入走訪社區進行調查取證，確定他們究竟在這裏住了多久；達拉維另有大約 20-25 萬人屬於“黑戶”，事實定居在這裏，但沒有水電賬單、戶籍等文件證明，他們需要通過司法申訴流程爭取資格，又是一項耗費無數時間和人力的工作……

然後吧，把一百多萬人拆遷了再重新分配住房，光是達拉維可徵收的 375 英畝地皮根本不夠啊！整個項目的開發總面積是 968 英畝，其中包括 45% 的住宅用地（ 435 英畝，包括安置房和商品房）、 25% 的商業用地（ 242 英畝）、 20% 的公共設施（ 194 英畝，包括醫院、學校等）、 10% 的公共綠地（ 97 英畝）。 額外的 593 英畝土地中，有大約 60% （ 356 英畝）爲政府儲備用地，剩餘的 40% （ 237 英畝）需要政府出資徵收 ——光是這筆徵收金預算高達 9.6 億美元，佔項目總預算的 32% 。在印度，徵地歷來是個多方博弈的大難題， 2024 年 9 月開工的時候徵地只完成了 30% ，跟印度高鐵一樣，這個項目完全沒有工程的前期驗證階段，都是邊施工邊徵地邊修改方案。

換言之， 通過這個達拉維改造項目，阿達尼集團可以利用“公私合營”的框架獲取大量政府儲備用地以及徵收來的土地 。

印度首富阿達尼和印度總理莫迪之間的“基情”是人盡皆知的祕密，我曾經看過一幅諷刺圖片，上面例舉了一些世界頂級富豪的資產（ Asset ），比如扎克伯格的資產是 Facebook ，貝索斯的資產是亞馬遜，而阿達尼的資產一欄赫然寫着“印度政府”——言下之意印度政府是他們家的“私人財產”。

我以前在文章中專門分析過—— 由於印度的制度性腐敗問題，國家能力太弱，公共部門和國有企業劣質而低效；與此同時印度也不信任海外資本，因此想要搞經濟發展不得不仰賴當地私人財閥的力量，形成了裙帶資本主義 ，其典型案例就是一直被莫迪政府所稱道的“古吉拉特模式”—— 政府以 “ 發展 ” 爲名，通過法律和政策工具將公共資源定向輸送給財閥，讓財閥來經營；政府有了賬面上好看的經濟數字，而財閥則藉機完成了掠奪性積累，大部分的成本由國家、生態環境、民衆所承擔 。

在古吉拉特時期，阿達尼曾多次以遠低於市場價的價格獲得大量土地——比方說蒙德拉經濟特區項目中， 莫迪以“國家戰略項目”的名義，把市場價每平方米 1100 盧比的土地以 1.32 盧比的價格賣給阿達尼 ，差價近一千倍。後來有人算過，光是這一宗交易，邦政府就損失了 6546 億盧比。但政府其實不傻， 這些土地如果白給那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國有企業來開發，猴年馬月都搞不出成果，到最後也是落得國有資產流失；而通過財閥的投資和開發，一方面可以推動經濟增長、改善基建、提高就業和稅收，另一方面政客也能獲得財閥的政治獻金，確保自己在選舉中的優勢 。

這種合作模式當然不可能皆大歡喜毫無代價，首先，官商勾結會嚴重傷害社會公平，導致貧富差距的不斷加大，不可避免地會有一部分民衆被作爲籌碼犧牲掉；其次，巨頭形成了“贏者通喫”的壟斷模式，擠壓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市場缺乏良性競爭；第三，財閥獲得項目後會依靠政府擔保獲得大量貸款，其高企的債務不可避免會有爆雷的隱患……

達拉維改造項目，正是政商勾結的“古吉拉特模式”從區域擴張到全國的標誌。

話說 2019 年這個項目招標的時候，一家迪拜公司曾以 8.71 億美元的價格中標，阿達尼集團當時出價爲 5.48 億美元。結果 2020 年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毀約宣佈投標作廢， 理由是該項目的土地徵收費用在投標期間大幅增加 （多了 800 億盧比徵收鐵路用地的成本） ，需要重新招標 ——然而 2023 年在地價上漲了 30% 的情況下，阿達尼集團重新中標時的出價卻只有 6.14 億美元（另外追加了 280 億盧比鐵路徵地的補償），還不如迪拜公司的 8.71 億。事實證明，印度政府確實就是阿達尼家的“私人財產”—— 被毀約的迪拜公司還爲此起訴了馬邦政府，印度的反對黨則向執法部門投訴了阿達尼集團涉嫌欺詐和操縱，最後都是不了了之。這件事也能從側面看出， 貧民窟改造暗藏着巨大的商業利益，纔會如此不惜代價地保證“肥水不流外人田” 。

將貧民窟拆遷並重新安置居民這種做法聽起來很美好，但由於達拉維本身擁有完整的產業生態鏈—— 所謂的對達拉維進行“產業升級”，只不過是淘汰落後產業的委婉說辭 ，多達 75 萬需要被安置到其他地方的居民事實上會失去他們原先的謀生方式。我以前參與過扶貧項目，扶貧的關鍵正是在於提供產業生態，要用“造血式” 扶貧取代“輸血式”扶貧，光是給錢給房子不可能長久。貧民窟改造看起來好像是“扶貧幫困”，卻幹這種砸人飯碗的事兒，壓根兒沒有作長遠的打算。 像阿達尼這種資本家拿下這個項目絕不是爲了搞慈善，提供一部分安置房只不過是他獲得土地所必須付出的成本，能夠在貧民窟產業升級中受益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大部分貧民都需要另謀生路 。

從根本上來講，貧民窟改建項目相當於把原來高度摺疊的城市進行展開，然而空間不可能憑空被創造出來。 單單改建一個達拉維，政府就需要補貼額外 593 英畝土地纔夠建設相關的配套設施、安置所有的居民 ，你假如看一下孟買的衛星地圖就會發現， 孟買所有貧民窟的面積加在一起，至少有 4 、 5 個達拉維那麼大 。在之前的一些貧民窟改造項目中， 那些被強制遷走而又沒有資格獲得安置房的居民，只好遷入其他貧民窟，或者索性在相對比較偏遠的地方新建一個貧民窟 ，根本沒有解決貧民窟的問題。在孟買街頭，可能你走着走着就會闖進一座貧民窟—— 這些棚屋社區就像培養皿中的細菌羣落，可能出現在孟買任何地方，並且自發地生長繁殖 。所以這個項目不管成功與否，都不可能在全孟買乃至全印度推廣—— 項目的根本目的是爲了獲得達拉維這片高價值土地的開發權，而不是真的要爲窮人謀福利 。

色彩革命救贖“破窗效應”

相比之下，孟買的 Chal Rang De 貧民窟藝術改造項目，卻使用極低的成本立竿見影地改善了貧民窟的居住環境。

Chal Rang De 是印地語，意思是 “一起來塗色” ，是一個 2016 年由民間發起的項目，旨在通過色彩美學重構社區認同，突破了傳統貧民窟改造的空間侷限性。具體實施的方法，首先遊說塗料品牌公司贊助塗料，然後通過社交媒體招募志願者，和當地居民一起用這些塗料將貧民窟粉刷一新，並創作各種大型主題壁畫——說白了就是走“網紅“路線。

有人可能會覺得，粉刷又不能讓貧民窟空間變大，能有啥用？讓人沒想到的是，這一項目真的肉眼可見地提升了貧民窟居民的生活質量。

大家應該知道，社會心理學有一個理論叫做 破窗效應 （ Broken Windows Theory ）——當某處的一扇窗戶被打碎且未及時修復，就會傳遞出一種 “ 無人管理 ” 的信號，使人們感到該環境缺乏秩序和安全感；這一信號會誘發更多破壞行爲的發生，如進一步破壞其他窗戶、偷竊甚至犯罪。實驗研究表明， 如果一個社區的環境被忽視，例如亂丟垃圾或塗鴉未清理，居民可能會逐漸失去對環境的責任感，進而導致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

貧民窟破舊的房屋、髒亂的牆面、糟糕的公共衛生是一種天然的 “ 破窗 ”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要是你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你肯定也不會想要去維護和改善，只會破罐子破摔加劇環境惡化。

“一起來塗色“項目正是通過主動修復 “ 破窗 ”—— 美化牆面和環境——打破這種惡性循環，阻止進一步的破壞。貧民窟被粉刷一新之後，居民開始主動維護環境，不再隨地吐痰，甚至主動參與牆面的維護，由此帶來了一系列良性循環。根據孟買大學社會心理學系跟蹤研究發現——通過塗色項目改造的貧民窟，牆面污損率從 67% 降低到了 9% ，居民“社區歸屬感 " 評分從 2.1 升至 4.3 （ 5 分制）；青少年輟學率下降 29% ， 家庭暴力報案率減少 43% ，公共空間衝突事件降低 68% ……

粉刷貧民窟帶來的“網紅打卡”效應，自然也帶來了工作機會和相關旅遊產業的收入。當地居民除了可以擔當嚮導解說之外，還能做一些手工藝品來賣，婦女就業率從 18% 上升到 41% ——這種由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所產生的驅動力，進一步強化了居民維護環境的意願。

“一起來塗色“項目最先試點的貧民窟是孟買國際機場東邊的阿薩爾帕貧民窟（ Asalpha ），這片地區有着連綿起伏的丘陵貧民窟，其總體規模比達拉維更大，坐飛機從孟買起降時都經常能夠看見。當我得知這一項目後，便專程前往阿薩爾帕一探究竟。

阿薩爾帕這一片區的貧民窟形成於 1970 年代，原來滿坑滿谷都是棚屋。 2008 年修建孟買輕軌線的時候，不得不拆除了 2300 多戶居民的棚屋，才使得輕軌線得以從這裏穿過，現在從阿薩爾帕站的輕軌站臺上就能看到阿薩爾帕貧民窟那五彩斑斕的山頭。

阿薩爾帕這種高低落差的地形，使之天然擁有“網紅”體質。 走進阿薩爾帕，有種國內創意產業園區的既視感 ，除了繽紛奪目的色彩之外，還隨處可見因地制宜、極具創意的藝術塗鴉，非常值得花時間在這裏瀏覽探索。印度人民對於色彩的搭配運用似乎是他們的一項“種族天賦”，與儒家文明圈剋制的東方素雅美學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我在印度許多地方都見過他們以極其明亮豔麗的色彩裝飾房屋，然而神奇的是這些高飽和度的色彩看起來居然並不俗氣，讓那些陳舊破敗的房屋得以破繭重生，煥發出新的活力 。

但是孟買高溫高溼的氣候，伴隨着海風中夾帶的鹽分，並不適合塗料的長期保存。阿薩爾帕是 2017 年底粉刷的，而我 2018 年底去的時候，牆面上的乳膠漆已然顯得斑駁陳舊，牆面的黴變更是不可阻擋的大勢所趨——如何對這些彩繪進行長期維護，是“一起來塗色”項目面臨的一大挑戰。因此這個項目規定每 36 個月要給 50% 的牆面重新上色，並制定了“三步走”的計劃，第一階段完成色彩的覆蓋，第二階段要通過主題壁畫來探討“環境污染”、“平等”等社會議題，而第三階段則打算引入 AR 增強現實，可以用手機掃描牆面觸發居民故事的投影，與“貧民窟數字記憶庫”聯動。

阿薩爾帕的成功經驗因其可控的低成本，很快在孟買遍地開花，沃利漁村（ Worli ）、丹達漁村（ Khar Danda ）、沙遜碼頭（ Sassoon Dock ）等地也紛紛效仿。

不過有這麼一個貧民窟，即便沒有塗脂抹粉，也足以“豔壓羣芳”，那就是在“貧民窟觀光項目”中能夠與達拉維平分秋色的千人洗衣場 ——Dhobi Ghat 。

種姓社區千人洗衣場

在傳統上，印度的種姓是跟職業相綁定的， Dhobi 正是一個專職洗衣服的種姓，字面意思就是“洗衣工”，源自印地語 Dhona （洗滌）一詞。在種姓分類裏面，洗衣服、熨衣服等職業都屬於賤民種姓，因爲在“潔淨 - 污染”二元對立的印度教中，接觸他人污穢衣物屬於 " 污染性勞動 " 。而 Ghat 則是一個在印度被廣泛使用的地名後綴，有河壇、臺階的意思，所以 Dhobi Ghat 直譯過來就是“洗衣河壇”——傳統上人們都在河邊洗衣服，於是“洗衣河壇”（ Dhobi Ghat ）便成了洗衣場的代名詞。

Dhobi 在印度是一個非常大的賤民種姓羣體， 比方說印度最爲貧窮落後的比哈爾邦，有 18% 的人口是 Dhobi 種姓，也就說這些人祖上都是以洗衣爲生的 。我在印度很多地方都見過這些 Dhobi 洗衣工，他們通常就在河裏捶打漂洗衣服，還架起大鍋用鹼水煮衣服，然後把洗好的衣服直接晾曬在露天的河灘上。對於這樣的做法，我之前總有幾點疑問—— 第一，那麼多衣服混在一起洗，洗得乾淨嗎？他們搞得清楚誰的是誰的嗎？第二，那些“潔淨”的高種姓把衣服給這些“不可接觸”的賤民來洗，難道不擔心他們的衣服被賤民接觸過之後受到污染嗎 ？

關於前一個問題，有道是“隔行如隔山”、“行行出狀元”，洗衣服這件事兒看似誰都會，在實際上是個技術活兒，所以纔會需要專門的乾洗店。 Dhobi 種姓世世代代以洗衣爲生，從小就耳濡目染了關於洗衣的一切知識，個個都是洗衣專家。通過家族內部的口傳心授，對於不同衣料的分揀、洗滌、熨燙、上漿、染色等技術都有自己的心得。他們不需要識字，就能夠用 108 種符號組合標記衣物來源，準確率高達 99.7% ；他們掌握了大量“洗衣祕籍”——如何配比苛性鈉、如何漿洗、如何用芒果葉的汁液去除血漬、如何通過捶打的聲音判斷衣料質地密度……反正吧，你根本不用擔心他們技術操作層面的問題。

關於後一個問題，那可有意思了！有一年我坐火車去瓦拉納西，在火車車廂裏遇到一位看起來非常優雅知性、受過高等教育的印度老太太，跟她討論了一下關於恆河污染的問題。她說你不能從物質層面上去看待恆河，恆河的潔淨是精神層面上的。於是我就知道了，在印度教構建的“潔淨觀”理論體系中，將污染劃分爲了 物質污染 （ Ś arīra ）與 精神污染 （ Ātman ）兩個層面，前者具象後者抽象，比如所謂的“黴運”就是一種精神污染——高種姓的婆羅門祭司可以通過灑聖水、詠唱經文等儀軌，消除精神層面上的污染，而物質污染的去除則恰恰需要以賤民爲媒介。賤民通過他們的工作——比如洗衣服—— 可以實現污染物的物理轉移，並在這一過程中吸收了這一“污染” 。比如 Dhobi 種姓內部有一個亞種姓 Raj Dhobi 就是專門洗貴族和祭司衣物的，他們是得到“官方認可”的污染吸收者。打個比方來說， 賤民在印度教社會的作用就好像是馬桶刷，你沒有這玩意兒清洗不了馬桶，但你絕對不願去碰馬桶刷的刷毛 。那麼賤民憑啥心甘情願成爲這種“吸收污染”的工具呢？在印度教的世界觀裏，人都是因爲帶有“罪業”纔會成爲低種姓或者賤民，宗教教義承諾“馬桶刷”只要安安分分幹好“刷馬桶”的本職工作，就能積累功德消除罪業，下輩子就可以不用再當“馬桶刷”了（我要說明一下，這其實是修正後的教義，早期教義中只有前三個種性屬於“再生族”，首陀羅和賤民被排除在種姓輪迴之外）。

孟買的千人洗衣場，恐怕是全印度最有名的 Dhobi 種姓社區。這個地方居住了來自 300 多個家庭的 7000 多名洗衣工，大部分是 Dhobi 種姓，所以“千人”一詞絕無誇張。對這些洗衣工來說，生活和工作的界線十分模糊 —— 洗衣場就是家，家就是洗衣場 。我真的很難想象世界上有那麼一羣人，你如果要追問他們的人生意義，唯有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一輩子的衣服……而千人洗衣場裏面真的就生活了這樣一羣人。

想要進千人洗衣場，要先給看門大哥交 “ 保護費 ” 。按照 2020 年的行情，每個人頭至少得付 500 盧比，這個價錢趕上印度那些世界文化遺產景點門票了。團隊人數少的話可能會更貴，而人多可以跟他砍價，但由於其壟斷的性質，砍也砍不了多少，反正你愛看不看，他們收費的規矩不能亂。

其實從瑪哈拉克希米（ Mahalaxmi ）城鐵站出來的天橋上，就能看到整個洗衣場——前景是層層疊疊的棚屋和晾曬衣服，背景是孟買的高層住宅樓，顯得十分魔幻。那些嫌 “ 保護費 ” 太貴的遊客，會直接在路邊看一下拍個照片，好歹也算是來這裏打過卡了。最近一次去的時候，我驚奇地發現，路邊那個最佳 “ 觀景點 ” ，居然修起了一個正兒八經的觀景臺。站在觀景臺上往下看，頗有一種在動物園看猴山的感覺。不知道下面洗衣服的那些人作何感想——以印度人那種熱衷於被拍、毫無隱私觀念的性格，他們大概還覺得挺榮幸的，自己就好像舞臺上的明星，那麼多人來看他們。

這個觀景臺其實完全可以搞成收費模式——像雲南的金沙江大拐彎和梅里雪山一樣，造個牆把公路邊的最佳觀景點圍起來，買票才能進。但印度人顯然沒到這麼不要臉程度，沒在這種事上動歪腦筋。觀景臺可以拉動旅遊經濟，方便了小商小販兜售旅遊紀念品。我那次去的時候，碰到一個男的在賣孔雀尾羽團扇，他見到我們居然開口說出了十分生澀的中文——“孔雀毛，孔雀毛”，拿腔拿調還把“毛”讀成了第三聲，把我們給笑瘋了。誰說印度人不努力？人家明明就很努力去學過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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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十城記（一）孟買摺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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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會推薦交 “ 保護費 ” 進去參觀，觀景臺上除了拍一張所有人拍出來都一樣的打卡照之外別無所獲，而如果交了“保護費”，看門大哥會指派一個嚮導，帶着你參觀並講解不同的區域。進去就會發現，這裏確實需要嚮導纔行， 因爲千人洗衣場本質是一個生產場所 ，你要是自說自話在裏面到處流竄，影響人家工作不說，萬一丟了什麼東西也說不清楚。一兩個人流竄或許影響不大，但大家要知道中國那些成羣結隊的攝影老法師們戰鬥力有多強，把相機懟人臉上叫人家還怎麼幹活？收點保護費一來能設置門檻，二來也能讓參觀拍攝更爲有序，三來按照看門大哥的說法，收這個錢他們是用來進行社區建設的，也算是 “ 扶貧幫困 ” 吧。

千人洗衣場的歷史可追溯至 19 世紀中葉孟買城市化初期，妥妥的百年老字號。那會兒孟買還遠沒有如今的規模， 如果說達拉維是田林新村，那麼千人洗衣場的地段相當於上海的靜安寺 。英印殖民政府於 1890 年系統性規劃建設了這個地方，採用了罕見的三角形嵌套佈局——咱們同心圓、回字形的佈局見多了，用一層層三角形圍起來的“同心三角形”還是頭一回見。正是因爲這種非常規的佈局，走在其中完全沒有方向感，很容易迷路。

千人洗衣場配備了混凝土清洗池與花崗岩洗衣石，其建設理念是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 " 洗衣工廠 " 模式，同時針對印度的特殊情況進行了本土化—— 改用人力替代蒸汽動力以降低成本，並遵照種姓分工制度，由 Dhobi 種姓家族壟斷經營權 。 Dhobi 洗衣工們通常以家庭爲單位承包洗衣池，形成代際傳承的封閉行會體系。

一百多年來，千人洗衣廠經歷過了幾次時代的變革。起初這個地方只有 Dhobi 種姓，只爲英國駐軍、東印度公司職員及帕西富商提供高端洗衣服務；印度獨立後，孟買市政局頒佈《洗衣服務民主化法案》，打破種姓壟斷，允許非 Dhobi 族羣參與經營，於是千人洗衣場的經營得以擴大，連穆斯林也駐紮進了洗衣場，專門爲穆斯林羣體提供“清真洗衣”服務。 1970 年代，千人洗衣場的服務一度覆蓋了孟買一半人口， 然而隨着家用洗衣機的普及，來自家庭的衣物逐漸減少，他們只好將主要業務轉向酒店、醫院、社區洗衣店、餐飲服務商、服裝經銷商、婚慶公司等行業。

千人洗衣場給人最直觀的第一印象就是蔚爲壯觀的晾曬衣服場景， 這些晾衣繩連接起來總長 18 公里，每天要晾掛重達 45 噸的衣物 。他們晾衣服的方式值得推廣一下——不需要夾子，用兩根粗麻繩絞緊繃直，晾衣服的時候把衣角往麻繩之間一夾，收的時候一扯，對衣物的形狀完全沒有限制，小到襪子大到牀單都能這麼晾。

印度人手洗衣物還保持了傳統的方式，會把衣物甩起來在石板上鞭打，觀賞性很強。洗衣場裏一共有 731 個混凝土洗衣池，每天要洗超過 10 萬件各種衣物，其壯觀程度可想而知。因此經常有印度電影劇組來這此取景，像我們這樣慕名而來的遊客也是絡繹不絕。 2011 年的時候，千人洗衣場獲得了吉尼斯世界紀錄的認證 —— 最多人同時手洗衣服的地方，當時有 496 個人一起同步洗衣服。咱們古代是 “ 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 ” ，這兒是 “ 孟買洗衣場，千人甩衣聲 ” 。

千人洗衣場的經營走的是“跑量”模式，單價非常便宜。比方說來自酒店等相關行業的大宗訂單，清洗價格低至每公斤 15 盧比（一塊多人民幣），散客的“高檔”精洗護理清洗每件也只要 30 到 80 盧比左右。我看到他們的流程分工十分複雜，包括收件、分揀、預處理浸泡、清洗、晾曬、熨燙等多個環節；業務還包括針對不同客戶的需求進行包括染色、漂白、消毒……由於處理的量大，收入倒是相當客觀。據估計千人洗衣場每年的營業額可以穩定在 10 億盧比，如果算上觀光、影視取景等衍生產業，可能達到 15 億盧比左右（約合 1700 萬美元）。假如按照 7000 名洗衣工來計算，人均創造約 2400 多美元的 GDP ，一點都不給國家經濟拖後腿。這裏的洗衣工日均工作 14 到 20 個小時，屬於重體力勞動。不過不同層級的洗衣工實際收入差距很大——管理層月入 45000 盧比（約合 4000 人民幣），熟練的技術洗衣工月入 18000 到 25000 盧比，而底層工人只能賺 6000 到 10000 盧比。

現在願意當洗衣工的年輕人已經越來越少，而這個行業未來的崗位需求也會不斷下降。從 1980 年代起，千人洗衣場就開始逐漸引入用於洗衣、甩幹、烘乾的自動化機械設備。根據統計， 2000 年的時候還只有 8% 洗衣流程用到自動化設備，而如今已經高達 41% ，甚至連分揀流程都打算採用智能設備。不過讓人想不到的是，洗衣自動化這件事，居然對印度教的教義產生了一定的衝擊。

我前面說過像洗衣工這樣的賤民是“ 污染轉移者”、“污染承載者” ，在印度教的教義中，這些賤民的肉身才是神指定的“污染物容器”； 洗衣機作爲無生命的機器，雖然能把髒東西洗乾淨，卻並不屬於種姓、業力體系的一部分，不具備吸收和承載污染的宗教功能，因此一些涉及宗教用途的東西（比如祭司的衣服、裝飾神廟用的布縵），還是必須要使用人工清洗 。

但即便是在印度這樣一個傳統力量十分頑固的社會，也無法阻擋現代化的大勢所趨—— 降本增效是最強有力的推動力 。比方說，原來傳統手工清洗單件衣物成本約 3-5 盧比，如果用機器輔助，成本可以降到 1.8-2.5 盧比。受到現代化和自動化的衝擊，洗衣工的平均年齡已經從 1980 年的 32 歲升至 2025 年的 51 歲，或許這一持續百年的“文化遺產”終將會在未來的某一天落幕。

頭頂飯盒的“六西格瑪”神話

千人洗衣場創造的“最多人同時手洗衣服”的吉尼斯世界紀錄應該再也不會有機會被打破了，但這並非孟買唯一由勞動人民創造的吉尼斯世界紀錄。

2011 年，有一個叫普拉克什（ Prakash Baly Bachche ）的 “ 達巴瓦拉 ” （ Dabbawala ）創造了一項吉尼斯世界紀錄， 他一次性將三個飯盒板條箱頂在頭上，並在保持平衡的狀態下將所有的飯盒送到目的地 。這個盒飯板條箱可不一般，每個能裝 45 個飯盒，裝滿飯盒的板條箱我估計絕不少於五十公斤，那玩意兒想要靠自己一個人舉起來都難。把三個這樣的大傢伙頂在頭上走街串巷，正是印度人“開掛”的極致表現。

如果說貧民窟是孟買負面的“城市名片”，那 “ 達巴瓦拉 ” 則可算是一張比較正面的“城市名片”，跟千人洗衣場一樣全球獨此一家別無分號。 Dabba 是波斯語中“飯盒”的意思， -wala 這個後綴在印地語中很常見，通常代表某件事執行者， “ 達巴瓦拉 ” 的意思就是送飯盒的人（ Tiffinman ）。

平時關注印度的人或許曾讀到過關於孟買 “ 達巴瓦拉 ” 的雞湯文 —— 在那山的那邊海的那邊，有一羣 “ 達巴瓦拉 ” ，他們飯盒頭上頂，他們文盲但聰明，他們日復一日穿行在那鋼筋的大森林，他們準時送達每一份關心 …… 這些 “ 達巴瓦拉 ” 不依靠任何現代化技術，甚至很多人都不識字，然而卻創造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蹟 —— 每八百萬個飯盒只會送錯一例，準確率和準點率都高得逆天，創造了吉尼斯世界紀錄，達到了通用電氣的 “ 六西格瑪 ” （ Six-Sigma ）管理水平，震驚了哈佛商學院等等 ……

這些大同小異的故事被傳播的背後，其實是一連串的以訛傳訛。

1998 年的時候，《福布斯》（ Forbes ）雜誌有個叫蘇布拉特（ Subrata Chakravarty ）的記者採訪了孟買 “ 達巴瓦拉 ” 協會（ Mumbai Tiffinmen's Association ）的主席拉古納特（ Ragunath Medge ），問到送盒飯的出錯率。主席隨口就說了一句： “almost never, maybe once every two months. If we made 10 mistakes a month, no one would use our service. （幾乎從來沒有，或許兩個月有一次。如果我們一個月送錯 10 次，那沒人會用我們的服務） ” 記者按照這個回答，推算出每八百萬次或一千六百萬次（算上飯盒回收）纔會出錯一次的結論，然後把這個推算寫在了一篇名爲《 Fast Food 》的稿件中，這可能是關於“達巴瓦拉”最早的一篇媒體報道。

2002 年的時候，有另外一個記者讀了《福布斯》那篇稿件之後，去問這位主席拉古納特，你們這個協會算不算是一個 “ 六西格瑪 ” 組織。結果這位主席壓根兒不曉得 “ 六西格瑪 ” 是啥，記者告訴他這代表了每十億次只會發生 1.9 次錯誤，那個主席當時是這樣回答的： “Then we are. Just ask Forbes. （那我們就是，問福布斯去） ” 然後這個記者在寫稿件的時候就寫道 ——“ 《福布斯》已將孟買‘達巴瓦拉’協會認證爲了六西格瑪組織。 ”

於是 “ 六西格瑪 ” 說法就這樣傳開了，如今 “ 達巴瓦拉 ” 自己的官方網站上（ https://mumbaidabbawala.in/ ），也宣稱得到過福布斯的 “ 六西格瑪 ” 認證，甚至還把“六西格瑪”的字樣（ 6σ ）設計在了自己的 logo 裏。 然而最初的那個《福布斯》記者蘇布拉特後來發表過闢謠澄清，他說《福布斯》從未認證過這所謂的 “ 六西格瑪 ” 組織，他也從未使用過這個術語 ——“ 六西格瑪 ” 其實是由摩托羅拉創立、被通用電氣推廣的一套商業管理工具和流程，壓根兒跟“出錯概率”沒關係。

大家看明白了不？許多謠言的產生，只不過是因爲人們不加甄別的誇大和傳播—— 六百萬分之一、八百萬分之一的出錯率，都是 “ 達巴瓦拉 ” 負責人自己隨口說的，關於飯盒配送的準確率其實從未有過正式的統計 。哈佛商學院確實曾將 “ 達巴瓦拉 ” 作爲案例研究，但他們研究的是如何以低成本、簡單的操作來提供高水平服務；而所謂的創造吉尼斯世界紀錄指的是某個小哥頭頂三個盒飯板條箱，並不是指這一服務的水準和效率。

我覺得關於“達巴瓦拉”這個事兒，從印度文化的角度來解讀會更有意思 —— 爲什麼這樣一個行業會出現在孟買而不是別的地方？爲什麼能夠長盛不衰？

孟買跟上海、香港、深圳一樣，早年都是漁村，隨着城市的興建和發展，湧入了大量外來人口。 但印度有個奇葩之處，就是各種忌口多得離譜 。如果你坐過印度航空公司的航班，會發現他們預定航空餐食時有無比多的選項，正是爲了適應不同忌口的人羣。南亞這地方由於氣候炎熱，食物容易腐敗變質，本身就有各種飲食禁忌；再加上宗教方面的禁忌，使得他們忌口的原因五花八門——印度教徒出於“奶牛崇拜”的原因不喫牛肉，穆斯林只喫清真食品，耆那教徒不喫任何肉食以及長在地下的蔬菜，錫克教徒不喫任何按清真和猶太教法宰殺的肉類，佛教徒在特定日子不喫蔥蒜葷腥……

飲食禁忌還會相互交叉影響，形成了種種個性化的飲食忌口。這些忌口不是靠分餐制就能解決的，連對廚房的 “ 潔淨度 ” 都有要求，一些比較教條化的個體會只喫自己家裏做的東西。即便在今時今日還有很多印度人不願意喫外面“來路不明”的食物，大食堂、大鍋飯這種形式在印度根本就沒法兒搞，自助餐也得把肉食單獨分區。

這種飲食禁忌在小農經濟爲主的前現代社會問題不大，因爲過去人們的活動半徑一般都在自己家周邊，可以頓頓在自己家裏喫飯；然而在不同族羣分工合作的現代社會，人們來到城市生活工作，無法保證按時回家喫飯，這些個矯情的禁忌就會跟新時代顯得不相適應。

結果城市化沒能逼迫印度人民擺脫傳統飲食禁忌，反而催生出了送飯盒這個職業 。

爲了“男性尊嚴”負重前行

送盒飯的始作俑者是 19 世紀晚期的一位名叫馬哈迪歐（ Mahadeo Havaji Bachche ）的帕西族（ Parsi ）的銀行家，他想在辦公室裏喫自己家裏做的飯菜，於是專門僱了一個人每天中午給他送飯，這種 “ 有錢任性 ” 的做法引得他人紛紛效仿。

這裏我得要說明一下，首先，帕西族是波斯薩珊王朝被穆斯林征服後逃到印度次大陸的波斯人後裔，其信仰的瑣羅亞斯德教本身並沒有飲食禁忌， 但瑣羅亞斯德教也有“潔淨觀” （說起來，印度的吠陀宗教和瑣羅亞斯德教都可以追溯到雅利安原始宗教，其潔淨觀也有着共同源頭） ，他們定居印度之後爲了融入印度社會，主動遵守了印度教徒不喫牛肉、穆斯林不喫豬肉的雙重禁忌，並且還制定了自己齋戒法則 。其次，印度社會的分工之細是獨一無二的，比方說有錢人家請傭人，開車、做飯、洗衣、打掃、帶孩子都得是不同的人，因爲不同工作的 “ 潔淨度 ” 不一樣， 他們在情感上顯然接受不了同一個傭人又打掃廁所又給他們做飯。送飯這種活兒肯定要專門找一個乾乾淨淨的人，不然這飯菜就被 “ 污染 ” 了 。

馬哈迪歐發現像他這樣有送飯需求的人居然還不少，於是索性在 1890 年的時候組織起了一個專門送飯的百人團隊，提供高效的配送服務。一開始這種服務是私人化且非正式的，服務範圍也不大；到了 1920 年代之後，這一服務系統日趨成熟， 建立起了一套“地址編碼系統”，用簡單的字母、數字、顏色組合來代表送達的火車站、配送路徑以及目的地建築及樓層 ，送餐的“達巴瓦拉”只要掌握“讀碼”技巧，即便不識字也能將餐盒準確送達。

由於旺盛的送餐需求，如今達巴瓦拉每天配送的飯盒多達 20 萬件，全年無休。差不多一個 25 人的團隊能夠覆蓋 1 平方公里的配送，其中有 3 名候補成員應對突發狀況。 大約 200 個團隊的 5000 名達巴瓦拉，構建起了整個配送網絡 。送餐服務的月費約 600 盧比（合 50 塊人民幣），相當於一天 2 、 3 塊人民幣，包括送餐和回收飯盒。

達巴瓦拉的工作流程跟現代物流非常相似，飯盒從家到客戶的辦公室被分解成了 “收件、分揀、運輸、分揀、派送” 五個環節，分工明確，環環相扣；而且由於客戶是固定的，省卻了尋址、聯絡的麻煩，比收發快遞要更容易。每天早上“收件”的達巴瓦拉會在 9 點左右到客戶家取餐，客戶的妻子或母親必須在那之前把飯盒準備好；飯盒需要在 10 點半之前在收件片區的城鐵站匯合，按照目的地完成飯盒的分揀，然後運上城鐵。那個時段的孟買城鐵會把最後一節車廂專門留給 “ 達巴瓦拉 ” ，這樣 11 點半左右飯盒就能抵達孟買 CBD ；目的地城鐵站集中了飯盒之後進行再次分揀，交給送貨的達巴瓦拉完成 “ 最後一公里 ” 的配送，會在 13 點前送到客戶手中。整個流程不超過4小時，堪比我們國內“同城半日達”，費用則只需1/10。

“ 達巴瓦拉 ” 大部分都是老鄉，來自浦那（ Pune ）附近的一個小村莊，平均受教育年限爲八年級（約等於初中文化）。要入行的話得自備 2 輛自行車（一輛備用）、一個裝飯盒的板條箱、一套白色制服（ Kurta ）、一頂尼赫魯小帽（ Topi ），另外還得交 3 萬盧比加入工會，從而簽訂一紙終身的合同。所以你會看到很多 “ 達巴瓦拉 ” 年事已高，他們幹這行已經幹了一輩子。達巴瓦拉的月收入大約 9000 到 12000 盧比（約合 800-1000 人民幣），人均服務 40 位客戶。 從效率上來看，一天只送 40 單實在是不多；但考慮到達巴瓦拉需要頭頂着五六十公斤的板條箱步行穿行於孟買的鬧市區，感覺他們能夠從每天的工作中“生還”就已是奇蹟 。

客觀來講，印度不準時、不靠譜纔是常態， “ 達巴瓦拉 ” 如此守時與靠譜實在是很 “ 不印度 ” ，堪稱印度社會的一朵奇葩。說來諷刺， “ 達巴瓦拉 ” 配送系統之所以能夠準時，恰恰因爲物流方式的落後 ——試問有哪個快遞公司會用城鐵、自行車甚至步行作爲主要運輸方式呢？然而這種方式卻非常適應孟買擁堵的城市地面交通。 孟買的城鐵是“達巴瓦拉”系統得以運作的物質基礎，這是一種輕軌和火車的混合體，屬於孟買特有的公共交通，相當於把火車當作城市軌道交通來運營 ；車廂設計類似輕軌，車站都在地面層，車門從來都是不關的，方便了印度人民掛在車廂上，也方便了板條箱的運輸。如今孟買新建的地鐵輕軌系統（ Navi Mumbai Metro ）就無法運輸這種板條箱，這決定了 “ 達巴瓦拉 ” 的模式不太可能複製到世界上其他地方 —— 有需求的城市沒有城鐵，有城鐵的城市沒有需求。

有不少雞湯文裏，把這種送飯盒的需求歸結爲孟買上下班高峯時段城鐵擁擠，不方便帶飯盒。這個原因顯然不成立——一百年前的銀行家們哪兒來的擠地鐵問題？

我認爲真正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原因就是我前面說過的，印度人忌口太多，忌口除了食材禁忌之外，還包括不喫隔夜飯菜。

由於南亞酷熱的環境，印度教特別重視“食品安全”等衛生問題，並發展出了“潔淨觀”的宗教教條，剩菜剩飯被視爲“不潔之物”。 因此印度人大都不喫隔夜飯菜，甚至連隔頓都不喫，每頓都要喫新鮮現做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們這邊帶飯上班上學，只要前一晚把剩飯剩菜留好、放在冰箱過夜，第二天帶去公司繼續放冰箱，中午微波爐熱一熱就能喫。但印度人必須要喫當天現做，哪兒來得及一大早做好新鮮飯菜給他帶去上班？

順便說一下，印度教中不同材質也有潔淨度之分，排名上 金 > 銀 > 青銅 > 黃銅 > 陶器 。我們經常會用玻璃飯盒、塑料飯盒，可在印度教中——玻璃具有不可玷污的神聖性，一般不用來盛放食物；塑料具有隔絕性，由於“不參與能量交換”，一旦污染便不可淨化。你在印度留心觀察就會發現，他們很愛用金屬盤子、金屬碗、金屬杯子，金屬潔淨度更高、受到的污染可以被清洗掉，但金屬無法放微波爐裏熱，這也使得印度人沒有習慣喫微波爐復熱的食物。

第二個原因， 印度男人覺得自己帶飯是一件有失體面的事情 。

前面我就提到過，印度人有種我們無法理解的觀念，他們會覺得做自己職責範圍之外的事情是很不體面的，這種觀念源於鉅細靡遺的種姓分工制。印度社會男女之間也有“天然”的分工，我在印度見過不少男人都是家裏油瓶倒了也不會去扶一下的那種， 他們覺得家務是女人的職責範圍，一旦自己做過一次，就會壞了規矩，堅決不能做 。像我這種 “ 買汰燒 ” 什麼家務都乾的男人，在印度定居期間引起過無數次喫瓜羣衆的圍觀。無論是鄰居阿媽還是我丈母孃，看到我一個大男人忙個不停做家務，都是一臉 “ 世界上居然還有這種雄性生物 ” 的表情，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達巴瓦拉的客戶基本上都是辦公室白領——白領在印度屬於受人尊敬的“腦力勞動者”，如果一個印度男人身爲堂堂公司白領，卻還得自己帶着飯盒上下班，面子上說不過去；人家會覺得這戶人家的妻子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連丈夫的飯菜都沒有安排好。因爲在傳統印度家庭中， 妻子是全職家庭主婦，爲丈夫安排好每一頓飯菜是她們的“天職” 。

因此“達巴瓦拉”這樣一種職業能夠在孟買蓬勃發展，除了城鐵提供了“物質基礎”之外，歸根結底還是印度的傳統文化使然。

然而在如今的新時代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接受外面的食物，不再依賴傳統的送飯盒服務；與此同時，願意從事這個職業的年輕人也變得越來越少，其辛苦程度與收入並不匹配。因此， “ 達巴瓦拉 ” 就跟洗衣工一樣，都面臨着轉型的壓力，不得不尋求新的市場機遇 。比方說新冠疫情期間，“達巴瓦拉”的送飯盒業務受到重創，他們立刻靈活調整業務，改做藥品、日用品配送，就是很成功的轉型嘗試。他們還開發了行業應用 APP ，並與餐飲企業合作開展配送服務，將業務拓展到了孟買以外的印度城市。

千人洗衣場和 “ 達巴瓦拉 ” 試圖融入新時代的嘗試，是傳統與變革在印度社會相互妥協的例證 —— 既要適應社會的發展，又要維繫自己“引以爲傲”的傳統 。千人洗衣場是文化遺產、達巴瓦拉是“六西格瑪”商業運作典範，都屬於孟買的“城市名片”。而印度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往往建立在一個前提上 —— 必須要先確保自己“引以爲傲”的傳統文化、傳統生活方式不受太大沖擊，照顧大多數人的既得利益、風俗習慣，然後才能做出一點點改變。因此，哪怕有“看不見的手”在背後推動，他們進步也總是像擠牙膏一樣，一次只改那麼一點點。

孟買無疑是整個印度最現代化、最進步、最具活力的城市， 可正是由於印度無法徹底摒棄舊時代的沉渣，在傳統和現代之間不斷搖擺，和真正的現代化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

舉個例子來說吧，儘管天氣炎熱，印度人民的着裝卻很保守，女性一般不能露出自己的腿部，男人也很少會穿短褲出門。我在印度頭一回看到姑娘光着腿穿短裙正是在孟買街頭，老實說那幾個姑娘長得很普通，然而她們穿着連衣裙走在大街上的場景堪稱驚鴻一瞥，簡直像一場春夢——正如同在那些要求女性穿着黑罩袍的伊斯蘭教法國家，沒有包頭的女生會顯得很扎眼；在印度這個幾乎所有人都穿長褲的國度，她們特立獨行與衆不同的裝扮會讓人感覺好像沒穿褲子一樣，顯得十分性感且引人注目。

大家或許有所耳聞：越是壓抑的傳統社會，男人的性幻想性衝動越是容易被一些微不足道的裸露激發起來。魯迅曾對保守的舊社會中國有過這樣的描摹： “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其實今時今日世界上仍有很多地方是這樣的，印度便是其中之一， 這種保守的風氣很可能正是這個國家強姦案高發的誘因之一 。印度那些希望突破傳統束縛的女生，哪怕只是光腿穿着短裙也不得不承受大量異樣的眼光和社會的非議；而那些受到強姦的婦女，更是經常會遭遇“受害者有罪論”的污衊。

孟買一邊渴望進步和發展，一邊又被傳統觀念、傳統生活方式拉扯住了後腿 ，兩極分化在所難免。孟買有這個國家最不見天日的角落，也有最高大上的場所，這裏就不得不提到安提利亞（ Antilia ）。

世界上最昂貴的違章建築

大家一聽“安提利亞”這個名字或許一頭霧水，安提利亞是一座傳說中的大西洋島嶼，並不存在於真實世界中。印度富豪穆克什 · 安巴尼（ Mukesh Ambani ）借用了這個傳說中島嶼的名字來命名他在孟買的那座舉世聞名的私人豪宅，這樣一說大家應該就知道了吧。

安提利亞可謂是印度頂級富豪窮奢極欲的代表。網上說安提利亞造價 10 億美元，這個其實說少了， 10 億美元僅僅是建築本身，加上裏面的裝修花費已經超過了 22 億美元， 2023 年的最新估值更是高達 46 億美元， 是僅次於白金漢宮的世界第二貴的住宅 。這座建築雖說只有 27 層樓，卻高達 173 米，平均層高 6 米，一層頂人家兩層，配有三個直升機停機坪、 168 個停車位、 9 座電梯、宴會廳、游泳池、水療中心、電影院、醫院、神廟，甚至還有一座可以造雪的 “ 雪屋 ” ； 安巴尼一家只有5 口人，但整座建築的運作需要 600 名工作人員，據說每個月光是維護費用支出就高達 2500 萬盧比 （約合 210 萬人民幣，或 29 萬美元），相當於每天 1 萬美元；一個月要用 63 萬度電，相當於普通印度家庭 400 年的用電量。

然而這樣一座夢幻住宅在孟買卻是聲名狼藉，安巴尼一家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不曾正式遷居其內，因爲這是一座 “ 違章建築 ” 。

假如說孟買南區的科拉巴、納裏曼角一帶是上海黃浦區，達拉維相當於徐匯田林的地段，那麼安提利亞的地段就相當於上海的老盧灣區 （現在已與黃浦區合併），屬於上等人居住的 “ 上只角 ” 。 但安巴尼家族乃是吠舍種姓出身的古吉拉特商人階級，印度獨立之後才發的家，無論是家族產業的根基還是社會地位，比起諸如塔塔家族之類的老牌財閥都要有所不如 。要知道，塔塔家族的泰姬酒店位於孟買印度門邊上，屬於最頂流的位置。因此安巴尼家族迫切需要在孟買的核心區域有一個安身立命之所，以此確立自己頂層上流社會的地位。然而想要在早已擁擠不堪的孟買 “ 上只角 ” 圈一塊地絕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就算有錢也買不到，於是安巴尼就動起了歪腦筋。

安提利亞所在的這塊土地，原本屬於一家穆斯林孤兒院所有。這座孤兒院是 1895 年由一位穆斯林貴族捐建，旨在爲一些什葉派穆斯林兒童提供教育和庇護。這種由穆斯林捐獻、用於慈善目的的的土地資產叫做“瓦合甫”（ Waqf ），“瓦合甫”這個詞的意思是 “ 收押 ” 、 “ 使靜止 ” ，可以理解爲被凍結的資產，專門有個瓦合甫董事會管理，按照傳統瓦合甫資產是不允許出售的。安巴尼最早要購買這塊土地的時候，瓦合甫董事會明確提出了反對，並且向法院提起了公益訴訟（ PIL ，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 架不住安巴尼有錢能使鬼推磨，愣是讓法院駁回了訴訟，並且通過利益輸送讓董事會撤銷了異議 。當時被收買的孤兒院信託管理人，以 " 孤兒院不符合土地保有資質 " 爲由，讓安巴尼成功買下了這塊地。順便說一句， 2002 年安巴尼買下這塊地時只花了 2.1 億盧比，而當時的市值應該在 50 億盧比左右。

安巴尼雖然“手眼通天”，卻還遠未能“一手遮天”。由於他的行事實在太過高調，這宗非法土地交易很快就被人挖了出來。馬哈施特拉邦政府在 2007 年表示，在建中的安提利亞屬於 “ 違章建築 ” ， 因爲從根本上來講，瓦合甫的土地既不允許出售也不允許轉讓，瓦合甫董事會並沒有資格批准這項交易 ，至少要得到邦委員會的許可； 2017 年瓦合甫董事會正式提出訴訟後，孟買高院卻又以超過了“訴訟時效”爲由駁回……多方勢力在這個案件中反覆拉扯。最新的進展顯示， 安巴尼依然未能取得自己豪宅完全無爭議的土地所有權， 這個案件目前通過 " 年度貢獻金和解協議 " 的形式暫時和解， 他每年需要支付 1.2 億盧比所謂“貢獻金” （約合1000萬人民幣） ，否則就要歸還土地 。

這起非法轉售土地的爭議案，引發整個印度對這類慈善用地非法交易的調查，結果發現這是一個普遍現象。在隔壁卡納塔克邦的同類案件中，有多達 50% 的慈善用地都被非法轉售給了開發商。而根據印度最高法院的判例顯示，這些案件中 82% 最後都以經濟補償和解，只有 5% 把土地歸還了出來——所以在印度， 法律只是約束窮人用的，有錢真的就可以爲所欲爲 。

然而在法律的另一面——社會輿論和道德批判層面，就不會這麼容易放過安巴尼了。這座極盡奢華之能事的私宅被視爲印度富人缺乏同情心的例證，其每個月 2500 萬盧比的維護成本可運營 40 所孤兒院，與土地原來的慈善用途形成極具諷刺性的對比，奢華的建築本身也跟孟買大量的貧民窟形成了視覺衝擊。

安巴尼一看到這座建築招來了那麼多非議，搬進去也不是，不搬進去也不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沒有正式入住安提利亞，只把那裏作爲一個宴客聚會場所。他推說這座房子東邊的採光不好，不符合印度的“風水學”，住在裏面會精神上不和諧，還會招來厄運……但這顯然只是藉口，都已經花幾十億美元把房子蓋起來了，難道還差錢採光？

有人可能要問，印度也有風水嗎？嗯，不但有，而且其影響力超乎大多數人的想象。印度傳統中的 “ 風水學說 ” 叫做 Vastu Shastra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500 年的印度河文明，是一種古老的建築設計理念， 旨在通過平衡自然元素和空間佈局來促進人的“運勢” 。印度教將土、水、火、空氣和空間（ Akasha ）這些五種基本元素視爲構成宇宙的基本力量， Vastu Shastra 的核心正是在於協調這些元素與建築的設計。印度自古以來的城市規劃、寺廟建築都需要遵循 Vastu Shastra ，而且還將這些設計理念輻射傳播到了周邊地區——比如粉城齋普爾（ Jaipur ）的整體規劃、柬埔寨吳哥窟（ Angkor Wat ）的佈局都是根據印度 “ 風水 ” 來設計的，另外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寶俱全的寺廟——桑耶寺，其壇城（ Mandala ）設計也是源自於 Vastu Shastra 。

波斯之光帕西族

對安提利亞的批評聲中，有一位重量級人物是已故的塔塔集團前董事長拉坦 · 塔塔（ Ratan Tata ），他說：“住在那裏的人應當關心他周圍的社會，並尋求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否則他是可悲的，因爲這個國家需要重新分配一些人的鉅額財富，來減輕人們的苦難。”（ The person who lives in ther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what he sees around him and asking can he make a difference. If he is not, then it's sad because this country needs people to allocate some of their enormous wealth to finding ways of mitigating the hardship that people have. ）

我在上文就提到過，塔塔家族纔是印度真正的 Old money—— 老牌貴族資本家。塔塔祖上發家的時候，安巴尼家族還在喫土呢。拉坦 · 塔塔作爲印度著名的企業家和慈善家，是塔塔集團的第四代掌門人（創始人的曾孫），以注重商業道德而聞名。塔塔這種老牌貴族做事情會比較講究喫相，並且有做慈善的傳統，一直以來都大力資助印度的教育和醫療。

塔塔家族屬於帕西族（ Parsi ），跟建立起“達巴瓦拉”系統的帕西商人是同族。 “帕西 ” 一詞其實就是 “ 波斯 ” （ Persian ），公元 7 世紀，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國征服了薩珊波斯帝國，從此開始了波斯的伊斯蘭化。 8 到 10 世紀期間，有一部分不願改信伊斯蘭教的波斯瑣羅亞斯德教徒（ Zoroastrians ）帶着他們的聖火，移居到了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一帶，並在其後數百年的時間裏徹底融入了印度社會。孟買最繁華的南區就有一座瑣羅亞斯德教的聖壇，門口裝飾了一對拉瑪蘇（ Lamassu ） —— 拉瑪蘇是一種起源於兩河文明的半人半獸怪物，其形象是一頭長着人臉和翅膀的公牛，在亞述遺址尤其常見，經常被用來守護大門，就跟我們中國大門口的石獅子一樣。公元前 5 世紀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征服了兩河流域之後，大量吸取兩河文明元素，瑣羅亞斯德教主神阿胡拉馬茲達的形象便是抄襲亞述神祇阿舒爾，拉瑪蘇也由此成了波斯文明的標誌。伊朗的波斯波利斯（ Persepolis ）遺蹟最出名的就是城門口的那對巨大的拉瑪蘇，在孟買的繁華鬧市區冷不丁見到拉瑪蘇讓人感到十分魔幻。

孟買的郊外還有一座 寂靜之塔 （ Dokhma ），相當於瑣羅亞斯德教的 “ 天葬臺 ” 。在瑣羅亞斯德教的潔淨觀裏，土地（ Zam ）、水（ Aban ）、火（ Atar ）這些元素都神聖不可玷污，屍體作爲最終極的污染源（ Nasu ），無論是火葬、水葬還是土葬都會造成“污染”，只能通過天葬讓禿鷲來分解—— 禿鷲的作用就有點像印度教中專門轉移、吸收污染的賤民 。然而近年來嚴重的環境污染導致了孟買周邊 99% 的禿鷲中毒死亡，靜寂之塔的屍體需要花長達半年時間才能分解，傳統的天葬越來越難以爲繼，帕西人正在探索使用太陽能集熱裝置來降解屍體——按照教義，太陽能集熱不算用火，不會玷污聖火。不過這一方式存在爭議，尚未被整個帕西人社區所接受。

帕西族在印度是非常小衆的一個民族，總人口不足 6 萬， 70% 都集中在孟買這一帶。 帕西族的絕對數量雖然少，但他們跟猶太人有點像，善於經商、重視教育，具有社會責任感，族羣內部抱團互助，成爲了印度社會的一小撮精英人士 。英國人來孟買建設港口的時候，帕西族紛紛從附近的古吉拉特農村來到孟買工作，他們的勤奮令英國人印象深刻。當時英國人很不喜歡印度教徒，覺得印度教徒又懶又蠢，表面順從內心狡猾（ as passive, ignorant, irrational, outwardly submissive but inwardly guileful ）；這些帕西族不僅靠譜，而且在工作上不受種姓職業的約束，於是英國人爲他們提供現代教育，帶他們見世面，把他們培養成了東印度公司的經紀人。 帕西族通過這一機遇在孟買紮下了根，並積累起了鉅額財富，他們控制了印度股市 18% 的市值，擁有塔塔、瓦迪亞等集團旗下的鋼鐵、航運、化工產業 。帕西族還崇尚慷慨、誠信、奉獻，認爲賺到錢要回饋社會。比方塔塔集團就有規定， 66% 利潤將永久用於社會事業，爲推動印度的慈善、醫療和教育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塔塔集團的創始人、印度工業之父 —— 賈姆希德吉 · 塔塔（ Jamsetji Tata ， 1839-1904 ）便是發跡於那段時期。他 1839 年出生於一個帕西族家庭，父親是一名瑣羅亞斯德教祭司，清貧但受尊敬。 14 歲那年，賈姆希德吉 · 塔塔來到孟買開始接受西式教育，成爲首批融合印度傳統與西方現代知識的印度本土精英。

19 世紀的印度就跟中國一樣，深陷殖民經濟侵略的危機之中， 賈姆希德吉 · 塔塔可說是憑藉一己之力，掀起了一場民族自強的印度版“洋務運動” —— 得益於私人資本高效靈活的優勢，這場印度“洋務運動”甚至比中國晚清時期依賴官僚體系的“洋務運動”更成功 。塔塔在世時有四大願景——第一，建立起印度自己的現代紡織企業（輕工業），打破英資產品的壟斷；第二，建立起印度自己的鋼鐵產業（重工業），實現工業原材料自給；第三，利用西高止山脈的地勢建設水力發電站（能源業）；第四，建立一家印度自己的世界級酒店（服務業）。

這覆蓋全產業的四大願景已經不是“雄心壯志”能夠形容的了，乍看之下簡直是野心勃勃的癡人說夢。然而這四個看似遙不可及的願景，竟然都讓塔塔集團實現了……遺憾的是，這四大願景中只有最後一個是在賈姆希德吉 · 塔塔生前實現的，其他都是由他的家族後代實現的。

這最後一個願景，正是孟買的地標建築——泰姬酒店。

殖民遺產的傷痕與烙印

泰姬酒店大致相當於上海外灘的國際飯店，也就是前段時間很火的電視劇《繁花》中寶總住的酒店。但從歷史和地位上來講， 泰姬酒店恐怕還要壓過國際飯店一頭，它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是整個亞洲最豪華的酒店 。

關 於這個酒店的來歷有一個勵志的雞湯故事：相傳 1896 年賈姆希德吉 · 塔塔在入住孟買一家英國人經營的沃森酒店（ Watson’s Hotel ）時被拒，理由是房間要保留給歐洲人，於是愛國資本家塔塔發憤圖強，建起了這座更大更豪華的泰姬酒店來一雪前恥。

但許多歷史學家都對這個雞湯故事存疑，認爲這種做法不符合塔塔本人的性格。比較令人信服的說法是當時《印度時報》的編輯認爲孟買需要一家配得上這座城市的豪華酒店，在其敦促下，塔塔建造了泰姬酒店。 這座酒店是全印度第一家擁有電力、美國風扇、德國電梯、土耳其浴室和英式管家的酒店，並長期保持了其頂流地位 。

泰姬酒店開業後，原本孟買最好的沃森酒店每況愈下，十幾年後就因爲競爭不過而倒閉了，或許這便是那個傳說的由來吧。話說這座始建於 1867 年的沃森酒店也挺傳奇的，到現在依然矗立在孟買繁華的南區， 是世界上現存的最古老的多層鑄鐵框架建築 ，叫做濱海大廈（ Esplanade Mansion ）。我在孟買幾次路過這座建築，看起來就好像破破爛爛搖搖欲墜的活動板房，完全想象不出當年居然是泰姬酒店的競爭對手。

泰姬酒店正門外就是孟買最爲標誌性的景點之一 —— 印度門（ Gateway of India ），無時無刻都有無數遊客在此留影打卡。這座印度門是 1924 年用來歡迎英屬印度皇帝喬治五世建造的——即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爺爺，比泰姬酒店晚了20年。這片地區原是個叫做阿波羅碼頭（ Apollo Bunder ）的漁港， 泰姬酒店作爲唯一地標，其酒店穹頂曾是當時航船識別港口的標誌，水手只要看見穹頂就知道抵達了孟買 。正是因爲先有泰姬酒店，纔會在這裏選址建造印度門。爲了修建印度門，專門進行了填海工程，從而有了今天的格局。 1947 年印度獨立時，最後一批英軍也正是從這座印度門坐船撤離的，不知那些英國人回望岸上金碧輝煌的泰姬酒店是何感想。

我雖然去過孟買很多次，但我只在帶土豪攝影團並趕上打折的時候住過一次泰姬酒店，後來就再也不考慮。這酒店逼格是挺高的，不過性價比有點差，主樓一晚的房費約 5000 人民幣起，翼樓也要 3000 多；客房設施有些陳舊，關鍵在於進出那片地區堵車非常嚴重，交通頗爲不便。當然，人家本來賣的就是情懷和服務，而不是酒店硬件。我看到過一個數據說， 泰姬酒店這一家的營收，就佔了整個孟買酒店行業的 23% ，不過我不清楚這是哪一年的數據。

2018 年有個電影《孟買酒店》（ Hotel Mumbai ），聚焦講述了 2008 年孟買恐怖襲時泰姬酒店的故事。那次恐怖襲擊事件中，泰姬酒店有 32 名員工和住客遇難，酒店側翼塔樓被焚燬，哥特式拱窗、水晶吊燈等歷史結構嚴重破壞。我後來去的時候，當年恐襲的痕跡已經完全被修復，修復花費了 4500 萬美元。建築的傷疤可以通過裝修掩蓋，人們心裏的傷疤卻難以撫平，泰姬酒店每年光是安保預算，就佔到其營收的 12% ；不僅是泰姬酒店，印度所有的高檔酒店都會對進出車輛進行安檢，用反光鏡檢查車底是否有炸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2008 年孟買恐怖襲擊的幾個目標，包括泰姬酒店在內都集中在孟買南區（主要包括科拉巴、納裏曼角、 CST 總站一帶）。當時恐怖分子坐船在此附近上岸，除了分頭襲擊那些預定好的目標之外，還有針對性地劫持了 50 名主要來自於英美等國家的外國人，將他們作爲高價值的人質。孟買南區是歐美遊客高度集中的地區，《項塔蘭》的故事也主要發生在這裏，這裏相當於上海外灘陸家嘴，堪稱 “ 印度曼哈頓 ” ， 是全孟買乃至整個印度最繁華最富裕的地區，沒有之一 。

孟買南區的天際線確實有種“曼哈頓既視感”，結合孟買炎熱的天氣，恍惚間會有種置身在中東土豪國家的感覺——當我第一次看到這條天際線時，瞬間秒懂了孟買敢於比肩上海的底氣究竟是哪裏來的。作爲一個在上海外灘十六鋪長大的人，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 時光倒退 40 年，孟買絕對要比上海更繁華更現代 。這條天際線乃是印度以舉國之力打造的超級 “ 面子工程 ” ，據說整個印度 70% 的摩天樓都集中在孟買， 其密度讓人很難想象這個國家居然還有那麼多窮人，更難想象這些摩天大樓的陰影中就藏着無數座貧民窟 。我帶團去孟買時經常會住在南區納裏曼角的三叉戟酒店（ Trident Hotel ），打折後的房價不到 1000 人民幣，在孟買五星級酒店中的性價比極高。三叉戟酒店及其毗鄰的奧貝羅伊酒店（ The Oberoi ），本身就是孟買天際線的一部分。酒店的客房分爲“海景”和“城景”——海景望出去是遼闊的巴克灣（ Back bay ），老實說挺單調的；城景則能將整個納裏曼角一覽無餘，呈現出極致的魔幻。 你會看到在孟買最繁華的地段，仍有密密麻麻的貧民窟棚屋，海面上飄着許多舢板小漁船，依稀可辨一百多年前漁村的模樣 。根據《項塔蘭》書中的描述，男主人公生活過的海邊貧民窟應該正是在位於此地。

▲從這張全景圖，你會發現印度人真的非常愛白色

摩天樓與貧民窟所形成的魔幻對比，所提供的是一種震撼的遠景視角；孟買令我癡迷的另一個要素，則需要走近才能看清，那就是孟買不可複製且無法替代的城市寶藏——殖民時期修建的 印度 - 撒拉遜 （ Indo-Saracenic ）建築。

英國殖民時期，在整個孟買南區建造了大量印度 - 撒拉遜風格建築，遍佈孟買南區的大街小巷，其保有量之大、保存之完好，着實令我歎爲觀止——前面講到的泰姬酒店、印度門都屬於典型的印度 - 撒拉遜建築。與上海的“萬國建築羣”只集中在外灘一線不同，行走在孟買街頭，經常轉過一個街角便會見到一棟能把我驚豔到的殖民時期建築。由於印度 - 撒拉遜建築與真正的歐洲建築有明顯的差別，你並不會覺得這裏像歐洲，整體設計及局部裝飾都頗值得玩味。

這種印度 - 撒拉遜風格也被稱爲印度哥特式風格（ Indo-Gothic ），是一種混血程度極高的建築風格；這一風格形成發展的過程非常有意思，可以從中窺見進入伊斯蘭時代以來整個中亞、南亞地區的歷史縮影。

大家都知道，印度莫臥兒王朝的統治者是來自波斯的蒙古人，即征服了波斯的帖木兒帝國。帖木兒（ Timur ）老家在中亞的撒馬爾罕，名義上是蒙古人，但事實上他那個部落是蒙古和突厥的混血，皈依了伊斯蘭教，無論是長相還是文化都更像突厥。 帖木兒這個人特別傾心於古典波斯藝術，入主波斯之後搞了一波“文藝復興”，將波斯、阿拉伯、突厥、蒙古等多種文化元素相融合，形成了獨特的 “ 帖木兒波斯 ” 風格 。大家現在去伊朗以及中亞的幾個斯坦國，看到的很多建築都屬於這種風格，比如撒馬爾罕的賈米清真寺、赫拉特的古爾 · 埃米爾陵墓等。

帖木兒的曾孫巴布爾（ Babur ）跑到印度建立了莫臥兒王朝之後，延續並發展了“帖木兒文藝復興”， 將帖木兒波斯風格跟印度本土風格又混了一波，混出了個 “ 莫臥兒風格 ” （ Mughal Style ）。如果你跑到北印度金三角和拉賈斯坦邦旅遊，看到的大部分經典建築都屬於這種風格，比如泰姬陵、阿格拉紅堡。這些建築以大型的圓形穹頂和拱門、細長的尖塔、庭院、花卉圖案、幾何圖案爲特徵。

進入英國殖民時期之後，由於印度人民對殖民統治的反抗此起彼伏， 英國人原本想過一不做二不休地搞一場“文化大革命”，有計劃地摧毀舊帝國的那些城堡、宮殿，抹去所有舊帝國的痕跡，當時甚至有人提議拆除泰姬陵 。隨着後來英國政府逐漸重視起了印度次大陸的考古與文化保護，纔打消了這一瘋狂的想法，他們決定打造自己的“建築紀念碑”。英國人爲了讓自己的歐洲殖民文化與印度傳統文化相區分，同時又爲了彰顯自己繼承了莫臥兒帝國的法統，於是將莫臥兒風格與歐洲的哥特式風格相嫁接，引入諸如鋼鐵架構等 19 世紀才發展成熟的新式建築技術，混出了一個全新的印度 - 撒拉遜式風格。

我們中國讀者對 “撒拉遜” （ Saracen ）這個詞或許會感到很陌生，這是過去歐洲人對中東地區穆斯林的一種蔑稱，帶有十字軍東征的敵意色彩。因此，“印度 - 撒拉遜”這一命名事實上別具深意，首先，英國人將印度教、耆那教等神廟建築上的本土元素稱爲“印度式”，將莫臥兒伊斯蘭建築元素稱爲“撒拉遜式”，是爲了強化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認知對立，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其次，使用“撒拉遜”這一歐洲特有的詞彙進行文化植入，則是試圖通過術語來重構印度建築文化的話語權。

但我不得不承認英國人的手段非常成功，印度 - 撒拉遜建築是一種非常成功的風格，其元素異常豐富——包括伊斯蘭教的拱門、穹頂、宣禮塔，印度教的雕刻裝飾，基督教的彩色玻璃窗和鐘樓，莫臥兒風格的庭院和涼亭，哥特式的尖拱連廊，還有來自中世紀環地中海地區的紅白相間石料……這一精心設計而又高度混血的帝國風格， 既表明了自己是莫臥兒王朝的繼承者，又彰顯了歐洲文化的復興主義 。印度 - 撒拉遜建築不僅在印度次大陸隨處可見，對亞洲和非洲的殖民建築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其元素常見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越南等地的建築。

英殖民時期與舊帝國時期的建築還有一個顯著不同之處——莫臥兒王朝最爲精雕細琢的都是些皇家建築和宗教建築；而大英帝國大力興建的主要都是公共建築，如學校、議會、法院、郵局、鐘樓、博物館，以及火車站。

CST總站的前世今生

沒有人知道全世界一共有多少個火車站，但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火車站據我所知只有一個，那就是孟買的 賈特拉帕蒂 · 希瓦吉國王總站 （ Chhatrapati Shivaji Maharaj Terminus ），簡稱 CST 總站，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印度 - 撒拉遜建築，沒有之一 。 2008 年孟買恐怖襲擊的時候， CST 總站如此顯眼的重要地標，成了恐怖分子首要攻擊目標，並且也是死傷人數最多的地方。

這座車站以前並不叫這麼拗口的名字，在建成後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都叫 維多利亞總站 （ Victoria Terminus ）——最初之所以建造這座火車站，是英印殖民政府爲了紀念“印度女皇”維多利亞女王加冕五十週年的工程獻禮。維多利亞女王加冕五十週年是 1877 年，而火車站事實上落成於 1878 年，因爲修建這座火車站花了整整十年時間，是英殖民時期在印度建設時間最長的建築。當時孟買已經成爲了印度最主要的港口城市，有大量的貨物進出口。這座火車總站被規劃爲大印度半島鐵路（ The Great Indian Peninsular Railway ）總部，爲了彰顯殖民的權威，自然要儘可能高調奢華。如今這裏是印度中央鐵路（ India's Central Railway ）的總部，日均客流量 300 萬人次（ 2025 年數據），仍是印度最繁忙的鐵路樞紐之一。

維多利亞女王在位期間（ 1837-1901 年），是大英帝國最巔峯的全盛時期，以她命名的地名遍佈全世界——比如香港的維多利亞港、澳大利亞的維多利亞州、非洲的維多利亞湖等等。當時工業革命帶來了大量技術革新，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自成一派，被稱爲 維多利亞式建築 （ Victorian architecture ）——印度 - 撒拉遜風格建築從某種意義上可算是維多利亞式建築融合印度本土元素的一個變體。

我得承認，當我第一眼看見 CST 總站時真的有被震撼到 —— 你如果讓我盲猜的話，打死我也猜不到這是一座火車站！ 這簡直就是一座富麗堂皇的宮殿、一件藝術品，然而卻又位於車水馬龍的街頭，十分接地氣 。火車站的工程水平和藝術水平都登峯造極，能找到許多經典設計風格的融合——歐式穹頂加入了印度壇城的八角形設計，車站大廳的格局吸取了莫臥兒宮廷的庭院嵌套設計，外牆的裝飾同時使用了獅鷲和孔雀這兩種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元素……與 CST 總站相毗鄰的印度郵政局（ India Post ）也是一幢非常精美的老建築，我曾經在那裏寄過包裹，走進去彷彿闖入了老電影的場景裏，那些設備看起來就像是從殖民時期遺留至今的。

火車站建築正中的大鐘下面，原本有一尊維多利亞女王的塑像。印度獨立之後，曾經搞過好幾輪 “ 去英國化 ” 的運動，印度政府要求將公共場所的英國人塑像都移走，於是女王塑像就被扔在了一座公園的草坪上。由於無人監督管理，後來整座塑像不翼而飛，據推測很可能被政客通過走私渠道偷運出去賣給了國外收藏家，至今仍下落不明。如今火車站上維多利亞女王塑像的位置只有一個空蕩蕩的臺座，而建築頂部另一尊手持火把的女性塑像經常被遊客誤認爲是維多利亞女王，事實上那是一尊象徵 “ 進步 ” 的塑像。

莫迪政府上臺之後，印度教民族主義勢力抬頭，又搞出了新一輪的 “ 去英國化 ” 運動。話說過去殖民時期，印度的很多地名都具有英語化的特徵，印度人認爲此乃殖民之恥，於是紛紛改起了地名——比如孟買由 Bombay 改成馬拉地語的 Mumbai ；金奈由 Madras 改爲泰米爾語的 Chennai ；加爾各答由 Calcutta 改爲孟加拉語的 Kolkata ；班加羅爾由 Bangalore 改爲卡納達語的 Bengaluru……許多路名也都被改了 ，因此印度不少城市都有新舊兩個名字。照我說， 有本事印度人完全棄而不用英語，才叫真正的 “ 去英國化 ” 。

維多利亞總站在 1996 年被改名爲 “ 賈特拉帕蒂 · 希瓦吉總站 ” （ Chhatrapati Shivaji Terminus ），孟買政府後來覺得還不過癮，再次更名爲 “ 賈特拉帕蒂 · 希瓦吉國王總站 ” （ Chhatrapati Shivaji Maharaj Terminus ），羅裏吧嗦一長串；與此同時，孟買機場也是叫做 “ 賈特拉帕蒂 · 希瓦吉國王國際機場 ” （ Chhatrapati Shivaji Maharaj International Airport ）；孟買政府還在打算在南區的海灣裏建一座 212 米高的賈特拉帕蒂 · 希瓦吉的塑像，建成後將成爲世界最高的雕像——各位是不是很好奇，這位 “ 賈特拉帕蒂 · 希瓦吉 ” 究竟是何方神聖？

從“印度洪秀全”到“孟買教父”

話說在莫臥兒王朝日漸衰敗的中後期，在印度中部曾經崛起過一個叫做馬拉塔（ Maratha ）的帝國，對印度不熟悉的讀者假如沒聽過這個名字倒也不奇怪。其實如今孟買所在的馬哈施特拉邦（ Maharashtra ）的邦名正是與 Maratha 同源，說馬拉地語的馬拉地人（ Marathi ），說白了就是當年馬拉塔帝國的後裔。

馬拉塔帝國建立於 1674 年， 這個帝國在其鼎盛時期， 曾一度統治過整個北印度地區，其勢力範圍內的五大王國覆蓋了整個南亞次大陸 65% 的領土 。而更爲重要的意義在於： 馬拉塔帝國是南亞歷史上最後一個印度教帝國 （注意是“帝國”不是“王國”，尼泊爾是最後的印度教王國），對莫臥兒王朝進行反攻倒算，反轉了伊斯蘭異族政權的擴張，致力於印度教在南亞的偉大復興。希瓦吉（ Shivaji Bhonsale ， 1630-1680 年）正是這個帝國的創始人， “ 賈特拉帕蒂 ” 則意爲 “ 庇護衆生的至高君主”——差不多就是傳說中的“轉輪聖王”。

希瓦吉早年紮根於南印度的西高止山脈，謀略和膽識過人。 17 世紀莫臥兒王朝國力鼎盛，印度教徒生活在穆斯林的壓迫統治下，於是希瓦吉組織起了一支印度教反抗力量，打了幾場勝仗之後成了印度中部極具實力的軍閥，通過和那些對莫臥兒帝國不滿的蘇丹結盟，勢力越做越大，最終在 1674 年加冕成爲國王，由此奠定了馬拉塔帝國最初的版圖。 1707 年莫臥兒皇帝奧朗則布駕崩後，莫臥兒帝國分崩離析，馬拉塔帝國趁勢而起， 成爲了繼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之後，第三個控制了印度大部分地區的印度教帝國 。

但馬拉塔帝國生不逢時，趕上大英帝國在全球的殖民擴張，國祚不到 150 年， 1818 年亡於東印度公司的槍炮。 20 世紀印度獨立運動興起之後， 沒有人懷念莫臥兒王朝的穆斯林皇帝，卻把希瓦吉塑造成了一位代表印度教的傳奇戰士和民族英雄 。他早在 17 世紀就曾組建起了多達五個編隊的印度本土海軍，控制了 560 公里的海岸線，以抗衡殖民勢力……人們據此認爲， 希瓦吉是反抗英國殖民、反抗伊斯蘭統治、追求印度獨立的第一人。 這樣想來，用希瓦吉的名字來命名前朝英國人建造的火車站不免有些諷刺。

在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中，希瓦吉的生平事蹟是他們構建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卻選擇性忽略了希瓦吉生前曾與穆斯林蘇丹結盟的事實；這就有點像咱們早年對太平天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反帝反封建”進行正面宣傳時，選擇性迴避其邪教特徵和內部的勾心鬥角。爲了便於大家理解，如果說莫臥爾帝國相當於大清帝國，那麼我們可以把希瓦吉類比爲 “印度洪秀全” ，馬拉塔帝國相當於 “印度太平天國” 。當然，這個比喻並不確切，希瓦吉的馬拉塔帝國可比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強多了。

希瓦吉的生平事蹟出於政治目的被重新演繹後，成爲了馬拉地人乃至許多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希瓦吉”這個 IP 在 20 世紀借屍還魂， 馬哈拉施特拉邦當地的一個極右民族主義黑社會組織打着他的旗號組建了一個名爲 “ 希瓦吉軍 ” 的政黨 （ Shiv Sena ， Shivaji 的名字來自溼婆 Shiva ，經常被誤譯爲“溼婆軍”；但從該政黨的歷史、意識形態、命名本源來看，都指向希瓦吉，而跟溼婆關係不大），居然混得風生水起，成爲了馬哈拉施特拉邦最大的地方政黨，其黨魁更是一度當選爲馬邦的首席部長（ Chief Minister of Maharashtra ）。

在孟買，一提起“薩克雷”家族那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可以說， 這是一個現實版的“柯里昂家族” （《教父》電影中的黑手黨家族），而希瓦吉軍的創始人巴爾·薩克雷（ Bal Thackeray ， 1926-2012 年），正是這一家族的“教父”。

巴爾·薩克雷早年是孟買一家報刊社的漫畫家，在 1960 年代創辦了一本政治漫畫週刊，特別關注普通馬拉地人老百姓的生活。孟買這個地方是最近一兩百年纔剛剛從漁村發展起來的，真正的土著非常稀有，大部分都是外來人口——新興大城市的發展離不開外來人口， 但馬拉地人總覺得自己對孟買享有天然的“優先權”，很不爽那些跟他們競爭資源的外來人口 。我作爲上海人，其實很能理解馬拉地人的這種想法， 1990 年代上海外來人口剛剛多起來的時候，上海人也曾有過類似的優越感以及排外情緒；在彼時上海人的眼裏，上海以外的人都是“鄉下人”。

印度沒有戶籍制度，人口流動相對自由，孟買發展起來之後大量外來人口持續湧入——比如毗鄰的古吉拉特人、南印度說着各種達羅毗荼語的泰盧固人、卡納達人、泰米爾人。印度城市的“外來人口”本質上真的就是不同文不同種的“外族”，就好像維吾爾人、藏族人跑到內地城市來一樣，很難相互融合到一起。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下， “馬拉地民族主義”就被激發了出來，馬拉地人認爲自己在孟買應當享有特權和優先權。而巴爾·薩克雷剛好利用了這種民族主義情緒，使其黑社會性質的“希瓦吉軍”組織得以迅速壯大 。

看過《教父》的讀者應該明白—— 黑社會組織之所以能夠發展壯大，往往是因爲他們提供了某些替代性的“公共服務” 。《教父》電影一開頭，柯里昂和街坊的對話就很明確地傳達出了這樣一個信息，教父有着比司法系統更“公正”的仲裁能力——“美國給不了我正義，所以我找柯里昂”。除此之外，黑社會組織提供的“服務”通常包括但不限於：高利貸、討債、安保、物資保障、就業等等。 從黑社會組織獲得這些服務雖然要付出相應的代價，但在那種政府失能、秩序失控的社會，至少給人們提供了一個選擇，軍閥政府其實也可以算是某種意義上的黑社會組織 。

“希瓦吉軍”正是這樣一個組織，由於政府的低效無能、對底層居民的不管不顧，使得這一組織獲得了生態位。一方面，他們爲貧民窟居民提供醫療、生活用水、仲裁、住房保障（對抗土地所有者的驅逐）等服務；另一方面，他們從貧民窟招募“敢死隊”、向商鋪收取保護費、勾結市政議員控制市政工程的發包……來獲得維持這些服務所需的資金和“執法”人力。

巴爾·薩克雷的很多觀念都跟“教父”高度一致。老教父柯里昂有一句名言—— “給他一個無法拒絕的條件” ，薩克雷的信條則是 “要麼忠誠，要麼消失” ；柯里昂對自己的事業抱有一種正義感，聲稱“我們不是殺人犯”，薩克雷則將“敢死隊”打手組織合法化，聲稱“敢死隊是自衛”；柯里昂拒絕毒品生意，對暴力犯罪高度剋制，薩克雷同樣如此，有所爲有所不爲，僅將暴力手段用於“必要狀況”。

但“希瓦吉軍”有一樣東西是“教父”望塵莫及的，正是這樣東西讓“希瓦吉軍”區分於真正的黑社會，並最終得以洗白上岸—— 意識形態建設 。

“希瓦吉軍”最初的意識形態是 馬拉地民族主義 ，保障馬拉地人在就業、教育中的優先權，排斥南印度移民； 1984 年之後，他們爲了擴大自己的羣衆基礎，開始轉向 印度教民族主義 ，宣稱穆斯林是印度最大的威脅，煽動宗教仇恨和對立。這一意識形態與印人黨高度一致，跟印人黨一起參與了拆毀巴布裏清真寺，並在孟買策劃了針對穆斯林的暴力事件。

大家可能想不到， 孟買是全印度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而且增長速度極快。 1990 年時候穆斯林還只佔孟買總人口比例的 14% ， 2001 年增長到 16% ，如今則高達 22% ；據此推算現在孟買的穆斯林人口大約有 400 多萬，比很多城市總人口數量還多—— 如此之大的規模和增長速度，無疑讓印度教徒“壓力山大”，同時也讓“希瓦吉軍”的意識形態轉變順理成章 。在 1992 到 1993 年孟買暴亂期間，“希瓦吉軍”高舉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大旗，組織人員打砸穆斯林商鋪，私自審判甚至私刑處決了那些改信伊斯蘭教的印度教“叛徒”。就這樣，“希瓦吉軍”從一個地域政治符號，轉變成了一個反穆斯林的宗教民粹符號。

後來隨着印人黨在政壇上一路高歌猛進，“希瓦吉軍”也乘着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東風”發展壯大並且洗白上岸——畢竟，連莫迪這種 2002 年擔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期間縱容宗教騷亂導致上千人死亡的劊子手都能當上印度總理（詳見《 是什麼讓莫迪成爲了莫迪？——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簡史 》），“希瓦吉軍”作爲其盟友通過所謂的“民主選舉”將自己的權利合法化也就不奇怪了——他們控制了孟買的市政公司，“敢死隊”打手被招安收編成了“官方輔警”，甚至作爲選舉聯盟成員進入了中央內閣……

印度是多黨派政治生態，不同黨派會結成聯盟參加競選。“希瓦吉軍”轉向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之後，長期跟印人黨高度綁定，加入的都是印人黨主導的右翼競選聯盟（ NDA ，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國家民主聯盟，成立於 1998 年）。但印人黨這種大黨多少有些店大欺客，牢牢控制住了政治主導權，於是導致了後來“希瓦吉軍”在政治利益分配問題上跟印人黨產生了矛盾。

話說馬哈拉施特拉邦立法議會共有 288 個席位——在 2019 年選舉中， 印人黨 贏得 105 個席位， 希瓦吉軍 贏得 56 個席位， 民族大會黨 （ NCP ， Nationalist Congress Party ）贏得 54 個席位， 國大黨 贏得 44 個席位，其餘 29 個席位分屬其他政黨。組建政府需要超過半數的 145 個席位，印人黨跟“希瓦吉軍”加在一起有 161 席，照理說這倆政黨可以按照席位比例組建一個聯合政府。但是吧，兩黨事先有過一個約定： 希瓦吉軍助力印人黨拿下馬邦，印人黨組建政府時要跟希瓦吉軍平等分享權力， 5 年任期裏面大家各幹兩年半的邦首席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