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感覺：在這樣的境況下，人和牛沒什麼區別。
我小時候有個鄰居，是個高鼻深目、皮膚白皙的混血越南女人，她在一九七零年代末通過水路流亡到我的家鄉雷州半島，變成我們當中的一份子。她學了一口流利的當地話，嫁給我們院子的保安，生下兩個孩子。我從小和她孩子玩耍長大。後來經歷搬家、離家，我和他們漸漸失聯。但那位越南鄰居阿姨，她的形象在我腦海裏愈發神祕。我好奇於她的來處，也好奇於她如何而來。
2022年底，我在寫作長篇小說《伶仃世》時，以她爲原型構造了一對華人姐妹，也構造了她們的水陸逃亡之路。其中的陸路，從胡志明市（舊西貢）北上，以最終經芒街過關、進入廣西境內結束。本來計劃先去現場考察，結果碰上了疫情。這部分在半想象、半二手經驗的情況下寫完了，我把它丟在電腦裏，也不想管。像晾葡萄乾一樣，讓它的水分風乾一下。過了兩年，我覺得是時候回收了，也是時候去越南了。只有走一趟，我才能把它修改好。
2025年4月，我終於來到越南。這個過程，與其稱之爲田野調查，不如叫具身化（embodiment）更恰當。用眼看，用鼻子嗅，用耳朵聽，用舌頭嘗，用皮膚去感受那極端的溽熱。你不能以廣東的熱來體會越南的熱。或者，換一個更本質和通俗的說法——行走。相對於我的大腦，我更信任我的雙腳。大腦有時會固執、偏見、犯糊塗，腳不會。腳只是在走路。
這條陸路最難的一段，是波來古和綏和之間的難民之路，之前叫7B公路，現在叫二十五號國道。越南戰爭結束前夕，約三十萬軍民通過這條連接高原與海邊的道路撤離，最終只有極少數人抵達目的地。成千上萬的人死在了路上。
谷歌地圖上顯示這條路的長度：二百零一公里。考慮到時間和體力有限，我臨時決定把徒步的起點定在公路上的富足公社（Phú Túc），而非一開始的波來古市。大概是原定路程的一半。無論如何，我要親自用腳走過它。
“綠巨人”
從大叻出發，我準備去富足。下午兩點，陽光猛烈，透過樹木的枝葉投下明晃晃的影子，地面則返以蒸騰的暑氣，鴿子都不敢長久落腳，四處蹦跳。我在汽車站的大門前躑躅，問車站人員、旅行社和私家車司機。幾個好心的出租車司機阿叔也圍成一團，幫我查班車信息、打電話。但所有的詢問對象得知我的目的地時，都連連搖頭，那裏太遠也太偏僻了，根本沒有車直達。這時有個大叔用手指了指廣場上的兩個綠色身影，意思是，我可以試試問問他們。
那是最後一招。綠色身影是穿着Grab制服的摩的司機。Grab是東南亞排名第一的打車叫車應用程序，不管我去哪裏，只要輸入地點，它就會根據算法算好不同車型的價格，安排司機接單。我看了一下，打摩的去富足的價格是一百六十多萬越南盾，約等於人民幣四百多。也沒有別的辦法了，咬咬牙打定主意，下了單。不多時，那兩個綠色身影向我走來。
接單的是一個國字臉、身材敦實的漢子，他苦笑着，似乎我要去的地方給他添了很多麻煩。跟我反覆確認後，他用手指着身旁的同伴，用谷歌翻譯對我說：他會載你。
這時我才注意到他的同伴，長得很瘦削，臉型也像一個梭子，包裹在嚴密的頭盔內。我不由得多看他幾眼，他微小的眼神透出來，有幾分神似打羽毛球的李宗偉。他說：我可以載你，但不通過程序，你按照這個價格私下支付給我就行。
我明白，這樣他能收入更多的錢，也意味着他這趟搭載我，屬於個人的行爲，就像是，do me a favor。我當然沒有意見，就這樣上路吧。
於是，一輛二輪摩托車，兩個人，中間夾着一個行李箱，一同扔入越南中部高原的褶皺裏。上車前，我已經預計到這是一趟長達七八個小時的摩托苦旅，但只有隨時間推移，才能體會到這對腰臀是怎樣的一種酷刑。已經多久沒坐過這麼久的摩托了？我只記得童年時坐在父親的摩托車後座從城裏回老家，一樣的陽光炙烤；小時候並不覺得什麼，車駛過家鄉平坦的赤色沖積平原，廣袤、未知但安穩。而此時在越南蜿蜒的高原公路上，我實在地感到了眩暈，還有一種危機感。危機來自我面前這個男人，還不知道他名字，姑且叫他Grab大哥吧——他雙手緊緊抓着車把，隔一段時間，他就像做引體向上一樣，讓臀部離開坐墊，扭扭腰，放鬆僵直的上身，差點把夾在我們之間的行李箱帶下車。我想說，當心啊！但轉念想，他聽不到，更聽不明白——只有呼呼的風灌滿我的喉嚨。
我們的車從揚辛山脈邊緣滑過，匯入二十六號國道，隨後翻越另一處高原。鉛灰色的濃雲從身後追上，沉下來，變成霧，先在山林間遊弋，後向我們圍困過來。那簡直就是電影《寂靜嶺》的場景。摩托車左衝右突，難得尋到霧的縫隙，溜進去，鑽出來，頭盔上已都是露珠。下高原時，天氣又變得晴朗，Grab大哥抓住機會，驅車加速向下俯衝，馬達震天響，我忍不住哇的一聲。他扭過臉來，咧嘴笑，露出外凸的大門牙。
這一路，遠處藍色的山脊就在我的視野邊緣凸起又消失。有時看見小瀑布掛在樹林，不知名的神像突然從山岩間冒出來。地勢漸平，城鎮和荒野像兩張在面前攤開的幻燈片。暮色漸漸燃盡，向四面八方的地平線遁去，這時我感到了一絲焦慮，因爲距離目的地還有大約一半的路程。光消失時，夜裏最壯碩的蛾子也會六神無主。
四周變黑後，我們錯過了上一個加油站。Grab大哥瞟着油量表，示意沒關係。他知道一些應急的辦法。駛過村莊，道路兩側的小賣部、輪胎店、種子和化肥店陸續亮起白熾燈，伸手可及。Grab大哥就像啓動了體內的某種感應器，他左望右望，搜索着可能加油的地方。找到第三家店時，有個四五十歲的大姐迎出來，大嗓門打招呼，很熱情，Grab大哥衝她招手，彷彿遠方來的故友。他們用越南語交談，我聽不懂。過一陣子，大姐從店裏拿出備用的桶裝油，倒入摩托車飢渴的腹腔內。車喫飽了，人呢？
Grab大哥抵達目的地的願望比我更強烈。我們又走了一個多小時，終於是飢腸轆轆，他把車停在一家餐店，搭得很簡單的鋪子，門口擺放着農具，一捆甘蔗和幾個藍色塑料凳。狗無精打采趴在地上。我們從車上走下來，舒緩痠痛不堪的的腰臀。店裏僅剩了幾碗米粉，我和Grab大哥各點一碗，我說我請客。那大概是我在越南喫過最好喫的米粉，湯底有魚露的鹹香，粉在口中既酥又韌。因爲太熱，店主把一臺車輪大的風扇搬到我們面前。搬動過程中，他赤裸的上身已經覆上了一層汗珠。
我和Grab大哥邊喫粉，邊藉着翻譯軟件聊天。我知道了他叫阿俊，有兩個上小學的兒子，還有一個去年纔出生的小女兒，還不到週歲。原先租的房子逼仄了，他在大叻郊外買了塊地，今年建房子。爲了省錢，很多部分他打算自己做。比如牆——他向我展示手機裏存下來的TikTok教學視頻，怎麼砌磚、抹灰、抹平水泥。地基他自己挖了一部分，親手一鍬一鍬下去的。平時他白天跑車，晚上或者清晨就去那塊地幹活。當然，今天是個例外。
我問他：這是你跑得的最遠的單嗎？他說不是，還有更遠的，遠得多。有幾次他接送客人去峴港，一趟要六百多公里。
我突然想到，他把我送到富足後，該如何呢？摸黑折返回去太辛苦了，又是七個多小時的路程。不如就在富足住一晚，明天接單再回大叻。他卻搖搖頭，堅定說他今晚就要回去。
喫完粉，事不宜遲，我們繼續上路。夜色更濃了，從四周圍堵過來。在遠離鄉鎮的公路上，只能碰到載着甘蔗的大貨車，有時是十幾輛的車隊，它們閃着紅光壓過路面，像沉默但遵守規則的大象。阿俊小心地駕駛摩托從它們身旁繞過。不知又過了幾個路口，幾個村莊，來到了一片湖，道路沿着湖的形狀向黑暗延伸。藉着車燈模糊的光，我看到前方路面有許多癩蛤蟆紛紛跳走。左右兩側，我幾乎看不見什麼，只有黑魆魆的樹影。橫亙我的面前，就是這個認識不到幾個小時的男人，他仍然時不時、毫無徵兆地活動他僵硬的上肢，但我已經習慣了護住自己的行李箱，令它不至於掉下車。或者說，此時此刻此地，黑暗淹沒一切時，他這個動作反而讓我親切而安心。
我忍不住掏出手機，打開閃光燈給他的背影拍下了一張照片。Grab綠色的制服在黑暗中閃閃發光。黑夜中的綠巨人！我腦海裏蹦出了這麼一句。
夜裏十點左右，我們終於到達富足。那是個疏落的鄉社，此時街上已沒什麼人，狗也不吠。阿俊把我送到旅店門口，我過意不去，多付了他的費用。他嘻嘻笑，衝我豎大拇指。我再次問他，真的不考慮明天再回嗎？他說：不行，我得回去見我的女兒。
好吧，我們相互擁抱，告別，我親眼見到綠巨人重新騎上摩托，向着夜的遠端越來越小。
牛的眼睛
第二天清晨七點，我離開入住的旅店，開始沿着穿過富足公社的二十五號國道徒步。
我其實理應出發得更早。太陽在五點半左右升起，七點鐘時，陽光從彤紅變成白熾，照在皮膚上，已經開始溫熱。我自帶了乾糧當早餐，邊喫邊走，沒過一會兒，身上起了汗，塗的防曬開始搖搖欲墜。我看扁了越南的太陽。但我犯的錯何止一處，接下來的兩天裏，現實將對我的習慣、短視、愚蠢和考慮不周，予以狠狠的回擊。
行李箱是另一個計劃之外的要素。如果我把它換成徒步揹包，固然顯得更“專業”，但也會增加行走的負擔。好在二十五號國道是一條修得很好的柏油路，在這樣的路面上，拉一個小行李箱並不費力，考驗的只是輪子的耐久度。走路的不僅有我，還有輪子。它劃過路面，發出吵鬧的沙沙聲響。
開始的兩三個小時算是輕鬆的，我走了超過十公里。每隔半小時，找個陰涼處歇息五分鐘，繼續走。從野外走到村莊，再從村莊到野外。抵達第三個村莊時，我把水喝完了。大部分店鋪還沒開門，沿街的欖仁樹下，只有狗和雞到處亂走。幾名婦女席地而坐，把晾曬成深黃色的菸草葉收集成捆。一個男人在一家餐廳門口擺帽子攤，掛個牌子，寫着一頂帽子賣兩萬越南盾。他手上拿着一罐Larue啤酒（一款風靡越南中部的老啤酒品牌），地上還有兩個空酒罐，顯然有些醉意了，看到我路過，衝我眨眼，指指地上的帽，說了些什麼。我沒理他。
我需要的不是帽，而是天上的雲。接近中午時，一大片雲追上太陽，我得以在這短暫的陰翳中揮發身上的熱量。過路的人漸漸變多，有背麻袋的拾荒者，扛農具的農民，穿着傳統服飾的埃地族人。更多的人騎二輪本田或雅馬哈踏板車，呼嘯而過，丈夫載着妻子，妻子再揹着一個巨大的行李或籮筐。也有騎三輪車的，載着柴木、甘蔗和水泥。這一路碰到的當地人，都穿着幹活的粗布衣服，戴草笠，手臂穿袖套，爲了防曬，臉和脖子都裹得嚴嚴實實的，只露出一雙眼。我少不了要經受他們的凝視。一個穿着襯衫和休閒褲，拖着行李箱在公路上行走的人，對他們來說，無疑是怪異的、和當地格格不入的形象。
好幾個人騎着摩托湊過來，用手機的翻譯軟件問：你需要什麼幫助嗎？我笑着搖搖頭。他們沒放棄，繼續跟我說，如果我想要去什麼地方，他們可以載我去，或者，可以幫我叫車，他們來付錢。我很感激他們的善意，但只能一一謝絕，並用手指着自己的大腿，告訴他們我打算走下去。他們帶着不解離去。
在一個語言不通的環境裏，靠乾瞪眼和打手勢，人和人是能相互理解的嗎？
我同樣引起了牛的注意。牛到處都是，在田埂上、荒地裏，也有在鐵絲籬笆裏啃着新鮮的蔗稈。我拉着行李箱走過時，它們都會抬起頭看我。我們相互對視。它們有碩大而深邃的眼睛，一邊看，嘴裏一邊嚼。我突然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感覺：在這樣的境況下，人和牛沒什麼區別。反正都是沒法交流。語言在這裏失效了，彼此只能用目光表達驚奇和不安，用目光迎接，用目光送別。一個流離失所的人、一個離開熟悉世界的人，本質上也是這樣吧。
我腳下走的這條寬敞平整的公路，從形態上看，斷然不是當年的路了。1975年春天，越戰局勢變得明朗。3月下旬的邦美蜀戰役後，南越軍隊潰敗，總統阮文紹下令軍隊和平民沿着7B公路撤退，也即我腳下的這條道路。事實證明，這次撤退是災難性的。大量軍車、坦克、私家汽車和步行平民無秩序混在一處，堵在這條路上，難以前進。民衆缺糧少水，苦熬了許多天，等來的卻是乘機追擊的北越軍隊，他們無處可躲，死傷慘重。後來美國媒體報道時，將其形容爲“淚水車隊”（Convoy of Tears）。當然這只是一種美化，覆蓋道路上的何止淚水，還有血液和橫飛的肉體。
到了正午，太陽猛烈，熱彷彿是一堵牆，喘不過氣。爲了散熱，身上每個毛孔都在出汗。防曬霜無論塗多少層，都被洞穿。腋下和大腿根摩擦汗溼泡脹的衣服布料，一陣陣磨痛。強光讓我不得不眯着眼睛，遠方只剩下長條狀的虛影。路過村莊，沿路都有擺攤售賣冰鎮加鹽的蔗汁，兩三萬越南盾一杯。沒有什麼比這更解渴的飲料了，簡直是續命水。
補完水後，我直接找了一家餐店喫午飯。餐廳其實是店老闆自家宅院，院子裏搭個棚，擺好桌椅，也能做起生意來。我點了牛肉炒麪。店老闆是個濃眉大眼、留一頭自然捲中長髮的中年男人，他的妻子身材結實，扎着毽子頭，在竈臺前掌勺。店老闆用越南語問我：中國人？
越南語裏的“中國”是漢字詞，發音很好辨認。我說是，他呵呵笑，打手勢兼簡單英文，大概是問我去哪裏，爲什麼不坐車。我說，去綏和，同時做走路的動作，告訴他我要徒步過去。他一臉難以置信，搖搖頭說太遠了太遠了！
他對我產生了好奇，於是我一邊喫麪，一邊用翻譯軟件跟他聊天。得知我走這一趟的緣由後，他瞪圓雙眼，說，他從來不知道這條路有這段歷史。即便他從小在這條路旁邊長大。他見證它從走牛車的路變得越來越寬，瀝青鋪過幾輪。十多年前，這條路經過一次大改造，變成了現在的模樣。
至於那場戰爭，他是知道的，但也過於遙遠了。半個世紀已過去。1975-2025。這個四月，人人都在準備國家解放五十週年慶典。前陣子我在胡志明市，親眼見到市民揮舞着紅旗上街，歡呼喜慶，擠得水泄不通。當年戰爭結束時，店老闆還沒出生。記得的只可能是他的父母。他父親幾年前去世，母親得了老年癡呆，記憶也就破碎、遺失了。
我才意識到，坐在大門外的塑料椅上的是他母親。她一頭銀髮，黝黑乾瘦，就靜靜坐在那裏，望着這條公路出神。店老闆又補充說，除了頭腦，他母親身體其他部位很健康，尤其一副好牙口。她什麼也不愛，就愛啃甘蔗。她慪氣時，只要把甘蔗遞到她面前，她就和好了。她能一直啃一直啃。店老闆甚至怕她啃太多而把甘蔗藏起來。
我確實沒看到甘蔗，只看到木薯，就鋪在他家院子進門處。陽光暴曬下，空氣中散發着淡淡的澱粉發酵的味道。這種薯在我老家雷州半島也種植不少，細長莖骨，狹橢圓形裂葉，老一輩常說，別多喫，喫了會醉，頭暈乎乎的，只想睡覺。其實是薯的塊根喫進去，在腸道里會分解成氰化物，量足夠多時，便會引發身體不良反應。
前幾天，我在胡志明市郊外探訪古芝地道，那是當年北越游擊隊的祕密基地，一個系統完備的地下迷宮。全長兩百公里，有會議室、彈藥庫、懸着吊牀的休息室、煙囪通向地面的炊房和長滿毒刺的陷阱，一個個蟲洞似的空間，都由不足八十公分寬的孔道相連。最窄的地方，要匍匐在地上，手腳並用才能通過。當地的嚮導帶我爬，他在前面爬，我在後面追，爬了兩公里，出來時氣喘吁吁，感覺重回人間。
嚮導說，當年越南人打游擊，喫得最多的就是木薯。木薯好生養，砍倒一棵，生出一大片，無窮無盡。除此之外沒別的東西喫。長期的營養不良使他們又瘦又小，卻很適合在地道中鑽行。那些喫漢堡和炸雞的美國佬人高馬大，進來地道里，只會被卡住。說這些時，嚮導用了一種滑稽的語調。
我問店老闆這些木薯哪來的，他回答說從自家地裏挖的。當地人喫木薯，直接煮熟，配椰奶，蘸糖或花生碎。他拿來給我嘗，木薯帶着奶香，還有一種很淡的酸味，似乎跟老家喫的不太一樣。店老闆說，現在大家也少喫了，都餵給牲畜喫。以前這裏大片大片的木薯林，小時候他不想回家，就躲在那裏。現在沒有了，土地都改種胡椒和咖啡，經濟效益更好。
離開餐店，在暴曬中我又走了大約兩公里，實在熱得受不了了。沿路我發現了一頂公共涼棚，棚下有幾張網織吊牀，此時空蕩無人。我把行李放一旁，鑽進網牀，迷迷糊糊中，我進入了酣夢。夢中我感覺有什麼舔舐我的頭，又有什麼鞭子似的東西劃過臉。睜眼一瞧，竟然是一頭牛，牛屁股正對着我。我被牛叫醒！
迷亂
下午，因爲高溫和暴曬，我的速度變慢了很多。從兩點到四點半，我走走停停，只走了五六公里。每次停下歇息再走，都要鼓足勇氣。烈日刺透我的帽子和衣服，皮膚有焦爛感，汗出了又幹，前胸後背黏成一團。熱氣從鼻子吸進去，烤得喉嚨冒煙，再往下，似乎影響了腹腔，有些悶脹和反胃。我有時走着走着，發現前方景象模糊，不是汗滴到了眼睛裏，就是地面蒸騰熱浪，田野和草木搖搖擺擺，出現了“陽炎”現象。
直到五點左右，太陽斜了一些，才漸漸沒那麼灼人。但這也意味着距離日落只剩一個小時了，我咬咬牙，得加快腳步。本來今天計劃的落腳地是山和縣的山河公社（Sơn Hà），考慮到時間有限，我改成了更近的綏北公社（Suối Bạc），同樣在二十五號國道邊上。地圖上顯示還有十六公里，步行需要將近四個小時。
此時已進入富安省的山和縣境內，沿路的公社和村居聚落見到不少傳統的木製高腳屋（Nhà Sàn），屋頂是一個鈍角三角形，鋪的瓦有磚紅色，也有綠色和藍色，夕陽照在上面很漂亮。我其實很享受黃昏這一刻，安靜，舒服，堅硬的路也變得溫柔起來。路無限開闊。天快暗下來時，村居和曠野蒙上的是一層沁人心脾的藍色，彷彿深色的海水從四周合圍。
就在我走出村時，一輛摩托車朝我迎面駛過，座位上前後坐着兩個男青年，不多時，我聽到聲響，那輛摩托車又折返了回來，朝我靠近。
打頭的男青年圓臉，有些壯，穿着黑色T恤，坐在後座的瘦一些，穿一件很舊的條紋衫。圓臉男青年不知怎麼看出來我是中國人，用翻譯好的中文打在手機屏幕上給我看，問我去哪裏，表示可以載我。我當然謝絕了，再怎麼說，他的車已經載人了，不可能再載上我加行李箱。但他們似乎很堅持，騎車跟在我旁邊，用越南語混以英語，試圖跟我交流。我其實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只是一個勁兒地搖頭擺手。
我的警惕和不安在快速凝聚，抓緊行李箱把手，預備隨時做出反應。他們跟着我走了兩百米左右，終於覺得無趣而離去。我鬆出一口氣，慶幸無事發生。如果他們真要做點什麼，我是奈何不了他們的。孤身一人暴露在異國野外的公路，很容易成爲活靶子。但我後來回想，或許他們真的是出於好心呢？夜帶來黑暗和不確定性，會放大你所有的負面情緒。如果是白天，我可能會自如很多。人畢竟是晝出夜伏的動物，過於依賴光亮和眼睛。
黑暗也有層次，這也是在行走中才感知到的。跟隨着步伐和呼吸，我漸漸走向夜裏去。最後一絲光芒從天邊離開，逗留在周圍的草叢中，然後離開地面。最終變得伸手不見五指。什麼都看不見，只有腳底傳來路的觸感，行李箱輪子的摩擦聲。我打開手機的手電筒，藉着微光，辨認路的形狀。路在暗中會變形。這時，突然“譁”的一聲，一隻大鳥撲翅離開樹枝，嚇得我心臟猛跳。
越戰期間，美軍有個“第六心理作戰營”，他們研究過，越南人怕鬼，也相信死者若沒有被安葬，靈魂就會在世間遊蕩。於是，他們覺得可以利用這點大做文章，一個所謂“遊魂行動”誕生了。美國人錄製了各種奇奇怪怪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甚至用真人扮演鬼魂之間的對話，把這些聲波裝置安在戰場上，或通過直升機攜帶，於夜間來回播放。這確實起到了效果。這些可怕的聲音不僅影響到了越共，甚至也嚇壞了南越的軍民。在小說裏，我寫主角在逃亡中迷路，困在野外，也是這樣的黑夜裏，她聽到了殘留在戰場上的揚聲器放出來的幽靈之聲。
當我身處同樣的夜色和荒野中時，我並不比她的膽子更大。何況在這條無數無辜之人喪生的難民之路上，很難不引起亂七八糟的聯想。我甚至隱約感覺，除了輪子和腳步聲，還有第三種聲音貼着地面傳來。
偶爾汽車的遠光燈突然從我身後照過來，照得四周的草叢發白，我不禁攥緊行李箱，躲到一邊，害怕被車撞到，也害怕它停在我面前。車駛過後，一切又墮入黑暗。我害怕有人來，也害怕獨自一人。
最怕是載甘蔗的大貨車，接二連三，轟隆隆駛過來，佔據大半個路面。經過我身旁時，甘蔗從車上掉下來，險些砸到我。我有些慌亂，不小心從路的邊緣滑到土坑裏，扭到了腳。我蹲下身去，深吸幾口氣，等疼痛慢慢消散。好在不算嚴重。短暫調整後，我繼續拉着箱子摸黑前行。
不知走了多遠，終於看到了一個亮着燈的加油站。我簡直像只飛蛾，看到光欣喜萬分。加油站之後再走一小段，就是一個休息區，入口處就有個餐館，立着很大的霓虹招牌。這時已經晚上八點多了。店老闆招呼我進去，向我遞來菜單，我看了一下，比平常的價格高出好幾倍。我把菜單還給他，告訴他，太貴了，然後問他附近還有沒有別的餐廳。
店老闆三十多歲的樣子，板寸頭，像《精武英雄》裏李連杰飾演的陳真。他愣了一下，隨即笑起來，朝我擺擺手。他用翻譯軟件告訴我：除了他家，沒有別家了。現在也很晚了，他這裏還有一些飯菜，他請我喫，這餐免費。還沒等我答應，他就轉身去鍋裏盛了一些咖喱雞塊，配上米飯，遞到我手裏。我難以拒絕他的熱心，認真向他道謝，找了位置坐下來喫。雞塊已經涼了，我把它放在嘴裏，慢慢嚼。我心想，他是不是也覺得我是落難的異邦人？
我喫完走出來，店長繼續用手機翻譯跟我交流，問我去哪。我說綏北公社。他問，你要走過去嗎？我說對。他微笑搖頭，又做出了那個熟悉的擺手動作，隨後在手機裏打了一行字，翻譯過來給我看：夜裏在公路上走太危險了！很容易被車撞到！
這行中文字裏，連着出現了兩個感嘆號。我覺得有點好笑，隔着翻譯機器，似乎也能感受到他的情緒。重新走入那片黑暗中，我也有些猶豫。而他的解法是，不如今晚就在這裏歇息，他的朋友開了個家庭旅店，就在休息區的後面。今晚還有空房，可以給我個優惠價。
他的朋友看起來年長一些，黑黑瘦瘦的，灰色Polo衫配短褲拖鞋，腿上有個瘡。我看了他一眼，他也看我，有一種豹子般的熱切。我同意了店長的提議。或許他那一頓免費的晚餐，對我產生了作用。
於是我坐上Polo衫大哥的摩托，轉個彎就到了他家的院子。路燈下，院門透着綠漆色，還掛着個信箱，旁邊插着花。進去有兩棟屋子，一棟是給客人住的主屋，另一棟靠近院門，是房東Polo衫大哥一家住的側屋。屋門開着，他的妻子看起來很年輕，忙着給小孩餵飯。
Polo衫大哥讓我把護照給他妻子，她負責登記。我付過款後，他給我一把鎖，一把鑰匙，我的房間就在主屋二樓最裏面。我安頓下來，等了好一陣，房東遲遲沒有把我的護照還回來。
我便下樓去問。Polo衫大哥剛洗完澡，光膀子溼漉漉，我們面對面眼瞪眼，拿着手機你一行我一行地打字。
他說：我要登記之後才能把護照給你。
我說：這麼久還沒登記好？
他說：今晚系統壞掉了，登不上去。明天可以。
我說：明天我要早起趕路，等不了你。
他說：明早九點鐘後我可以還給你。
我們的對話隔着手機翻譯，有種“雞同鴨講”的感覺。我有些着急了，沒有護照我哪兒也去不了。我忍不住用英語向他開口，我必須要回我的護照，否則我會報警。Polo衫大哥顯得很爲難，又拿起手機打字。這時他的小孩突然跑過來，嘻嘻笑，手裏拿着的正是我的護照。小孩作勢遞給我，我正準備接，被Polo衫大哥搶在前面奪過去。我正準備發火，卻看到他舉起手機，拍下了護照的信息頁。隨後他把護照還給我，告訴我說，他明天會用照片登記試試看。
回到房間，洗完熱水澡，我纔有空檢視身體這一天的遭遇。腳踝的崴傷還好，已經無礙了，腳底雖然痠痛，但好在沒有起水泡。臉和脖子露出來的部分則完全曬傷了，摸上去火辣辣地疼。看來只塗防曬遠遠不夠，要入鄉隨俗，像當地人一樣用面巾和脖套把自己裹得像個恐怖分子纔行，只露出一對眼睛在外面。不到晚上十點我就躺下。已經很久沒有睡過這麼早、這麼沉了。
“活過來了”
吸取了昨天的教訓，我五點十分出門。今天的任務更重，由於昨天少走了十公里，今天我要抵達綏和，就得走更多的路。我把鎖和鑰匙留在房間，穿過院子裏的三角梅瀑布，走到院子門口。房東一家還沒有起牀，靜悄悄。依稀看到一隻珠頸斑鳩落在窗臺上，可能是它每天必經的路徑。
野外覆蓋着一層輕霧。還沒到日出時間，天空東邊透露出一些粉白。清涼溼潤的空氣鑽進鼻子裏，滌清了我的睏意。走了不到二十分鐘，晨光從地平線向上暈染，逐漸佈滿天空，向四野遊移。遠處山上的村莊，像許多格子堆積在一起，被陽光一一填亮。
清晨確實是最好的趕路時間，雖然它跟黃昏一樣短暫易逝。兩個小時後，我走到了山河公社，陽光明媚，周圍都是逛早市的人聲和車聲。我在路邊找了個早餐攤坐下來充飢。攤主是四十歲左右的女人，染一頭金黃色短髮，穿着很寬鬆的工裝褲和圍裙。她很快就把我點的碎米飯（Cơm Tấm）端上來。我在胡志明市也喫過，但和鄉下的這一頓沒得比。烤豬排固然好喫，透着魚露和香茅味，橙黃色蛋皮包裹的肉糕和兩片本地烤肉腸更是鹹香可口，只嫌量不夠。我把盤子喫得一乾二淨。
當地人喫完飯，付完款，都會熱情地跟攤主道一句別，發音類似於中文的“很嘎賴”。我也學了這句，臨走前大聲對她說：很嘎賴！她愣了一下，隨即笑起來，用口音很重的英語回應：Goodbye！
長途行走中的告別，往往是一次性的。再也不見，不是“再見”。屢次見的是大片大片的甘蔗，無限繁殖的生物，無論村莊或田野。它們可能像圍牆一樣困住房屋，也可能像長城一樣橫亙在山坡和低地。它們可能填滿兩根電線杆間的空隙，也可能三三兩兩長在公路邊，界定硬地和軟土的分野——最初大概是從運載甘蔗的貨車身上遺落，竟然落地生根。
路過坡地，偶爾遇上幾間小型糖廠，彷彿漂浮在蔗田之上，向天空伸出兩根細長的煙囪，放出棕褐色煙氣。這煙便是甘蔗的氣態。甘蔗榨成蔗渣，蔗渣再燃燒成煙，蔗分子無處不在。我已經聞到了空氣中熟悉的甜味。我想到我的老家，阿公阿嬤所住的鄉下，同樣有糖廠和大片的蔗田。糖廠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歷史剩餘物，至今還在使用。它的煙囪比這高大得多，我小時候在阿嬤家做客，她哄我說煙囪是糖廠的眼睛。每逢榨糖，她指着那飄煙的煙囪跟我說：快看！糖廠和你一樣喜歡流目汁（方言：流眼淚）！
這片被甘蔗佔領的土地，曾經是寸草不生的。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爲了讓打游擊的共產黨人無處藏身，美國人實施了所謂“牧場手行動”。他們駕着飛機往越南的叢林裏潑灑了約六萬噸的橙劑（Agent Orange），那是一種化學藥劑，能使草木枯死。染上橙劑的土地確實赤裸了，共產黨人卻源源不絕。越戰結束後，因爲橙劑中的劇毒雜質二噁英（TCDD）殘留在土地上，數百萬越南人因此患上癌症、神經系統疾病和先天性畸形。這是慘痛的歷史和記憶，當然，也被反覆地書寫，凜然釘在博物館的展示牆上。
如今走在這片土地深處，我卻生出了一種惶然。習來的熟悉經驗在這裏斷裂。我的所見所感，這些親切的具體的人和事物，很難讓我相信這裏還盤旋着戰爭的幽靈。越南裔的美國移民作家阮清越（Nguyễn Thanh Việt）說，所有戰爭都會經歷兩次：第一次是在戰場上，第二次是在對記憶的爭奪中。而記憶，附着於作爲有機體的人的身上，最終也成爲物質循環的一部分。死者的肉體滋養了土地，最終變出這片甘蔗林來。熱烘烘的風從遠處吹來，攪動甘蔗葉輕響，是他們在低語。
此時靠近正午，汗不停地順着下頜和手肘滴下，但感覺沒有昨天那麼難受。可能身體已逐漸適應了這種熱。我找了塊毛巾裹住已經曬傷的脖子。突然，身後一陣喧鬧，一羣摩托車和電動車整排駛過路面，是家長載着小孩去學校。我趕緊讓出道路。過一陣子，又有一些電動車陸續追上來，騎車的是穿藍白校服的高年級學生，十二三歲的年紀，有着黝黑而精力旺盛的四肢。他們車速不緊不慢，只顧着沿路有沒有好玩的。有的撿了路上的蔗稈，拿着甩來甩去，看到我後，眼裏放精光，不住朝我做鬼臉。
你叫什麼名字？他們用英語衝我喊。
Nobody！我回應說。
此後，我一直在趕路，刨去斷斷續續的休息補水，一個小時喫飯、午休，總共也走了十幾公里。距離二十五號國道的終點還有五公里時，來回的車輛越來越多，我只有更小心地避讓。我其實已經很難邁動腿了，體能到了極限。痛感被無限放大，鞋和路面變得硌腳，溫和的夕陽照在身上也會刺痛。
就在這時，一輛大貨車從我身旁經過，突然降速停在我前面。車門打開後，走下來一個戴眼鏡、穿紅外套的的大叔，朝我大聲嚷嚷。等我走過去，才意識到他是想搭載我。他反覆確認我是要去綏和，然後幾乎是用命令的口氣讓我上車。
今天這一路上，我其實也謝絕了不少要搭載我的好意。但這次，我竟不知道怎麼拒絕。我突然有種感覺，在我故作姿態完成行走體驗與當地人出於直覺的善意之間，後者顯然要真誠得多。粵語裏有個詞叫“神推鬼㧬”，意思是彷彿被鬼神驅使，不由自主被推着向前的狀態。我就是這麼渾渾沌沌上了車。當然也可理解爲，鬼神並不存在，這只是意志薄弱者的藉口。
我連着行李箱一起坐上副駕駛位。舒服的軟墊椅，空調吹來的涼風，散入我的四肢百骸，我忍不住長長地感嘆了一聲。大叔轉頭來，嗯？我顧不上他聽不懂中文，脫口而出：我活過來了。
大叔把我送到綏和，隨後和我匆匆告別。坐在車上，這最後的五公里竟是如此短，如此輕易，彷彿一眨眼。而當年堅持抵達目的地的難民，人數不足出發時的十分之一。他們湧入綏和後，這座海濱古城也亂作一團。另外一部分難民則南下匯入西貢（後來的胡志明市），繼而投入南海的怒流之中。
後來我們都知道，越南難民的逃亡釀就了二十世紀下半葉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之一。他們漂到印尼、馬來、菲律賓等國，被收入臨時難民營，隨即轉置到更遠的發達國家去。大量華人則漂流到當時英治下的香港。有的甚至漂到我的老家雷州半島，上了岸，變成我小時候的鄰居。
他們的時間跟我是錯開的。在那條遠去的時間線上，他們的行走和遷移遠未停下來，而我的行旅到此爲止。我遠遠觸及不了他們所遭受的一切。就像我可以上車，退出這次徒步，而他們無路可退。
我曾想讓自己像變色龍一樣，儘量變成他們的樣子，但最終，我既不是小說裏的主角，更不是真實逃亡的難民。我只是我，這是我個人的旅途。
編輯——於蒙 顧問——王天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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