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一篇真實的論文就那麼難嗎？

我問耿同學，爲什麼沒有像師兄一樣，做點手腳，或許也能留在高校了呢？

他給出了一個很荒謬，但又很真誠的回答：因爲我還差很多篇論文，要是造假的話得造好多。造假得從小造起，我這個起步就晚了。

一場真實的造假

所有人都知道，學術造假是不對的，被發現了將受到嚴厲的處罰。爲什麼還會有人選擇“鋌而走險”？我們無法聯繫到耿同學舉報案例中的當事人，但爲了理解其中的原因，我還是找到了一位造過假的同學。

她對我說，自己當時在研究一種潛在的抗癌藥物。實驗做了一年多，用藥的癌細胞反而長得更好了。當我把這句話轉述給沒學過生物醫學的人聽時，他們都覺得匪夷所思，甚至有點好笑。

這一點都不是一件好笑的事。如果實驗結果做不出來，就發不了論文，畢不了業。組會中在衆目睽睽之下無話可說，甚至遭到導師的辱罵。沒人能笑得出來。

最令人絕望的是，就算辛苦了一年、兩年，實驗一點都不會聽你的話。我訪談了五位生物醫學領域的研究生，沒有一個實驗順利的。實驗，尤其是尋求創新的實驗，在於探索，在未知的事物上投入大量時間和金錢。

他們早八晚十，單休，節假日砍半；泡在實驗室裏，配培養基、養細胞、提蛋白、跑電泳、測數據，一遍遍重複着幾乎相同的流程，卻收效甚微。有人光是摸索實驗方法，就已經卡了兩個月，接下來還要增加十幾組實驗，做一輪就要花兩週。有人兩年半過去，沒有得到一張可以放進論文裏的圖，也沒有一個可以寫到論文裏的結論。

他們無奈地告訴我，科研的常態就是這樣，99%的工作都沒有結果。運氣不好就是碰不上，就像去挖礦一樣，選的地方底下就是沒有金礦，再努力都沒用。

但實驗做不出來，並不意味着就要走向學術不端。這位給癌細胞用藥失敗的同學，並非一開始就動了造假的念頭。她不僅努力，甚至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由於導師經費支持不足，有很多藥都是她自己買的，花了大約兩萬元。

她也很想弄明白，“按照正常的科研邏輯，在用藥的癌細胞長得更好之後，是要去探究它的原理的。也許這個藥是在另一個通路，發生了一些未知的交互。”

但導師不允許她做這麼多實驗。“他說沒有錢，讓我把實驗刪掉。後來我也沒辦法再去深究了。”

沒有任何人能幫她。當時導師把她招進來，是想拓展一個新領域，導師甚至連實驗方案都看不懂。想換課題方向也不行，前期都投入這麼多了，現在怎麼能放棄呢？

她說，導師只想要一個符合預期的數據。“他和我談話的時候，就暗示我，你看別人的實驗結果都這麼好，不能也像他們一樣優化一下嗎？”

在不停的催促下，這位同學直接造了五組假數據：兩組先前失敗的數據反過來用，其他三組沒法做實驗的，就隨便編了交上去。

“導師很滿意地說，啊，我就要這樣的結果。你早這樣不就好了嗎？”

一切聽起來是如此理所應當。編數據，P圖，重複使用顯微鏡照片，課題組裏大部分人都在這麼做。就連手下兩個研一的學妹聽說她編了數據後，也毫不驚訝。“大家都是懂的都懂，感覺誰到這裏來了都會隨波逐流。”

她不想再這樣。編造數據後不久，她就主動退了學。她不知道其他人有沒有用那個假數據，後續文章怎麼樣，她什麼都不想管了。

無法拒絕競賽

如果幸運地遇到了一個好導師，是否意味着可以免於實驗和發論文的磨難了呢？

不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自從踏入科研體系，產出成果、發表論文將成爲無休止的主題。

想順利畢業，首先要攢夠論文。許多高校將發文量和期刊級別納入畢業審覈標準，以北京某985高校爲例，醫學博士畢業至少要在SCI二區的刊物上發表一篇論文，碩士畢業也需要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發文。導師個人可能還有更嚴格的要求。

去醫院應聘，幾乎所有的三甲醫院都要看科研成果。評主治醫師時更是如此，“你有多少篇論文，是發在幾區的？你專利有多少，轉化了多少錢？你申請了多少基金，國青幾項、國自然幾項、省部級科研項目幾項？”一位學醫的受訪者對此倒背如流。

留在高校發展更需要競賽。不僅是“雙一流”，普通高校也開始“非升即走”，6年評不上副教授就得走人。工作穩住了，下一步就要評選頭銜。每一級幾乎都有年齡限制，比如，想要評上“優青”（俗稱“小杰青”），男性需≤38歲，女性需≤40歲。再往上申請“傑青”（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僅次於院士），男性需≤45歲，女性需≤48歲。

每進一步，都要有國家級項目、有國際影響力的成果支撐。許多人評上教職時，就已經30多歲了。

多位受訪者表示，想要做出能發在頂刊上的成果，三年都算快的，甚至十年都不鮮見。實驗很慢，發文要快，壓力和誘惑同時追趕着體系中的每個人做出選擇，甚至演化爲劇烈的人際衝突。

我們聯繫到一位高校前副教授，任職期間，學校裏一位傑青多次嘗試把她挖到自己的團隊。她很猶豫，因爲聽說該課題組有學術造假，好多人都要跑路。“他們勸我別去，即使對論文有貢獻，他們也不想掛名在上面，怕日後被發現了會受牽連。”

傑青看她一直不肯加入，非常生氣，一天直接把她從辦公室罵了出來。她被逼無奈只能辭職。

後來，她在該傑青課題組發佈的論文裏，發現一組很拙劣的圖片造假，通過調節參數，把背景噪音調得像是有熒光信號，“也就是一個美圖秀秀的水平。”

她讀博時親手做過那個實驗，做了八個月都沒有成功。“但凡調一下曝光度，我都可以和導師說有結果了。我不想說謊，但有些人爲了發更好的論文，他就敢去造假。”

這篇論文，最終發表在一本影響因子很高的SCI期刊上。

用荒謬抵制荒謬

雖然已經辭職，但這位前副教授還是沒有舉報那位涉嫌造假的傑青。她說，自己當時只算個“小嘍囉”，還想繼續在學界生存。即便知道造假，她也只能不參與，以及離得遠一點。“我沒有辦法，只能當一個沉默者。”

在安徒生的童話裏，皇帝“穿着新衣”遊街，即便大家都看出他赤身裸體，也沒人敢說出來。類似的事也在學術圈上演。

這位前副教授和我分析，年輕的學者不敢打假，因爲評審基金時，傑青也是一個重要的投票人。如果拆穿了他，公然與他爲敵，上升的渠道就會被封殺。至於已經功成名就的學者，大家都在一個圈子裏，還要一起爭取更多的資源，如果打了他的假，火也會燒到自己身上。況且，舉報需要投入大量時間整理證據，還要面臨爭議，不會給舉報人帶來任何回報。

有時，甚至“做新衣的裁縫”也不知道問題出在哪。一個課題組內部，可能有十幾至幾十號人流水線式地協作。就算是第一作者，有時也不能對數據完全掌握。導師很少有親自做實驗的，“帽子高的”主要任務就是行政，基本不會去科研一線了。

期刊也很少有對數據真實性的嚴格審覈，以Nature官網公佈的“投稿後流程”爲例：首先由編輯判斷文章是否足夠重要、新穎、有影響力等；之後，外部專家將進行同行評審，主要評估受衆及其興趣程度，文章有何技術缺陷。當論文修改完畢被接受後，將進行格式與文字編輯。整個流程中，沒有提到會全面檢查原始數據。

這位受訪的前副教授告訴我，期刊一面向作者收取版面費，一面向讀者收取訂閱費，所以新奇轟動的文章，他們都有動機發表。至於同行評議，很多時候都是小圈子裏的同行來審，甚至作者投稿後可以推薦審稿人。

“如果審稿人想賣你的人情，就算發現瑕疵，他們也可能給你‘高抬貴手’。”根據她的投稿經歷，對於誠實的、沒有學術關係的人來說，想要在頂刊上發文，是一件幾乎遙不可及的事，但有資源的人基本不會受刁難。

她很敬佩耿同學，已經完全跳出這個圈子，既有學術功底，“又捨得一身剮。”

其實，在博士還未肄業時，耿同學就已經開始打假。儘管學術造假很多，但他還是認爲，發現問題能說出來，也沒什麼人找麻煩，說明圈子還沒惡劣到無藥可救的地步，“說都不讓說，那就一點救都沒有了。”

但現在，大家似乎對耿同學的學術打假有些麻木了。六月，耿同學又相繼揭露北航生物與醫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北中醫前校長等人的論文造假，但影響力已遠不及當初，播放量有所下降，相關高校也沒有再發布通告。

耿同學倒是沒有覺得沮喪。他說，打假這事做了好幾年，一直都是不溫不火的狀態，四五月時打假幾位傑青，掀起這麼大風浪，反倒是反常的。

之後，他要打“性質更惡劣的假”。七月初，耿同學曝光中山大學張副院長有三篇Nature論文造假，並且這三篇的並列第一作者高度重合，“說明這是個團伙作案”。

他還打算和之前做底刊《Rubbish》的人合作，打造期刊《Fake》。網友們有什麼“造假的方法”，可以用戲謔的方式在這裏分享。目前已經有了網址，還收到了幾個人的投稿。

耿同學希望，能有一些審稿人來看看《Fake》，就像警察從來沒有偷過東西，但可以通過各種小偷的案例瞭解他們的作案技巧。

他見過太多造假了，有一些就發生在身邊。讀研時，耿同學曾與一位師兄搭檔。兩人都是新手，從實驗、送檢，到出結果都是一起。沒想到，大概一個月的時間，師兄的論文就見刊了。“他的原始實驗結果出來的時候，我就在旁邊看着，特別差，特別亂。但是文章發表的時候，結果就出奇的整齊。很明顯，這不可能是真的。”

那篇論文發在了該領域一本相當不錯的期刊上，甚至幫助師兄順利拿到了高校教職。由於耿同學只是看到了，沒有鐵證，他無法舉報。

我問他，爲什麼沒有像師兄一樣，做點手腳，或許也能留在高校了呢？

他給出了一個很荒謬，但又很真誠的回答：因爲我還差很多篇論文，要是造假的話得造好多。造假得從小造起，我這個起步就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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