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羣無法再輕易共享同一個國家象徵的人，被美加墨世界盃帶到同一個看臺上。
兩面旗幟
首先出現的是旗幟。一面面旗幟填滿了看臺的每個角落，在燈光下瘋狂地舞動，像咆哮的野獸。
當地時間6月15日傍晚，在美國洛杉磯，伊朗隊迎來了世界盃小組賽首戰，對陣新西蘭。湧進索菲體育場的70108名觀衆，僅有數千名新西蘭球迷，而超過90%的球票被伊朗人搶購一空。許多球迷高舉着伊朗國旗，表達對Team Melli（波斯語“國家隊”之意）的支持。在伊朗國旗的旁邊，或是更遠處，有另一面與之相似的旗幟，同樣由綠、白、紅三種條紋組成，只是用獅子與太陽的圖案替代了國旗上的伊斯蘭國徽與阿拉伯語銘文。
這面旗幟是1979年革命前，伊朗巴列維王朝的象徵，經常出現在伊朗的抗議示威現場。儘管國際足聯表示要在世界盃上禁止展示這面獅子太陽旗，但等到比賽正式開始，依然有大量伊朗裔美國人掏出了這面旗幟，用力地揮舞着。
伊朗與新西蘭的比賽，被安排在洛杉磯索菲體育場。劉驍騫 / 攝
駐外記者劉驍騫報道過三屆世界盃，這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場。去參加伊朗隊的新聞發佈會時，他路過球場，抬頭看到正在測試的大屏幕裏反覆出現伊朗國旗，感到說不出的怪異——在世界盃歷史上，伊朗是第一個來到正在交戰的敵國領土參賽的國家。
在他看來，球迷高舉的兩面旗幟就像是兩個伊朗。一個伊朗仍然屬於現在的國歌和球員胸前的徽章，另一個則屬於革命前遙遠的記憶和那些出走的反對者。它們出現在同一片看臺上，彼此相隔不遠，有時只隔着幾排座椅。
分歧早在賽前就顯現出來。
索菲體育場外，有人把獅子太陽旗披在肩上，有人把圖案印在T恤上，有人舉着寫有口號的標語。大約200名抗議者聚集在入口附近，不斷高呼反對口號。他們認爲，這支球隊不是普通伊朗人的球隊，而是政府的球隊。一些人對着入場的球迷喊話，質問他們爲什麼還要支持這支隊伍。
在西側入口，一名手持擴音器的抗議者朝過路人喊了幾個小時。他反覆說，伊朗隊是革命衛隊的工具，無法代表伊朗人民。東側入口則聚集了更多人，獅子太陽旗在他們身後飄動。人羣不斷從他們身邊經過，有人快步走開，有人停下來爭辯，也有人拿出手機拍攝。
劉驍騫碰到一個舉着“MIGA”標語的人——那是“Make Iran Great Again”的縮寫——他好奇地上前詢問，對方告訴他，感謝特朗普。有一個沒買到球票的伊朗女子站在入場隊伍旁邊。她戴着一頂“MIGA”的紅色帽子，手裏舉着一面巨大的獅子太陽旗。她說自己來到這裏，一方面是擔心這面旗幟無法被帶進球場，另一方面則是爲了反對伊朗國家隊。“他們都是政府的一部分，”她說，“都是一樣的人，所以我們不支持他們。”
但在她身邊不遠處，另一些人正興奮地等待入場。他們穿着伊朗隊球衣，臉上畫着紅白綠三色，手裏拿着圍巾。伊朗隊在世界盃來到洛杉磯，或許是他們此生唯一一次有機會在家門口看見國家隊踢球。
賽前，伊朗球迷在索菲體育場外等待。王繼成 / 攝
安保人員站在入口處，檢查每一個人帶進球場的東西。按照國際足聯的規定，帶有政治信息的物品不能進入體育場。在比賽當天上午，洛杉磯當地法院宣佈支持國際足聯關於禁止展示獅子太陽旗的決定。但執行並不徹底。一些人被攔下，失去了旗幟。另一些人把旗幟藏在包裏，或卷在衣服下面，則順利通過安檢，等進入看臺再展開。
球場外的小販很快發現了風向。一個賣紀念品的人原本攤位上擺着伊朗官方國旗，後來又把它們收了起來，轉而展示獅子太陽旗。
一個從瑞典飛來的伊朗人對劉驍騫說，他不僅來看比賽，也要看望洛杉磯的朋友。一個從喬治亞州趕來的伊朗球迷隨身帶了兩面旗，一面是獅子太陽旗，另一面是現在的伊朗國旗。他不想在入口處被攔下，也不想陷入爭論。“我是個球迷，”他說，“我只想去看足球。”
這句話在那個傍晚更像是一種逃避，在索菲體育場，足球已經很難只是足球。每個人都被迫選擇自己支持的是哪個伊朗。
伊朗隊的三場小組賽，有兩場都被安排在洛杉磯進行。洛杉磯是擁有伊朗僑民最多的城市，其中大部分人是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之後，爲了逃避宗教和政治迫害，來到這座城市。如今，大約有50萬名伊朗裔美國人生活在洛杉磯。這裏的伊朗社區被稱爲“德黑蘭格里斯”（Tehrangeles），街道上有波斯餐館、超市、書店和衛星電視臺。對很多移民家庭來說，足球是他們與故土保持聯繫的一種方式。
在伍德蘭希爾斯（洛杉磯的社區），一羣伊朗裔美國人組建了一支叫“Arya FC”的球隊，每週日參加業餘聯賽。世界盃開始前，許多人說自己會支持伊朗隊，但幾乎每個人都承認，心情已經不再純粹。“伊朗現在發生了很多事，心情很複雜，”一名球員對媒體說，他計劃去看一場伊朗隊的比賽，“作爲球迷你不可能對世界盃不激動。我會爲看到我的國家隊感到興奮嗎？今年我的心情很矛盾。”
在看臺上，兩面相似的伊朗旗幟只隔了一排。劉驍騫 / 攝
這種矛盾在國歌奏響時被放大了。球員們站成一排，鏡頭從他們臉上掃過。看臺上有歡呼聲，也有噓聲。“非常大的噓聲。”劉驍騫說。介紹球員時，有了更統一的歡呼聲。然而這種共識並不持久，在比賽過程中，伊朗球迷又開始爭吵起來。
在一個角落裏，兩個男人因爲一件印有獅子太陽圖案的襯衫發生衝突。有人開始辱罵，有人試圖上前阻止，手機鏡頭立刻圍了過來。坐在劉驍騫前排的兩個球迷，幾乎吵個不停。他聽不懂他們用波斯語喊出的口號，只能從表情、手勢和周圍人的反應裏判斷，那些話顯然是在戳彼此的痛處。對許多伊朗人來說，今天他們要面對的不只是新西蘭隊，還有彼此。
球迷之間的舉報，也成爲了比賽的一部分。劉驍騫注意到，有人會去找安保，指着另一羣球迷手裏的旗，說他們代表恐怖主義，說那是不被允許的。另一邊的人也會用同樣的方式反擊。
九十分鐘的比賽無法解決爭論。在一些人眼中，伊朗國家隊仍然象徵着某種超越政治的東西，是童年、語言、家庭和故鄉的一部分。而對另一些人而言，這支球隊已經無法和現在的政權分開。弔詭的是，這兩類人都坐在索菲體育場的看臺上，揮舞着相似顏色的旗幟，用不同的聲音呼喊同一個國家的名字。
足球沒有讓他們重新成爲一個整體。它只是把他們帶到同一個現場，讓那道裂痕變得清晰可見。
伊朗，兄弟，你現在是墨西哥人了
美國在1994年主辦過世界盃，32年之後，這個國家再次吸引了來自全世界的足球迷。對大多數外國球迷來說，這一個多月，世界盃提供了一種心照不宣的假期——假裝世界是安全的，大家來到這裏，只是爲了看球，僅此而已。
成千上萬名外國球迷湧入美國，記住了麥當勞裏的免費續杯，沃爾瑪貨架上誇張的糖果包裝，達拉斯郊區那些寬敞的Airbnb。有人第一次走進Buc-ee’s（美國超大型公路旅行消費中心），被裏面的加油站、零食、紀念品和衛生間規模震住。有人在堪薩斯城喫燒烤，驚訝於一份肉的分量足夠兩個人分享。
美國的一切都“超大”——從披薩到私人草坪，再到摩天大廈。一個日本球迷說，麥當勞的中杯飲料，比日本餐廳的大杯還要大，在達拉斯街頭遇見的大型寵物狗也讓她感到難以置信。普通美國人也比想象中更熱情，陌生人願意搭話、指路，還祝他們玩得開心。
伊朗隊是那個格格不入的存在。這一點美國人知道，伊朗人更是心知肚明。美國於他們而言仍是敵對國家，辦理簽證總是更困難一點。美國的球場對他們來說，不只是更好的燈光、草皮、大屏幕與冷氣系統，還有混亂、矛盾和充滿火藥味的看臺——那是一場誰都可以假裝忘記，唯獨他們不被允許忘記的戰爭。
很長一段時間裏，伊朗能否順利參加這屆世界盃，不只是一個體育問題。美伊戰爭爆發後，曾經有過關於伊朗是否會被取消參賽資格的傳聞。臨近世界盃，美國允許部分伊朗球員入境比賽，但拒絕了多名隨隊官員和工作人員的簽證。最初有15人被拒籤，後來減少到11人。
第一場比賽前，伊朗隊員在球場上熱身。劉驍騫 / 攝
球隊的行程從一開始就不正常。伊朗原本計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備戰，那裏有滿足一支世界盃球隊使用的訓練基地。後來計劃改變，他們被迫把營地搬到了墨西哥的蒂華納。他們要在這裏訓練，比賽前等待被允許進入美國，賽後還要立即回到墨西哥。
伊朗隊住在蒂華納一家戒備森嚴的酒店裏，酒店入口設了路障，兩側站着警察和墨西哥國民警衛隊。訓練場附近也有武裝人員巡邏。證件被反覆檢查，訓練時間和拍攝區域都受到限制。
蒂華納是一座邊境小城，美國的存在感幾乎無處不在。最近幾年，邊境、移民和貿易問題不斷地在兩個國家之間製造新的摩擦。因此，儘管這裏的伊朗社區只有20人左右，但伊朗隊受到了熱情的歡迎。很多蒂華納人只是本能地同情被美國擋在門外的一方，他們用西班牙語唱道：“伊朗，兄弟，你現在是墨西哥人了。”
當地俱樂部把訓練場開放給他們。酒店外常有球迷聚集，有些是伊朗人，有些只是附近的本地居民。一個孩子抱着世界盃貼紙冊，希望得到簽名。一些球迷從洛杉磯、聖何塞、邁阿密等地專程趕來。他們在酒店外守候了很久，當球隊出現時，人羣開始歡呼。有人高喊“Team Melli”，有人揮舞伊朗國旗。球員們穿過大廳，向人羣揮手，停下來簽名。上車前，有球員低頭親吻《古蘭經》，然後把額頭貼上去。那是一個很短的動作，在人羣的喧鬧中顯得格外安靜。
從地圖上看，蒂華納與加州之間只隔着一道邊境，距離索菲體育場不過兩百多公里。可是，真正的距離是由簽證、海關和臨時政策決定的。最初，美國只允許他們在洛杉磯比賽前大約24小時入境。第一場小組賽結束後，伊朗隊被告知必須立即離開。這讓伊朗主教練加萊諾伊非常不滿。一場比賽結束後的幾個小時，球員需要治療、放鬆、補水、睡眠，但他們只能匆忙收拾行李，趕往機場。
規定也並非一成不變。前兩場安排在洛杉磯的比賽，伊朗曾申請提前兩天進入美國，以便適應場地，但最初沒有得到允許，等到小組賽最後一場要去西雅圖時，美國又突然同意了。伊朗隊真正感受到的，是一種隨時可能改變的處境。今天可以提前一天來，明天或許提前兩天，今天賽後必須馬上走，下一次可能被允許多停留一會。
劉驍騫參加了伊朗隊在洛杉磯的賽前發佈會。發佈會和公開訓練通常很早就會出現在國際足聯的媒體系統裏，然而伊朗隊的新聞發佈會遲遲沒有音信，直到很晚才定了下來。當他趕到現場時，臺下已經坐了一百多名記者。
第二場小組賽之前，伊朗隊召開了新聞發佈會。劉驍騫 / 攝
伊朗發佈會剛開始，來自國際足聯的新聞官就提醒大家，希望問題儘量和足球有關，不要涉及政治。這句話沒有起到作用。記者們的問題很快繞開了陣型、首發和對手，他們更關心伊朗隊的簽證、進入美國的時間、賽後的行程，還有人直接問球隊如何看待觀衆席上的抗議。
劉驍騫也獲得了提問的機會——
“如果伊朗隊繼續往前走，接下來最大的挑戰是足球本身，還是球場之外的因素？”
“是場外因素。”
伊朗隊主教練加萊諾伊說，伊朗隊來這裏是爲了踢球，爲了代表伊朗人民，無論這些人生活在伊朗國內，還是在海外。他反覆強調，球員不是政治人物，足球應該和政治分開。不過，面對記者輪番的提問，他也忍不住開始講述球隊遭遇的不公對待。
有一場比賽的前兩天，國際足聯通知他們，球隊也許可以當天晚上六點出發去美國。這對伊朗隊來說是個好消息。提前兩晚抵達意味着可以適應環境，可以訓練，球員得到更多休息。他們收拾好行李，等到了晚上六點。沒有消息。又等到七點，還是沒有。
類似情況不止一次發生。有時候訓練進行到一半，他們突然接到消息，說可以提前去美國。於是有人開始準備行李，調整安排，等待出發。過一會兒，又被告知暫時不行。隊伍只能回到基地，繼續等待下一次通知。
一名長期跑足球的同行後來告訴劉驍騫，職業球隊會盡量把所有不確定因素壓到最低，比賽前幾個小時喝多少水，補劑裏放什麼，什麼時候喫飯、休息、坐車去球場，都有精確計劃。運動員的身體被細緻地管理，每一個環節都服務於比賽。伊朗隊卻連什麼時候出發都不能完全確定。
“這屆世界盃最清楚的問題，是身份。”劉驍騫說。世界盃像一個放大鏡，不會憑空製造問題，卻會把原本存在的問題照得更清楚。前不久他出版了一本關於世界盃的新書《門外：邊境、鏽帶與好萊塢》，書裏記錄了一場特殊的足球賽。有兩支分別屬於美國和墨西哥的小俱樂部，僅有一河之隔，他們都說西班牙語，許多居民也有相近的拉美背景，但只要跨過邊境，事情就複雜起來。邊境牆、檢查站和不斷變化的執法尺度，不斷影響着兩支隊伍的“邊境德比”。墨西哥球員擔心入境美國時被盤查，因爲他們隊中有球員害怕在邊檢站遇到麻煩。現在，同樣的問題被世界盃放大到了伊朗隊身上。
在新聞發佈會上，有個記者問加萊諾伊，其他四十七支球隊裏，有沒有哪支球隊向伊朗表達過支持。
主教練說，沒有。沒有一支球隊公開聲援他們。只有新西蘭隊的主教練，他發了一條簡單的問候短信。
國家隊代表誰
中國球迷彭飛第一次在世界盃現場見到伊朗隊，是在2018年的俄羅斯。那年夏天，他從中國出發去看世界盃，第一場比賽就是伊朗對陣摩洛哥。比賽在聖彼得堡體育場舉行。他提前兩個小時趕到球場，被長長的檢票隊伍堵在外面，等進入看臺時，比賽已經開始了。
補時階段，摩洛哥球員打進烏龍球，伊朗1比0獲勝。伊朗時隔20年拿下世界盃決賽圈勝利，也是隊史世界盃第二場勝利。彭飛說，伊朗球迷“非常狂熱”，陷入了狂歡。賽後，他和朋友搭乘火車從聖彼得堡去莫斯科，在車廂裏，他們遇到了一對伊朗夫婦。起初，雙方都有些拘謹。大家只是點頭、微笑。後來有人試着打招呼，發現彼此都能說英語。伊朗男人很快把一個親戚也叫了過來——這裏有三個會講英語的中國人，一起聊聊。
中國人對伊朗好奇，伊朗人也對中國好奇。
在那之前，彭飛對伊朗的認識很有限。在很多中國人的想象裏，伊朗是個相對封閉的國家。我們對這個國家的瞭解大多來自新聞頻道，戰爭、制裁、宗教、女性頭巾，以及劍拔弩張的國際政治摩擦，其實很少知道普通伊朗人的生活。伊朗夫婦也想知道中國的情況。彭飛向他們介紹中國的電商——只要在手機上挑選商品、付款，過兩天東西就寄到家，不喜歡還可以退回去。伊朗人很驚訝，脫口而出的問題是，錢已經付出去了，怎麼確定對方真的會把東西寄來？
彭飛想起自己看過的一部伊朗電影，講一羣伊朗女球迷想去現場看國家隊比賽。然而伊朗不允許女性進入男子足球比賽現場，她們只好女扮男裝，試圖混進球場，最後還是被發現，沒能看成比賽。
對一些伊朗女人來說，支持國家隊，本身就意味着出走，在別人的國家裏，獲得一種在自己國家未必擁有的自由。這麼多年來，彭飛在球賽現場見到許多伊朗女球迷。她們大多會說英語，幾乎很少戴頭巾，受教育程度很高。她們穿着國家隊球衣，出現在看臺、火車、大巴和球場外的人羣裏。她們和男性球迷一樣，帶着鼓、旗幟、圍巾和成套裝備，跟隨國家隊遠行。
一羣小學生在德黑蘭公園踢足球。車怡岑 / 攝
伊朗已故導演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拍過一部電影，故事發生在1990年意大利世界盃期間，一對父子前往一個遭遇地震災害的村莊。兒子急着想看阿根廷對巴西的比賽，途中他們發現，一個剛剛失去數名親人的村民，仍然在調試電視天線，只爲看上那場南美球隊之間的較量。
基亞羅斯塔米說，電影那一幕來自他在地震災區旅行時見到的真實情景。一個男人左臂打着石膏，赤着上身，用右手把石頭敲在天線底座上，試圖把它固定住。災難發生後，伊朗人仍然要想辦法看球。
在伊朗，足球是人們在沉重現實裏短暫透氣的方式。1997年秋天，伊朗通過與澳大利亞的兩回合附加賽，拿到了法國世界盃入場券。德黑蘭和許多城市的街道上擠滿了人。汽車鳴笛，年輕人跳舞，人們喊着國家隊球星的名字，一直慶祝到深夜。那是自發湧上街頭的狂歡，平時被紀念、哀悼和政治口號佔據的公共空間，回到了普通人手中。
那時，熱愛伊朗國家隊，還沒有被等同於支持某一個政權。一年後，1998年6月21日，法國里昂，伊朗對陣美國。那是兩國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和人質危機之後，最公開的一次體育交鋒。比賽因此被賦予了太多象徵意義，以至於足球本身幾乎無法承受。賽前，伊朗球員向美國球員贈送白色玫瑰花，兩隊球員握手、合影。看臺外，美國球迷和伊朗球迷也互相拍照，有人披着對方的國旗，有人把紅白藍和紅綠白的顏色抹在臉上。
1998年法國世界盃，賽前伊朗隊向對手美國隊獻花，是足壇經典的和平名場面。AFP / Getty Images
伊朗最終2比1戰勝美國，拿到隊史世界盃首勝，也把美國隊淘汰出局。進球之後，伊朗球員親吻草皮，看臺上的伊朗球迷爆發出巨大的歡呼。這個長期被制裁、敵視和誤解的國家，總算在世界面前，踢出了一場漂亮的比賽。那天夜裏，德黑蘭又有人走上街頭慶祝。政府試圖控制歡慶的規模，但是越來越多人走出了家門。一些女性摘下了頭巾。海外的伊朗人也倍感振奮，一個在舊金山生活的伊朗人對媒體說，政府剝奪了伊朗人太多快樂，而這場勝利說明他們仍然活着，仍然是人。他的孩子們過去以說自己是伊朗人爲恥，現在開始爲此感到驕傲。
國家隊承載了許多特殊的意義，它被理解爲某種超越政權的東西，不同立場的伊朗人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理解這支球隊。哪怕政治從來沒有離開過伊朗足球，但很多人願意相信，國家隊可以暫時把這些分歧壓在下面，至少在九十分鐘的比賽裏，人們還能爲同一個名字歡呼。
2009年，伊朗爆發綠潮運動。街頭抗議選舉結果，示威者遭到鎮壓。同一年，在伊朗對韓國的一場比賽中，幾名球員戴上了綠色臂章。很多伊朗人讀懂了它。他們不期待國家隊站出來表態——這既不公平，也不現實——但是，穿上國家隊球衣的人，是帶着普通人的記憶、創傷、希望和快樂上場的。球員的一個小動作，就能被視作他們看到了社會的痛苦，與大衆站在一起。
到了2022年，伊朗社會已經不再輕易接受模凌兩可的地帶。
卡塔爾世界盃期間，彭飛再次買到了伊朗隊比賽的球票。那天他從球迷村坐大巴去哈利法國際體育場，路上遇到一個伊朗女孩。兩個人聊了一路，很快就談到了這個問題：伊朗女性能不能在國內進球場看球。
女孩搖了搖頭，現在依然不行。
那時，伊朗國內正在經歷“女人、生命、自由”運動。一名22歲的伊朗女性瑪莎·阿米尼因頭巾問題被伊朗道德警察逮捕，在羈押途中昏迷送醫，隨後不治身亡，引發了全國抗議。憤怒從街頭蔓延到大學、家庭和社交媒體，然後是足球場。女孩告訴彭飛，伊朗球迷準備在這場比賽第22分鐘，一起喊出瑪莎的名字。
比賽過程中，現場非常嘈雜，彭飛沒能聽見看臺上傳出瑪莎的名字，但他深深地記得，賽前的國歌環節，伊朗球員集體沒有開口唱國歌。球員的沉默被許多伊朗人理解爲一種表態。沉默像是在告訴看臺上的人，也告訴電視機前的人，他們知道國內正在發生什麼。但沉默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
在那場比賽裏，伊朗以2比6的比分，慘敗給英格蘭。幾天後，對陣威爾士時，伊朗球員又重新唱起了國歌。
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伊朗隊輸給美國隊，無緣淘汰賽，賽後美國隊球員上前安慰。AFP / Getty Images
一些人感到失望，認爲國家隊已經從一支曾經代表人民的隊伍，變成了政權宣傳的一部分。也有人表示了諒解，球員也許是受到了來自伊朗足協和官方機構的壓力，外人不能輕易要求他們承擔自己承擔不了的風險。
現居法國的伊朗社會學家薩義德·皮翁迪表示，足球在伊朗已經從體育競技轉變爲政治與民族的挑戰，結果是，球員陷入民衆與政府之間的兩難境地——他們既不想被看作脫離了大衆，也不想激怒掌權者。四年過去，這種尷尬與撕裂被帶到了洛杉磯。有人仍然爲國家隊歡呼，有人則將這種歡呼視爲對痛苦的背叛。
伊朗專欄作家瓦希德·普拉斯塔德寫道：“也許2026年國家隊的問題不是說人們應該高興還是不該高興。問題在於，伊朗政府已經做了太多事，連讓伊朗人民感到快樂都變得不容易。”
90分鐘決定不了的事
國歌結束，噓聲還沒有完全散去，裁判吹響了開場哨。傳球，衝刺，回追，每一次伊朗球員攻向新西蘭隊的禁區，都會讓看臺上的聲音變得更大一點。新西蘭兩次取得領先，伊朗兩次扳平。
球迷們興奮地擁抱身邊的人。有人手裏拿着國旗，有人身上穿着帶有獅子太陽圖案的衣服，但在那幾秒鐘裏，他們都朝着同一個方向吼叫。第88分鐘，爲了爭取最後的制勝球，伊朗球員轉身向看臺揮舞手臂，引導球迷製造更大的聲浪。他們得到了回應。
距離索菲體育場大約九英里外，有一家波斯風味的咖啡館，憑藉特色的拉瓦沙克奶昔（波斯國民懷舊零食）而出名。世界盃期間，這裏變成伊朗球迷的據點之一。伊朗與新西蘭的比賽還沒到下半場，屋裏就已經沒有空位了。
伊朗進攻時，人羣向電視機靠近。新西蘭帶球推進時，店裏會突然安靜。球進的瞬間，咖啡館像被人推了一下，所有人一起吶喊。有人舉起手機錄像，有人轉身擁抱朋友，有人對着屏幕大叫球員名字。那些喊聲穿過牆壁，傳到隔壁的健身中心。正在鍛鍊的人忍不住停下來，把臉貼到玻璃門上，想看看發生了什麼。
過去半年，伊朗人因爲戰爭、抗議等一系列事件而焦慮不安。咖啡館老闆沙欣·菲爾多西曾在店內組織活動，爲自己的同胞創造一個互相支持的空間。世界盃開始之後，他希望這裏至少能成爲一個可以慶祝的地方。
一個觀衆看着電視上的國家隊球員，坦承那些人就像“我們的表親，我們的兄弟”。其他人也有類似的感覺。他們知道這不是一屆普通的世界盃，國家隊被外部環境壓得快喘不過氣，他們也清楚洛杉磯的伊朗社區內部，有許多不能輕易彌合的裂痕。但當球員們把比分一次次扳平，他們還是會下意識地起身歡呼。
歡呼聲停在了洛杉磯，它沒有越過海洋，也沒有回到德黑蘭的街頭。在伊朗國內，世界盃要安靜得多。
在德黑蘭一家水煙館，電視裏播放美加墨世界盃的比賽畫面。車怡岑 / 攝
這是紀錄片導演車怡岑的觀察。他與朋友在經營一個名叫“即刻出發”的自媒體欄目，飛往全球各地記錄真實的現場，今年6月初，他們出發前往伊朗。臨行前有個朋友問是不是該帶防彈衣和頭盔，這讓車怡岑緊張了起來。當飛機滑過德黑蘭的天空，他甚至閃過一個念頭：會不會突然有一枚導彈把客機打下來。
落地之後，車怡岑注意到機場大廳裏，有一小塊區域展出了米納卜小學遇難學生的書包和遺物。那些物品將他一下子拉回戰爭現場。但從機場出來，進入德黑蘭，城市又顯得異常正常。車流在路上移動，店鋪正常營業，大巴扎里人來人往，男人和女人在買菜、做生意、逛街。車怡岑站在那裏，覺得眼前不像一個正在打仗的國家。或者說，戰爭並沒有以他想象的方式覆蓋這座城市。
戰爭的痕跡，就嵌在日常生活的縫隙裏。在德黑蘭，車怡岑有時會偶遇一棟被導彈擊中的樓，再往前走，居民樓、商鋪和街道又恢復了原來的樣子。年輕人在公園跑步，碰上一場短暫的過雲雨，停下來，等雨過去，又繼續往前跑。
當地人告訴他，戰爭剛打響時，大家也害怕。後來就習慣了。有一次，車怡岑正在德黑蘭一家疫苗研究中心拍攝，遠處突然傳來緩慢、清晰的爆炸聲——“嘣”——他問，是不是又來了？對方說，是，趕緊走。他以爲接下來會被帶去防空洞，沒想到當地人把他們帶去喫冰淇淋。
研究機構可能是打擊的目標，但冰淇淋店不會是目標，這是普通人的生活經驗。只要遠離政府大樓、軍事設施和科研機構，生活就能繼續下去。
這個夏天，德黑蘭沒有特別濃烈的世界盃氛圍。車怡岑說，街頭看不到大規模的海報，公共空間裏也很少有人聚在一起看球。一個老司機告訴他，重要的比賽也許會有人出來看，但大多數時候，因爲時差的緣故，大家更多是在家裏看球。伊朗的公共場合禁止飲酒，沒有去酒吧看球的傳統，年輕人會去咖啡館聊天，但世界盃不是他們關心的首要話題。
“這屆世界盃對我來說無足輕重、缺乏激情，部分原因是與戰爭相關的問題、經濟狀況以及過去一年的種種艱難。”一個年輕人對媒體說。
今年初，因爲抗議事件，伊朗一度切斷了國內的互聯網。車怡岑到達德黑蘭時，網絡雖然早就恢復，但網速慢得像是倒退回很多年前。“在1.5G到2.5G之間，我感覺都沒有到3G，就是很慢，”他說，發個定位很困難，傳一張圖片也要等很久。
即便如此，一些球迷仍然關心着國家隊。那個老司機承認，伊朗人還是希望國家隊能走得遠一點，如果有一天，伊朗在世界盃再次與美國交手，所有人都會走上街頭支持球隊。他也知道在這屆世界盃裏，伊朗隊不能像其他球隊那樣在美國訓練和休息。“這對球員太不公平了。”老司機說。
在伊朗街頭遇到的老司機，是個資深的國家隊球迷。車怡岑 / 攝
車怡岑後來一路向南，到了阿巴斯港。那裏靠近霍爾木茲海峽——一個在全球新聞裏反覆出現的地方。外面的世界不厭其煩地談論航道、油輪、導彈和衝突，但在碼頭上，漁民們忙着打魚、賣魚、搬運貨物，彷彿一切如常。阿巴斯港的海鮮很好，有天，他們買了新鮮的海魚，去一個伊朗朋友家裏喫飯。一羣人盤腿坐在地毯上，一邊聊天，一邊收看世界盃轉播。電視裏傳出了他聽不懂的波斯語解說。
差一點，伊朗隊就在美國本土創造了隊史世界盃最佳戰績。小組賽第二場，面對歐洲老牌勁旅比利時，伊朗門將阿利雷扎·貝蘭萬德做出關鍵撲救，把比利時的威脅擋在門線前。雙方0比0戰平。第三場仍是類似的劇本，伊朗頑強地逼平了擁有球星薩拉赫的埃及。三場平局，拿下三分，讓伊朗人看到了第一次從世界盃小組賽出線的希望。
伊朗隊已經踢完了自己的比賽，只能等待另一座球場上的人替他們決定結果。按照世界盃的規則，伊朗能否出線，取決於阿爾及利亞與奧地利的那場小組賽——只要不是平局，伊朗就將晉級淘汰賽。但命運再次給他們開了玩笑。阿爾及利亞與奧地利上演了進球大戰，最終，兩隊以3比3的比分打平，攜手晉級，伊朗則遭到淘汰。
一些伊朗球迷平靜地接受了現實。正如過去許多年，他們時不時被推到歷史的前線，等待別人的決定落到自己身上。6月28日，屬於伊朗人的世界盃結束了。
在德黑蘭街頭，車怡岑不斷遇見一張巨幅海報——一個男孩坐在伊朗門將貝蘭萬德的肩上，微笑着，舉起國旗。那是一張AI生成的合照，因爲男孩已經在米納卜小學的轟炸中去世了。比起世界盃，在國內的伊朗人更關心這場造成168人遇難的慘案。“我們一問，（伊朗人）他們都知道他叫馬坎。”車怡岑說。馬坎·納西里，今年7歲，在米納卜小學讀一年級，是遇難者中唯一沒有找到遺體的孩子。後來，車怡岑在米納卜見到馬坎生前的好友。那個男孩現在每週去陵園三四次。他說自己跟馬坎都喜歡C羅。放學後，他們經常一起踢球，踢到天黑，直到父母喊他們回家喫飯。
世界盃期間，這張海報出現在德黑蘭街頭的許多角落。車怡岑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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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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