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朝露

正面連接2026年4月2日


“生與死只佔生命中的兩天。其他的日子,還要好好過。”



死亡會降臨在任何人身上,老人會死,年輕人會死,兒童、嬰兒也會死。這是死亡最公平也最殘酷的地方。大多數時候,人們迴避討論死亡,這或許也是清明節存在的原因,活着的人得以懷念逝者,剋制地思考死亡。


但在一些地方,死亡無法迴避,或者說死亡就是這些地方存在的原因。2025年底,我見到了幾個即將面對死亡的孩子。他們住在一家名爲雛菊之家的兒童安寧療護機構,年齡最大的13歲,最小的剛出生幾天。一些難以治癒的疾病正在蠶食他們的生命:器官缺失、腦幹腫瘤、橫紋肌肉瘤、惡性神經纖維瘤。


但在離開之前,他們都還活着。活着就要呼吸、喫飯,也要有尊嚴。安寧療護幫助他們有尊嚴地離去,也讓活着的人能夠接受失去、繼續生活。它是在“回家放棄治療”和“在醫院過度治療”之間的第三種選擇,尋求的是一種“死生兩相安”的狀態。


相比成年人,兒童的安寧療護更難完成。疾病晚期的孩子很難表達自己的不適和需求,而家長往往難以接受孩子即將死亡這個事實。老人的死或許可以被看作一個結局,孩子的死卻更像一場意外、一種錯誤。他/她真的沒有活下去的希望了嗎?該怎麼和孩子說明,或者要不要說?家長掌握着決策權,卻往往內疚、搖擺,甚至崩潰而手足無措。


我在雛菊之家見證了幾場告別。雖然死亡經常降臨,但這裏並不是一個冰冷絕望的地方。相反地,這裏充滿溫情,不管是患兒、家長,還是社工,沒有人會孤獨地面對死亡;不管做出什麼選擇,都可以被理解。


稿件發佈前兩天,雛菊之家的社工打電話給我,說明家長在做出看似殘酷的選擇背後,是怎樣的無奈。她不希望這些家長再受到審判和傷害,就算沒有機會了解他們內心的真實想法,她依然選擇理解和寬容。“爲什麼父母能放心地把孩子送到這裏來?因爲有我們。我們會讓孩子好好地離開。”


安寧療護,做的更多的還是生者的工作。孩子離去,父母的茫然、掙扎,一切也許與設想中的太不一樣。但他們沒有錯,這些父母還很年輕,他們還要帶着希望繼續走下去。





面對死亡

第一個孩子 豆豆


2025年12月的最後一週,我來到北京松堂關懷醫院。這個坐落在東五環外的醫院,曾因“晦氣”被附近的居民多次投訴,搬遷了七次,因爲這裏的人們都在做一件事:迎接死亡。這是一家臨終關懷醫院。


東區病房一層的走廊昏暗、不透風,兩側是老人的病房。大多數時候這裏是寂靜的,除了爆發出的咳嗽、呻吟,以及廣播呼叫。爲數不多能“激活”病區的,是餐車車輪轟隆隆地滾過,混雜着鐵桶碰撞的聲音。“打飯了打飯了啊——”阿姨在走廊裏大聲喊着。慢慢地,從不同方向湧來叮鈴咣啷的聲響,老人們拿着飯缸飯碗,蹣跚着圍過來。


有一位老人和他們不一樣。她瘦瘦高高的,穿着乾淨,腳步麻利地走過來。在盛了自己的晚飯後,她帶着我向走廊的盡頭走去。光線逐漸亮了起來,牆壁被粉刷成淺綠色,上面還畫着九色鹿的圖案。我們來到了雛菊之家的病房。她不是病人,而是來這裏照顧她的孫子豆豆。


豆豆是我見到的第一個孩子。他躺在小薄被裏,圓嘟嘟的小臉白裏透紅,就像一個普通的孩子安靜地睡熟了——除了鼻子裏插着一根黃色的軟管。不知道他的眼睛什麼時候會睜開,他也無法動彈。


牀頭的信息卡上寫着疾病:腦幹腫瘤。腦幹掌管着呼吸、心跳、運動傳導等人體的基礎功能,如電纜一樣連接大腦和身體。當腫瘤增大到某個臨界點,或者發生了嚴重的瘤周水腫,“電纜”就會被“壓斷”。腦幹失去了調節功能,孩子便會持續嗜睡,全身癱瘓。


進入雛菊之家的第一天起,我開始認識一些從未聽說過的疾病:

DIPG(瀰漫性內生型腦橋膠質瘤),腫瘤在腦橋呈瀰漫性生長,與正常神經組織交織而無法切除,中位生存期通常僅爲8到12個月。

神經母細胞瘤,被稱爲“兒童癌症之王”,是一種起源於神經系統的惡性腫瘤,早期可能只是普通的腹痛、發燒,超半數患兒在確診時癌細胞已經發生轉移。

高血氨症,患兒體內產生的氨無法排出,毒素在血液中堆積,可能引發腦水腫、昏迷甚至死亡。


醫學仍然難以解釋一些疾病的發生原因,也無法治癒。甚至有的醫生會告訴家長,治了也沒用,做了手術孩子可能會走得更快。豆豆五歲時,就被下了這樣的宣判,因此他沒有做開顱手術,不能上學,也不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樣放肆地玩。病情逐漸發展,他開始頭疼、嗜睡,來到雛菊之家的第二天起只能癱瘓在牀,這已經是他住在這裏的第四個月。



雛菊之家安設在松堂醫院裏,擁有三間獨立的病房,每間住一個家庭。豆豆住的病房位於一層,走廊盡頭的右手邊。他的隔壁和樓上,是雛菊之家的另外兩間病房。


周翾是雛菊之家的發起人,也是北京兒童醫院的血液腫瘤中心主任。她一直想在中國推廣兒童安寧療護,2017年,她來到松堂關懷醫院,覺得這裏是一個不錯的場地。院長李偉說,松堂裏的病房你隨便挑,隨便改造,我支持你。雛菊之家的三間病房就這樣誕生於松堂的東區樓棟,一層兩間,二層一間。病房被裝修成普通家庭的模樣,病牀被寬大厚實的雙人牀替代,讓孩子和家長一起入睡。


周翾說,在最後的時刻,孩子最想的就是在家一樣溫馨的地方,和爸媽24小時待在一起。作爲血液腫瘤科的醫生,周翾見過很多慘烈的生離死別:孩子插滿管子,赤身裸體地躺在牀上做最後的搶救,家長在門外大聲哭喊。2013年,周翾去美國學習,見到了那裏的臨終關懷。病房中燈光柔和,一個媽媽抱着寶寶,坐在搖椅上輕輕搖晃,孩子叼着安撫奶嘴,平靜地睡着了。她想,我們的孩子也應該有權利這樣平靜、有尊嚴地走到生命終點。


一層病房,豆豆的奶奶在這裏陪護他。我常和奶奶閒聊,說起豆豆的病時,我以爲她會表現出憤怒和委屈。但她最常說的一句,是“沒有辦法”。“沒有別的招。啥事都得接受,幸福來了,你就接着;壞事來了,你也得忍着。”她背過身去,給孩子準備鼻飼的飯菜,在小米稀飯里加上碎牛肉末和西蘭花末,倒進榨汁杯裏,一邊打一邊上下搖勻。


奶奶說,這些是琪琪媽媽給的配方。琪琪媽是雛菊之家的營養師,也經常幫忙照顧孩子。豆豆因爲躺在牀上久不活動,尾骨處有一大塊皮膚破潰,之前琪琪媽給他塗了一種紫色的藥膏,現在傷口處已經不流水了。“琪琪以前沒用完的藥,現在都給弟弟用了。”她彎下腰檢查着傷口。在這裏,大家都不叫她的本名,她也說自己永遠是琪琪媽。一年多前,她的女兒琪琪在雛菊之家離世。


我和琪琪媽一起出了病房。一個老人正佝僂着坐在走廊裏,像個小孩一樣癡癡地盯着我們。琪琪媽說,在這裏老人和孩子去世是不一樣的。因爲老人已經沒有爸媽了,孩子還有爸媽。






“消失”的父母

第二個孩子 “小蘿蔔”


豆豆隔壁的病房裏,住着一個早產兒。他出生才幾天,裹在包被裏連腦袋都很難看見,皮膚仍是泛紅的。他躺在乳白色的防吐奶斜坡墊上,這曾是家庭爲新生命細心準備的驚喜。誰都沒想到伴隨孩子降生的,是晴天霹靂一樣的消息:他沒有小腸。這意味着,他根本無法進食。

我在豆豆的病房裏和奶奶聊天,隔壁每兩分鐘就會爆發嬰兒的大哭,穿透牆壁打斷對話,讓我的心揪作一團。“肚子裏沒東西,他餓得難受呀!”奶奶說。昨晚她聽着這哭聲入睡,又反覆醒來,這孩子斷斷續續哭了一宿。

我推開隔壁病房的門,看見雛菊之家的社工李霞正把小嬰兒抱在懷裏安撫。李霞是一名退休的老護士,也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她和我說孩子沒法喫東西只能喝水,只能等……猶豫了半天,她還是沒有說出“死”字,側過臉去,“只能等阿彌陀佛過來接你,咱們再重新投胎吧。”

陽光從窗外斜斜地照進來,明亮而蒼白。這是入住的第四天,孩子已不如我第一天見到時那樣有血色,小臉變得蠟黃,頭皮發紅也起了疹子。

那時,只有李霞陪伴在小嬰兒身邊。她說,家長並非不愛自己的孩子,否則也不會把他送到雛菊之家。或許他們只是不忍心。

之前,他的爸爸和舅舅來考察病房。一身全黑的裝束,揹着黑色的通勤包,好像疲憊的上班族。爸爸說,孩子因爲母親子癇而早產,小腸幾乎沒有發育,目前靠輸營養液維持生命,醫生說沒有救治的希望。

接待他們的,是負責入院前溝通的社工郭鵬。他說,在這裏我們主要是保持他的水分攝入,給他喂點水,這樣嘴巴不會太乾,胃裏也有東西,能減輕一些不適感。

郭鵬五十多歲,因爲之前中過風,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更蒼老些,說話也慢慢的。在雛菊之家,沒有ICU裏的生死時速,一切都可以慢慢聊,慢慢考慮。

他問:“您是想親自陪護,還是由護工照顧?”孩子的舅舅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問起入住病房的開銷。解答之後,郭鵬說:“我們理解很多家長不太想陪護,建立與孩子的聯繫……所以這種情況也挺多的。如果請護工陪護,他不會24小時只待在這裏,因爲通常要照顧好幾個病人,只是經常過來看看,該喂水的時候喂水。”孩子爸爸嘆了口氣。舅舅又問起孩子的後事如何處理。

郭鵬能理解他們說不出口的心緒。很多新生兒的父母還很年輕,人生中經歷的第一場,竟是自己孩子的死亡。他和我說起雛菊接收的第一個新生兒,家長在孩子出生前準備的東西堆滿了一個房間,來到這裏卻不願意陪護,社工們勸說,“孩子剛來到人間,媽媽能抱抱他,喂餵母乳多好”。第一天,爸爸媽媽同意了,但第二天還是走了。社工們只好把孩子轉到松堂的嬰兒房,父母交了每年三萬九的費用。寧願交這麼多錢也不願意陪護孩子,郭鵬只是說了三個字:“看不得。”人都是迴避痛苦、害怕死亡的,“他們所受的煎熬,其實絲毫不比來陪護的父母少。”




探望早產兒的第二天,豆豆的病房裏出奇的安靜了,我卻仍無法專心與奶奶聊天。昨天隔壁的哭聲讓人恐懼,今天的沉寂又是不一樣的恐懼。我害怕他會不會已經悄無聲息地死了。在這裏,也許總有誰會在某一刻見證死亡,我不希望是我,也不希望就是今天。

李霞說,大概是孩子有點脫水,沒力氣哭了。我們走進去,看見另一位社工吳秋雲正抱着他,一邊輕拍嬰兒包被,一邊“蘿蔔蹲”起來:“蘿蔔蹲,蘿蔔蹲,蘿蔔蹲完乖乖蹲……”小嬰兒原本哼哼唧唧,很快安靜下來。在雛菊,吳秋雲還有個外號叫“吳媽媽”,來到雛菊三四年,她已經照顧過一百多個孩子。

“給你起個小名叫蘿蔔好不好?”吳秋雲逗他,李霞在一旁咯咯笑起來。我這纔想起,我還不知道孩子的大名。牀頭卡片上姓名處寫的是“xxx之子”。也許這個孩子永遠不會擁有自己的名字了。

衰老只需要五天。他的腦門皺皺巴巴的,眼眶有些凹陷,臉上出現了法令紋。他張開小嘴,好像在努力尋找什麼,直到安撫奶嘴塞進去的一刻,他開始嘬起來,像心臟的搏動般規律而有力。他一定很想活下來。吳秋雲說他大概能堅持一個月。等我再回頭看時,他的小嘴已經不動了。他睡着了。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繼續活了一個月。幾天後,社工們告訴我他被帶回老家了,以後也不會再回來。

吳秋雲說,大家只是“無觀點地陪伴”,哪怕家長的選擇看似不合情理,也一定有不爲人知的苦衷。之前有一個早產兒,“渾身上下就沒有好的地方”,一出生就來了雛菊。孩子媽媽在家坐月子,一直想來看寶寶,但丈夫出於保護的心理不讓她來。他不希望孩子在媽媽心中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以後每每回想都更加更痛心。

但是媽媽還是放心不下,瞞着家人來了雛菊之家。病房裏,她一直戀戀不捨地注視着孩子,那是從她身上掉下來的一塊肉。看了許久,她說,我能不能抱抱孩子?社工們允許了。“之前不讓她抱,是怕她以後回想時會更難過。但是她來了,她看見了,我們反而會鼓勵她。”當媽媽笨拙地把孩子抱起來時,母子二人都是圓滿的了。





最艱難的選擇

第三個孩子 小波


豆豆和“小蘿蔔”住在一層的兩間病房,在他們樓上,是雛菊之家的第三間病房。這是最大的一間,由三個松堂的普通病房合併改造而成,爲一室一廳一衛的設計,更像一個家。房間裏有桌椅、衣櫃等傢俱,還有電磁爐、微波爐,可以做些簡單的飯菜。


12月底,一大家人都在這裏陪護小波。這個對全家而言來之不易的男嬰,不幸罹患了橫紋肌肉瘤。


一次,我遇到小波的爸媽在客廳爭執。爸爸強調:“這個事不能靠感性決定,該理智的時候必須理智佔上風。如果大家達不成一致,我就要站出來做這個決定,哪怕會被埋怨。”


他也想給孩子治,卻也很清楚這是什麼病。“後面還要過日子,這很現實,咱們不能因爲這個把錢全都投進去了,以後生活受影響。”


媽媽說,她也同意如果孩子救不活,就別再讓他受罪,從ICU出來。但當時兒童醫院有一個主任對她說可以再試一次,一個星期就能知道結果。“但他連一個星期都等不了,只是一直說ICU裏花錢多,我們不能人財兩空。”


爸爸又重新抬高了語氣:“我自己(心裏)也在打架。理智告訴我,他已經肺轉移了,倆肺都是,那就說明已經是晚期了。在這種情況下,我自己也是極度的焦慮。”


社工查完房從臥室出來,爭吵被打斷了。現在小波進入了生命終末期,已經陷入昏迷,靠呼吸機維持生命。之前周翾主任已經與家長討論制定了一個讓孩子減輕痛苦,儘可能自然離世的方案。

吳秋雲柔和地詢問家長,是否已經做好準備,“孩子可能會慢慢地不好”。方案何時執行,還是要看他們的想法。

媽媽猶豫了半晌。“能看出來他的血氧和心率,已經堅持不了太久了……那就先試試,反正最後這個結果都是要接受。”她低下頭,有些哽咽了。

吳秋雲進臥室關停了氧流量。她說,孩子不會立刻離世,也不會有難受的感覺。血氧一低,受損的首先是大腦,他會陷入深度昏迷,對外界的感知就弱了,也不會覺得憋悶。再加上用了鎮靜的藥物,他會很平靜地離開。等孩子“不好了”,他會發紫發灰,手腳冰涼,瞳孔放大。如果血氧降到二十多了,可以聯繫醫護人員。


光是聽到描述,我就不由地緊張害怕起來。死亡好像一位寬容的考官,提前泄露考題,甚至讓人幻覺可以拖延協商,操縱日期。但它在一分一秒地逼近,沒有人能阻止交卷的鈴聲響起。



我們離開了病房。一路上我想,如果他們不想關停氧流量,或者資金足夠,還想繼續治療,雛菊會同意嗎?


我回想起之前郭鵬說過的故事。一個孩子即將入住雛菊,周主任問他的父母:假如醫生說只有1%的希望,你們會不會接着治療?父母說,會。於是雛菊的團隊幫他們聯繫了醫療資源,嘗試了最新的CAR-T(免疫細胞療法),但依然沒有效果。主任說,如果做安寧療護,孩子還有三個月的時間,也會比較舒適。如果繼續選擇做CAR-T,可能還是無效,並且加速孩子的離世。爸爸說,我不能三個月就天天這麼看着孩子,一定要盡所有努力。最後他們還是接着去做了CAR-T。


在常人看來,堅持治療可能並不理智。但郭鵬說,這種選擇在雛菊之家並不少見。甚至有一次,孩子已經坐着救護車來了雛菊,爸媽卻突然反悔,還想繼續治療。此時許多醫院已經無法接收,救護車只能拉着孩子到處輾轉,郭鵬聽說孩子第二天就走了。


郭鵬說,安寧療護並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家長要了解安寧療護是什麼,也瞭解繼續積極治療能給孩子帶來什麼,然後做一個選擇。如果他們不知道安寧療護,被迫選擇繼續治療或回家,那我會覺得很遺憾。”


面臨孩子的生死抉擇,父母除了悲痛,還會感到自責、後悔。周翾說,這是一種非常常見的反應。但她認爲,孩子的疾病並不是一個“可以避免的錯誤”,而更像是一種無法迴避的現實。做安寧療護,最需要的是瞭解家長的需求和感受,而不是覺得他們應該怎麼樣,沒有經歷過他們的痛苦,是完全無法代入的。在雛菊之家,社工們與父母的溝通沒有一套固定的方法,而是“發自內心地想要和他們一起共度難關”,“我們不是單向地告訴家長該怎麼做,而是陪着他們一起做決策,讓他們從內心接受即將發生的事情。”


兒童的安寧療護與成人有相通之處,核心都是“對症處理”,但治療的目的不是治癒疾病,而是儘可能緩解孩子的各種不適症狀,尤其是疼痛。不同之處在於,孩子經常無法用語言表達自己的不適,因此需要醫護人員通過心率、血壓、出汗、哭鬧等情形來做出專業的判斷。


2015年,根據世衛組織的統計,中國對兒童安寧療護的需求量已高達450萬左右。在2025年11月的一場安寧療護學術年會上,周翾提到,全國兒童安寧療護的病房總共只有48張牀位,但不僅沒有排隊的現象出現,反而病牀佔有率只有約50%。雛菊之家裏,住在一層的小蘿蔔回老家後,病房有許多天一直空着。社工們有時打趣道,要是雛菊之家一直沒人住就好了,說明孩子們都能健健康康的。但或許現實是,很多人還不瞭解兒童安寧療護,或者無法放棄治療到最後一刻。





再見,小波


第二天,小波的血氧平穩下降。媽媽說,昨晚孩子的血氧一度降到二三十,“我拉着他的小手心想,就在手裏拉着(離開)也行。我覺得能接受,就這樣挺好,也不需要再……”


“那不是你想象的那樣,你已經做好一切準備,就一點兒都不會難受了。記得跟他多說說,你愛他,謝謝他。”吳秋雲摟着小波媽媽的肩膀。


我第一次走進病房臥室,久不開窗的房間裏空氣混濁。寬大的雙人牀左上角躺着一個小嬰兒,側着腦袋一動不動,嘴裏插着呼吸機的管子,手腳水腫。一家人忙碌着給他頭上的壓瘡抹藥,灌熱水袋捂在他冰涼的身體旁。生命在一點點流失,但對家人來說,好像只要不停下,死亡的腳步就不會追上來。


第三天早上,吳秋雲端來一大盒兒童顏料,告訴家長可以給孩子做個手印畫,留作紀念。一切的忙碌戛然而止。這是最後的告別。


吳秋雲給小波圓鼓鼓的手腳塗上金色顏料,爸媽用畫紙按下掌印。每個家庭成員都選了一種顏色,用食指按了一朵七彩花。臥室裏停滯的空氣被攪動起來,二姨和小姨談論着喜歡的顏色,她們和媽媽一起給畫作拍了照片,伏在茶几旁邊,比較着誰的手機畫質更好。


按完指印後,老人們退了出來,雙手捂着臉,或蜷縮在牀邊低頭划着手機。之前社工們說,如果孩子要走了,不要在房間裏大哭大喊,如果接受不了那樣的場面,可以退出來。臥室的白色木門成了生與死的分割線,也是一道心理的防線。


最後,還是隻有年輕人留在了臥室。松堂的醫護人員撤走了呼吸機。小波的心率不停下跌,50,47,兩分鐘後,血氧和心率都變成0了。


孩子很快變得灰白。媽媽戴上聽診器,仍在他的胸膛上摸索着。她說,好像還能聽見心跳。吳秋雲俯身確認了一下,搖了搖頭。“那這跳的是什麼?難道是我的心跳嗎?”“可能是你手指末梢的跳動吧。”


吳秋雲給小波蓋好被子,溫柔地說:“跟着氣球去天堂吧。” 臥室外,客廳裏已經是一片低聲嗚咽,不知道是誰說了一句“別出聲”。吳秋雲說,沒關係,把門拉上就行。哭聲漸漸變大了。



琪琪媽媽也哭了。她來幫忙取送東西,此時頭也不回地出了病房,一邊哭一邊快步下樓。到辦公室後,她對我露出歉意的微笑,“(把你)嚇了一跳哈。” 又說,“沒事,我一會兒就好了。”


雖然已經在這裏上了快半年班,但這還是她第一次目睹其他孩子離世。之前社工們都不讓她看,怕她傷心。吳秋雲常和她說,要相信團隊中會有人做這些事,允許自己退出來,不要勉強自己上前。“我以爲我已經行了,但看了還是會很難過。他躺的位置,就是我女兒當時走的時候的位置。”


兩年多前,琪琪得了瀰漫性內生型腦橋膠質瘤。她是個愛表達的女孩,說不了話之後,她還會用手機打字,說自己想喫榴蓮和冰淇淋,還想坐起來。但很快,她的手也失去了力氣。她把微信裏的錢都轉給媽媽,讓她照顧好自己的小狗,告訴媽媽要好好的,“我會很努力地求老天爺,要回來找你。”


“琪琪還好點兒,她大了,什麼都能說。但這個孩子還那麼小,他是不是害怕、痛苦、捨不得,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大人有在世界生存的能力,到了另一個地方也可以適應。他還那麼小,當媽的肯定很不放心。”


我安慰她,至少孩子已經不用再遭受疾病折磨,沒有痛苦了。她說,能讓孩子舒服也挺好,畢竟那樣維持下去,也沒有必要。“但瞅着還是會心疼,雖說他不受罪了,但這也意味着爸爸媽媽從這裏走出去的時候,就再也摸不到他了。有時候我就不能理解,你說他去哪兒了?我女兒還能給我留下她的東西,跟我說很多貼心的話。你說那麼小的孩子來了,能留下什麼?他們火化了可能連骨灰都沒有。”


她低下頭,兩眼仍是發直的。琪琪走後,她一直無法走出悲痛。去年,她決定再生一個孩子,年底時她已經懷孕三個多月了。“我也不知道肚子裏是不是閨女回來了……其實人生也沒那麼美好,有時我會想,給我閨女接回來到底是好還是不好?還是看她自己的願望吧。”





再做一次母女

第四個孩子 琪琪


琪琪媽媽好像依然生活在女兒存在的世界裏。每一次見面,她都戴着琪琪曾用的兔子髮卡,手腕上繫着琪琪讓她買的小金龍。她說自己至今還睡在客廳的沙發牀上,因爲在家陪護琪琪時就睡在那裏。她每天早上醒來第一件事,是按照女兒的囑託,在微博上給她喜歡的歌手周深簽到,和我聊起時已經連簽了654天。


自女兒出生以來,琪琪媽就在家全職照顧她。當時琪琪爸爸說,孩子生下來一定要自己帶;要是讓老人帶,可能前三年省心,後面三十年都會費心。她同意了,一帶就是12年,這12年裏都沒有和女兒分牀睡過。“我現在也挺慶幸,還好我一直沒離開過她,還好我沒上班。這可能都是冥冥中註定的吧。”


惡性腫瘤殘忍地要把她們分開。兒童醫院下了兩次病危通知,醫生問要不要讓孩子住ICU。琪琪媽知道最後的結局是什麼。她說,我和女兒一秒都不想分開了,我只想要一個能給她止疼,讓我陪護的病房。醫生說,現在的病房連有救的孩子都住不過來,如果不進ICU就帶回家。


但女兒還活着,她需要醫療照護。琪琪媽怕回了家處理不好。在兒童醫院的走廊裏,她遇到一位急診醫生,告訴她們可以去雛菊之家。


在雛菊,琪琪的疼痛得到了控制,但她難以入睡。連續12天裏,她只零零碎碎睡兩小時,每次不超過20分鐘。醫生給予琪琪鎮靜藥物,想讓她好好睡一覺,原本預計能睡十個小時,但不到兩個小時她就醒了。


大家都說琪琪的意志力太頑強了。周主任說,她其實是因爲害怕,不知道睡着後還能不能醒來。人最害怕的是未知的東西。主任問琪琪媽,要不要和孩子溝通病情?現在治療應該是沒有機會的。


“當時我在辦公室裏,其實我是知道這些的。但真要把這些話親口告訴孩子,還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琪琪媽回憶。主任說,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幫助你。


琪琪聽完周主任的解釋後很激動,說要回家。她一開始以爲在這裏也是繼續治療。評估後,雛菊的團隊決定改爲居家隨訪。護士教琪琪媽媽如何護理PICC、鼻飼、尿管,如何吸痰,然後她們回家了。三個多月後,臨近琪琪的生日時,她說,媽媽,過完生日後我們就去雛菊吧,雖然我去了可能就回不來了。“那你也想去嗎?”“想去。”


5月15日琪琪過11歲生日。半個月後,她回到了雛菊之家。琪琪只提了一個要求,她希望自己能坐起來,不要一直躺着。漸漸地,她不能動,不能說話,甚至也看不見了。


她最後的願望是“要回來找媽媽”。琪琪媽每天對她說,你要記住和媽媽的約定。後來她又對琪琪說,去吧,只要你好怎麼都行。7月7日,琪琪去世。“她走的那天,我又後悔了,我戳着她的小腳丫說,別忘了回來找我。我好害怕她已經沒有意識,聽不見我最後說的話……她走了。當時我心想,真好,她自由了。”


琪琪媽在孩子生病時就離了婚,也沒有工作。女兒走後,她開着車輾轉許多城市,但日子好像一直停留在原地。大半年後,她第一次回到雛菊之家,見到郭鵬和吳秋雲,她哭得很傷心,“覺得委屈好像一下子釋放了”。之後不久,吳秋雲問她願不願意給這裏的孩子做營養支持。琪琪媽總愛變着花樣給女兒做飯,雛菊的團隊覺得她很擅長照護,恰好也有一個培訓的機會。


“我覺得雛菊是我和琪琪的最後一個連接了,所以就決定來試試。”來雛菊的那天,琪琪媽給女兒發了微信:“媽媽不知道這種想念你的方式是對還是不對。我希望能去幫助那裏的小朋友,讓他們不那麼害怕。你也答應媽媽,在那邊照顧好雛菊的寶寶。”


雖然是兼職營養師,但琪琪媽幾乎每個工作日都會來雛菊之家。在辦公室休息時,她喜歡看小朋友的視頻,看到寶寶學會喊媽媽了,會偷偷地抹眼淚。有一次看到一個62歲的女人順利懷孕產子,她興奮地和吳秋雲分享:“她好像也是兒子走了,現在接她兒子回來了。”


她還是忘不了和女兒的約定,又要成爲媽媽了。我問她,想要男孩還是女孩。“必須是個女孩!而且新的寶寶還要叫琪琪。”她不假思索。


“你老想着必須,要是個男孩怎麼辦?”郭鵬在一旁笑道。“那就繼續再生個姑娘!閨女就是我的命,我必須生閨女。”“那兒子咋辦啊?總不能不要了。”吳秋雲爽朗地說:“小問題,那就送給我吧!”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






新年


2025年的最後兩天,我見到了豆豆爸爸。孩子入住以來,爸爸來看望過幾次,其餘時間在老家跑外賣、做婚禮佈置,“哪裏有零活就去幹。”來了北京,他依然會去送外賣,從中午12點到下午三四點,一天能掙三五十。這個四十多歲的男人溫良、勤儉,只喫松堂醫院提供的伙食,每天上午都能看到三個泡沫飯盒摞在桌上。


他比母親更爲沉默寡言,我們不說話的時間裏,病房被平板電腦中動畫片和短視頻的聲音填滿。有時豆豆睜着眼,但眼神呆滯,大腦並沒有意識。即便如此,家人還是想讓他聽一聽。之前在家時他一天都離不開平板,還會下單買東西。


豆豆爸爸突然起身,遞給我一片葡萄味的口香糖。“這是他買的,我是不愛喫這種口味的,我跟他說這口味真彆扭,聞着都頭痛”,然後又從盒裏抽出一片,剝開塞進自己嘴裏。“這孩子網購了一堆東西還沒喫完,現在也喫不了了。”


爸爸常望着孩子出神,有時拍拍他的腿,捏捏小臉,好像希望他能做出什麼回應。“你都躺了四個月了,累不累啊?”“已經變成植物了……哈哈,植物大戰殭屍是不是。”他說,之前孩子還能活動的時候,每天也擔驚受怕的,“好像定時炸彈似的。現在終於倒下了。”


新年要給病房裏的電視繳費。吳秋雲想買三個月的套餐,賬戶裏餘額不足,倒騰了老半天。爸爸說,一個月一個月地交就行了。“那樣不划算,你們在這肯定不止一個月啊!”爸爸喃喃着“那也不一定啊……”,微微上揚的嘴角僵硬了。


還是充了三個月的。我們回到辦公室,豆豆爸爸送來一袋牛肉乾,說是家鄉的特產,新年給大家買點零食,也想不出送什麼別的東西,把塑料袋往桌上一放便走了。恰巧李霞正要回家,想着再見面就是明年了,我想祝她新年快樂。但話到嘴邊,還是停住了,辦公室的門還開着,我怕豆豆爸爸聽見了會難過。也許這裏沒有快樂的新年,新年只是普通的一天。又捱過一年。


豆豆的父母在八年前離了婚。五十多天前,媽媽曾來看望,走的時候,她坐在孩子牀邊說,自己來了其實也沒什麼必要。奶奶說,孩子需要媽,你陪着兒子怎麼沒必要呢。她不再說什麼,也沒有再來過。


但奶奶記得,她離開前悄悄拿着豆豆的平板去了另一個房間,把兒子之前錄的視頻都下載到自己的手機裏,說,“好多豆豆的視頻我都沒看過,我手機裏只有一個他和姥爺的對話。我得下載着點。”奶奶說,隨便她來不來,卻又喃喃着,“這週末沒來,那就等着過年,看她會不會……孩子肯定想媽媽呀。”





離開的,留下的

第五個孩子 小胖


一月中旬,二樓住進了新的孩子,叫小胖,和豆豆一樣13歲。他看起來已是十五六歲的模樣,高高壯壯,卻癱軟在兩層靠枕上,眼皮耷拉着,時不時發出哼哼唧唧的呻吟。想起樓下瘦小的豆豆,薄薄的被子蓋着,快要能看見骨架的輪廓。他們看起來都不像13歲,卻擁有相似的、殘酷的13歲。


小胖爸爸說,孩子最近胃口很差,媽媽做了他最喜歡的三明治也喫不下。聽說小胖消化不好,豆豆奶奶還幫忙榨了果蔬汁,用紙杯送了上來。



吳秋雲告訴我,小胖得了惡性神經纖維瘤,目前的化療沒有效果,但媽媽還想帶他繼續治。由於醫院不會讓患者只住不治,他們就來雛菊住上一陣,也能有效控制孩子的疼痛。


但小胖的病情急轉直下,兩天之後,他只能喫半流食了。媽媽跪在牀上喂他雞蛋小米粥,小胖才喝了四口就歪過頭去,含糊而費力地嘟噥一句“不要了”。媽媽自言自語着,可以把牛肉弄碎放到粥裏,這樣有點鹹味。她自己還沒喫飯,走到客廳裏默默喫起剩下的粥。


吳秋雲問小胖,是不餓,還是那些東西都不是你想喫的。小胖說不餓。他已經虛弱得沒有力氣咀嚼,喫不下也排不出。


吳秋雲和小胖媽媽走出臥室,關上了門。小胖媽媽低頭抽噎着,“其實我心裏知道,搶救沒用,還受折磨。但我覺得還是很遺憾,答應孩子的都沒弄成。”


吳秋雲摟着她的肩膀。“那我們就在他稍微平穩的時候,儘量去滿足他的願望,好不好?”


“他最想要的就是充錢打遊戲。他打蛋仔(派對),還有那個什麼和平(和平精英)。前兩天他還問,壓歲錢什麼時候能給他,他就老想着掙到壓歲錢就能充遊戲。我說我去給你要,讓你爺微信轉你。今年你掙壓歲錢了,想充什麼都去充吧。但他現在連打遊戲的精神都沒有了……”


“那我們就去做一些還能實現的事,好不好?除了充錢打遊戲,他不是還想坐輪椅出去轉轉嗎?”


黑色的輪椅摺疊起來,在角落裏沉默地站着。“他說坐在輪椅上會疼。”


“那就讓他舒服點兒,也是實現他的一個夢想吧。不管怎麼樣,在這兒遇到任何情況,我們都會讓孩子舒舒服服的。”


小胖媽媽無法止住哭泣,在垃圾桶旁嘔吐起來,吳秋雲陪她蹲在地上,輕撫她的後背。窗外是陰天,陽光淡淡地透進來,像輕紗一樣披在她們肩上。“現在我們就想還能爲孩子做什麼,好好地陪他,不去想那些讓你害怕的事情,好嗎?”


終於,媽媽擦乾眼淚,說小胖之前想喫雞蛋羹,也許這次他會喫點。她站起來,打開冰箱,裏面塞滿了蛋奶蔬果。吳秋雲說,你們也要記得好好喫飯。


我們回到辦公室,一直沉默着。第一次來雛菊之家時,我曾問過吳秋雲和郭鵬,在這裏工作難免有很多無力的時刻,面對生命的逝去,好像經常束手無策。他們是否也感到曾消沉,甚至想過換一份工作。


吳秋雲搖了搖頭,和我說起她來到雛菊之家服務的第一個家庭。一個女孩和她的父母住在二樓的病房,吳秋雲之前沒做過安寧療護,也不知道該怎麼幫忙。當時正值疫情,孩子媽媽找不到核酸的檢測點,吳秋雲就騎着電動車帶她去排隊做核酸,陪她聊天。“其實不一定非要達成什麼,就當一個普通的陪伴者也可以。”


郭鵬說,有孩子住在雛菊時,他要是不來,心裏總覺得空落落的。他帶我走近一個小相框。“你看桌子上的這張照片,這是可可,在這裏住了三個月,也是在二樓的房間走的。去年我和雨婷(一個志願者)就突然想去他們家看看,我們那天早上去,中午和可可的姥姥喫個飯,下午也就回來了。其實你說我們去做什麼呢?我們就是想去看看她,看看家裏人。”


走出雛菊的那一刻,死亡好像遠去了。吳秋雲送過許多家長離開這裏,有人痛哭,也有人表現得很平靜,“好像心中的石頭終於落了地”。但哀傷並不總會在剛剛失去時襲來。跨進家門,看到孩子曾經玩過的玩具、穿過的衣服,漫長的黑夜裏做起有關孩子的夢,隱痛變得鋒利,猶如大雨過後,土地迎來漫長的潮溼。


琪琪媽記得,去年四月的一箇中午,春天的風很柔和。她回到家,躺在沙發上,突然風吹過晾衣架,傳來一陣嘩啦啦的響聲。她抬起頭,發現晾衣架上一件琪琪的衣服都沒有了。那一刻,她崩潰了,她好像能接受女兒不在身邊,但無法接受她的痕跡一點點消失。


那個春天,她去參加了“雛菊回家”紀念活動,和失去孩子的父母們一起唱歌,給孩子寫信,彼此談心。大家都還稱自己是“xx爸爸”“xx媽媽”,會聊孩子生病的經歷,也會分享他們健康時幸福的回憶。還有家長帶來了自己新的寶寶。


吳秋雲形容那是一種“從生命至暗的時刻,一步一步走出來的衝勁兒”。“連生死都已經面對,不會有比這更難的事”,每每看到,自己也能獲得力量。


不是所有的家長都能釋懷,來參加紀念活動。來參加的人,也並非忘記了傷痛,甚至不能說他們已經走出來了。吳秋雲說,他們只是可以直面這份想念,仍會爲孩子的逝去而哭泣,但也帶着希望,繼續堅強地生活下去。她覺得,這是雛菊之家和這些孩子們給父母最好的祝福。





後記


小胖來之後的幾天,我第一次見到豆豆媽媽。病房裏,吳秋雲正給小胖做記錄,豆豆媽媽走進來,聲音清亮地打招呼,“喲,吳老師燙頭髮啦!真好看!” 她湊過去歡喜地看着兒子,“豆豆你聽平板呢?你那小眼睛,忽閃忽閃的。”


那幾天,豆豆精神狀態好了很多,眼珠能跟着人轉,尾骨處的破潰也好了。大約十天後,豆豆奶奶告訴我和幾位社工,豆豆會點點頭、張張嘴,甚至還會說“好”字了。


大家一窩蜂地跑過去,圍在牀邊哄豆豆:“你說一個‘好’……‘好’……”豆豆只是張開嘴,從喉嚨裏呵出一個微弱的聲音,由於我沒有擠到靠近的位置,也沒聽清究竟是不是“好”。但大家都說,“你聽,他說了!你看有那個口型了吧!”


奶奶露出從未有過的笑容:“今天豆豆長本事啦!會點頭了,張開嘴讓喂水,咽得咕咚咕咚的。問他是不是餓啦,他就點點頭。”媽媽來這裏陪了幾天,就發生了這樣的奇蹟,奶奶說是母子連心。


那是我在雛菊之家的最後一天。後來,我仍然掛念着孩子們過得如何,給吳秋雲打了電話。她說,小胖已經不在了。但值得慶幸的是,豆豆的狀態竟越來越好了。現在他比以前圓潤了一點,能說自己想喫什麼東西,手也能抓握了。


“他會叫吳阿姨了,還能認出來我是誰,當時我都快要哭了。”吳秋雲在電話那頭語氣激動。我又想起兩個月前,大家圍在牀邊哄着豆豆說“好”的畫面。她們那麼有耐心地,滿懷期待地一遍遍重複,好像在教小嬰兒說話一樣。


* 文中除周翾、李偉外,均爲化名。

關鍵人物信息已模糊處理。



作者——— 王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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