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爲“韜定律”發佈後，有老外說這可能是中國的又一個DeepSeek時刻。
它確實展示了一條不同於以往的芯片製造路徑：以前的芯片能製造流程完全依據摩爾定律，通過把晶體管越做越小、越放越多來提升芯片性能，現在的韜定律通過壓縮信號傳輸時間來大幅提升芯片性能，而不是再單純死磕尺寸 。
DeepSeek是最先進的芯片受制於人，華爲是製造最先進芯片的光刻設備受制於人。事實證明，中國AI產業鏈最具代表性的兩家上、下游企業都很能打：你不賣我芯片，我從算法上找新路；你不賣我光刻機，我從芯片內部構造上拓展生存空間。活人不走死路。
一百年前，著名學者梁漱溟曾比較過歐美、中國和印度的文化差異。在他眼裏，歐美文化和印度文化是兩個極端，而中國文化居於中間。
什麼意思呢？他認爲歐美文化更具進攻性，非常樂於並善於改徵服然、改造社會；印度文化則是隨遇而安，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非常“佛系”。
他舉了一個例子：說如果一間屋子漏雨了，住在裏面的西方人會立馬拿起傢伙把房頂修好，而印度人會躺在牀上一動不動，嘴裏還唸叨漏就漏吧，多涼快啊！中國人面對這種情況，可能會選擇換個房間接着睡。
這是梁老先生100多年前的看法，如果他看到今天的中國對於改造自然、發展科技有多麼卷，一定會修正自己的看法。但他當時的觀點至少折射出了中國人的一種思維方式：在面對險境時，活下去是第一要務，不要貪求玩造型。
美國從2018年開始制裁華爲、中興等公司，所以華爲從2020年正式搞自己的韜定律；2022年美國開始限制向中國出口高端AI芯片，轉年（也是DeepSeek成立的年份）又開始限制面向中國市場的降級版AI芯片。這種局面不禁讓人想起上世紀50年末、60年代初老大哥掀桌的歷史。
後來的事實表明，“任何困難都難不倒英雄的中國人民”。兩彈一星終究是搞出來了，今天很多人都在強調“兩彈一星精神”，其實光有精神還是不夠的，還要有方法，或者叫思維方式：就是在極限施壓的環境裏，怎麼找到最優解。這裏就不得不提錢學森先生的“工程控制論”。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際，錢老和夫人滿懷熱忱，收拾行囊準備回國，沒想到被美國政府扣下了，這一扣就是6年，而且禁止他參與任何涉密研究，無所事事的錢老寫起了書，這本書就是回國前一年完成的《工程控制論》。
據說一直以來很多理工科大學生都把這本書視爲天書，其實這本書就不是當作大學教材寫的，大學生讀不懂或者不愛讀也就無所謂了。對於參加過“曼哈頓計劃”等重要科研工程的錢老來說，也許是從自身的經歷對於工程籌劃、實施有自己的理解才寫這本書的，但重要的是，這本書雖然生在美國、但它卻與兩彈一星的命運緊密相連。
當時正值美國麥卡錫主義大行其道的時候，朝鮮戰爭還在進行中，中國還沒有兩彈一星計劃，但錢老知道，中美關係沒有最低點、只有更低點。他看到的全是利空，但他在這本書裏寫下的，就是絕境之下尋找利多。
兩彈一星計劃始於原子彈研發，這個計劃在1955年被提上日程。一開始主要依靠蘇聯提供技術幫助，但1959年蘇聯方面單方面撕毀合同，扯走所有專家和技術圖紙。當年各方面的情況都不好，幾乎是在最難的情況下搞原子彈的。
當時沒有大型計算機，就堆人頭、用算盤計算；沒有精密機牀，就用熟練工手搓元器件。但是，工程控制論的核心不是有一塊錢的能耐就辦一塊錢的事兒，而是用一塊錢辦出別人五塊錢的效果：
一架超音速飛機，機身會彈性振動，怎麼設計控制系統才能不讓它散架？
火箭發動機燃燒本來就不穩定，怎麼用控制手段抑制脈動，防止爆炸？
導彈飛得那麼快，被風吹偏了，用什麼算法能最快、最穩地把它拉回軌道？
錢學森把這些零散的工程難題，抽象成一套用數學描述、分析和設計控制系統的方法。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所有問題都有一套算法提供答案，哪怕某個環節的技術或者配件差些，也能通過系統優化找到最優解。
在DeepSeek橫空出世之前，國內外各種大模型就像一個全能大廚，不管客人點“蛋炒飯”還是“佛跳牆”，都他一個人幹。爲保證“佛跳牆”水平，他必須時刻保持最佳狀態，人累（計算成本高）、爐竈全開。
而DeepSeek的MoE（混合專家） 架構像一個配備了多位專家和一位聰明調度員的中央廚房。洗菜的、切菜的、善於做麪食的、善於做粵菜的……各種專家各司其職，每一道菜都有一個最佳組合來完成。這就是在系統中尋求最佳排列組合，即使某個環節上的師傅（AI芯片）不是最強的，但他們這個組合配合熟練、經驗豐富、效率最高。
“韜定律”最核心的實踐思想是系統性降τ，即構建了一個從器件、電路、芯片到系統的多層級協同優化體系。它不是在單個層面解決問題，而是把整個系統當成一個整體，尋找最佳方案。這和工程控制論中“對一個複雜系統進行整體設計和優化，而不只關注單個部件”的思想完全一致。
梁漱溟對比東西方文化，認爲西方文化強在理智、遜於理性；中國則相反，強在理性、遜於理智。
能夠研究並生產出工具箱是理智強的表現，但大半夜下着雨上房修屋頂會有危險，是不理性的表現；爲了安全起見，屋頂漏點水就漏吧，換個房間睡醒之後雨就停了再上去修也不遲，這是理性的表現，但現實是，家裏確實沒有工具箱。
“工程控制論”輔助兩彈一星計劃的年代，正值中國“屋漏偏逢連夜雨”之際，它在“工具箱”有限的情況下，完成了超級工程的自我優化，也爲後面半個多世紀的各項超級工程（航天計劃等）提供了一種思維方式、運作方式。
今天DeepSeek和華爲手裏的工具箱，要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要豐富、先進。有人說中美AI之爭其實是在中國的AI人才與在美國的中國人才之間的競爭，這至少表明，中國人在理智（科學研究）方面並沒有天然的劣勢。而美國對中國科技領域的各種制裁、封鎖倒逼出了華爲、DeepSeek等頂尖公司，說明理性依然是某些西方人的短板。
梁漱溟當時看到的是過去之中國與西方的文化差異；錢學森當時看到的是未來之中國與西方的較量本錢。同一個大盤，梁老看到的是利空，錢老看到的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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